“权利本位”存疑问题的提出

十年法制建设的繁荣与发展中,法学研究相当活跃并取得了重大成果,而人们对法的理想化期待与法制建设现实的反差,促使法学界进一步审思,竭力从理论上探索问题的症结及解决的途径,这又为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动因。一些法学工作者通过探索和论证得出了自认为唯一正确的结论,即法学应是权利之学,法就是权利,现代法制应以权利为本位,只有坚持“权利本位”才能建设一个合乎理想或至少值得尊重的法律制度,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步伐才能加快,中国实现法制化才有希望。笔者认为:     

关于军事法立法理论问题的思考

军事法制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军事法学是我国法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国军事法制建设和军事法学研究都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82年宪法中第一次规定了在国家体制中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十多年来,我国军事法制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制定了大量的军事法律、法规和规章,成立了中央军委法制局,恢复和建立了军事立法、军事执法与司法、军事     

论“一国两法”

在我们历史地观察现实法制建设的发展进程时,就不难发现,要将基于我国特殊国情的“一国两制”构想变为现实——特殊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就要用一整套法律固定下来,而“一国两法”是其不可缺少的保障。“一国两法”是社会主义类型法律与资本主义类型法律的相互渗透,彼此融合。它的出现及其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冲击,将是促进我国法学及法制建设发展的动力。     

试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它,对于法制建设、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山:“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978年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 ,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 ,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我国军事法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军事法学，是以国防和军队建设有关的各种法律规范和军事法制建设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阐明军事法基本理论问题的一门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近几年来，在党和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推动下，在中央军委明确提出的“依法治军”方针指引下，军事法学的研究逐步兴起，并已初步确立了在我国法学领域中的应有地位。     

对中国“法律信仰”命题的批判

自从1991年《法律与宗教》的中译本出版后,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被形同虚设”的观点被中国法律界学者迅速接受,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我国大多数法学学者认为中国法制建设中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缺乏“法律信仰”造成的,只有建立起“法律信仰”,才能真正实现法制现代化。但也有少数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通过理论分析论证法律是不能被信仰的。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查,法律信仰的命题也是不妥当、不合适的,它既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会导致权力崇拜、专制主义的兴起等严重危害后果。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

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新的挑战 新的起色 新的贡献——庆祝《法学》复刊十周年

瞬息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当我们编完120期,迎来《法学》复刊十周年之际,既为作者、编者辛勤劳动所取得的成绩所欣慰,同时又深感办刊之不易。也许有人会说,当今“反思”这个词太时髦,实有泛滥之嫌。但只要我们面对那一本本刊物,就会不由自主地回预《法学》十年办刊的轨迹和得失,反思也就顺理成章:当我国法制建设初期面临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构法制建设宏图时,《法学》及时展开了“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讨论;当改革和建设的浪潮推向纵深,现代化经济建设呼唤法制时,《法学》适时发起了“经济、法制协调发展”的讨论;当反腐肃贪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能否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轨道,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时,《法学》组织了“廉政建设法律思     

市场竞争机制的法律调整

法行为是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是现实性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必须将法行为置于重要研究对象的位置。 法律研究不能不重视规范。对规范的重视是我国几十年来法学研究的特点,在这些方面法学界也取得了极有益的成果。但忽视对法行为和法律制度现实性的研究,恰好又是过去法学研究的弱点。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法制建设的实践要求克服原有研究中的弱点,要求法学揭示法律调整社会行为的规律并提出提高法律调整效率的方法。我国行为法学正是顺应这种要求而出现的。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 978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所谓的“范失”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迎接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新阶段——纪念中国法学会重建十周年

1992年7月22日是中国法学会重建十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十年来中国法学会在党的领导下,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活跃与繁荣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法学会已经成为拥有十万多会员的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已经成为团结全国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重要纽带,成为党联系法学界、法律界的桥梁,成为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参谋与助手。在纪念中国法学会重建十周年之际,迎来我国改革开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新阶段。在此,本刊谨祝中国法学会和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在新阶段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迈开新步伐,步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为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繁荣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下面特约发表中国法学会会长邹瑜《迎接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新阶段》一文及《中国法学会的十年》,以资纪念。     

在改革中开创法学研究的新局面——新年告读者

<正> 在改革的进行曲中,我国人民送走了一九八五年,迎来了一九八六年。新春伊始,我们编辑部敬向政法战线的同志,向关心和支持本刊的读者和作者恭贺新喜,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同步协调发展,法学研究应当走在法制建设的前头。这是实践证明了的一条真理。当前的情况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引下,改革的洪流以压倒之势滚滚向前,改革的累累成果举目可见。而我国的法制建设,尽管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的前进步伐,仍然跟不上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需要。至于我国的法学研究,由于历史原因,至今尚未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状态,更遑论走在经济改革、法制建设的前面。就拿作为法学研究重要阵地的法学刊物来说,现在全国各种法学报刊虽然已达一百多种,但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普及法律知识的通俗读物(当然,这些都是必要的),而以探讨我国法制建设的新问题、新理论为己任的法学理论刊物,在全国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而且这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理论刊物,出版难,发行更难,它们每年的发行总数,还不及一个畅销刊物每年发行量的零头。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提出什么需要探讨的法律问题?难道我国法制建设中面临的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归本土?

近代以降,西方的法律概念和法学理论随着坚船利炮不断“侵入”中国,并逐步支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教育。在西方法学宰制下,固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也被取而代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和叙述。为了克服西方法学宰制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弊端,真正理解和深刻领悟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性和真精神,很有必要采取“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要用“内在视角”来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固有内涵,又要用“外在视角”来照亮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意蕴。     

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之命运

近现代中国法制以法律比较为起点,并通过法律比较而发展。近现代中国法制发展曲折徘徊之时,也是比较法学低谷沉默之时。近现代中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法学的复兴与繁荣,都是循着法律比较的途径,并在比较法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法律比较对于一国法制建设具有不可或缺性,可以说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建设是共命运的。     

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兼谈“论题学法学”的思考方式

法律体系本身不可能如概念法学所想象那样是一个公理体系,法学有自己的“范式”,这些范式是法律共同体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积淀而成并通过职业教育传授的基本法律理论、法律信念、法律方法以及规范标准等等。实践性构成了法学的学问性格,法学是论题取向的,而不是公理取向的。如果法学家放弃建立纯而又纯的法律公理体系之梦,而将法律体系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那么将论题学的“片段性的省察”与公理学的演绎推理方法结合起来完成法律的体系建构和体系解释,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科学的精神——法学自我批判的灵魂

法学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关系到我国法制发展的方向,关系到我们法律传统的确立等问题。因此,这一课题又是常新的。法制要发展,法律要健全,法学理论就必须不断地更新。本刊笔谈栏将不定期地以“法学的困惑与发展”为题,展开讨论。欢迎法学界、司法界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为发展、完善法学理论、为法制建设作出贡献。     

一本具有开拓性的法学专著——评肖蔚云主编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通过和颁布,是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和世界法律史上的一个创举。肖蔚云教授主编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以下简称《制度》)一书,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一园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问题的法学专著,较全面地论述     

李银河可能错在哪里？——来自法学的四点评判

日前去浙大紫金港校区给法学新生做了一场讲座,主题是“怎样进入法学的思维?”间中谈及我们法律人在进行法律思维时,如果真的像1885年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在萨福克律师协会的晚宴上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个共同准则,那就是法律”的话,那也有可能会踩入法律思维中所可能隐藏的陷阱,这是因为法律本身也可能是“有问题”的——从法学内部立场加以转述,这至少可以说法律也是可能被质疑或被批评为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