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现存问题的揭示与对策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以湖北武汉为中心,迅速向全国蔓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在党的领导下,疫情防控阻击战目前已获得一定成果。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不仅再次揭露了公共危机的特点,还揭示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危机意识较薄弱、法制体系不完备、信息管理不完善和社会参与管理不足等。对此,应及时采取措施:政府层面做好大局建设,媒体层面提供信息支持,社会层面贡献优势力量。     

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合路径与实践逻辑——以H市B社区为例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仅政府在积极行动,而且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也有序参与其中。在社区层面,这些主体相互协作,构筑起了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在政府嵌入下,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体,多方力量联合参与,并在参与防控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合作的危机治理联合体。疫情防控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呈现出参与性、协同性、回应性和规范性的特征,在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提升社区危机治理能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思想政治引领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探究 ——兼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内在逻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致性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和基本规律性;社会的多样性具有不可消解的客观性。结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统一战线凝聚力的考察,未来路径选择要围绕思想政治引领的有效性机制、履职工作的实效性机制与利益保障的基础性机制的“三位一体”,强化一致性引领的有效性;培育多样性的积极因素;营造一致性与多样性交融的社会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全球卫生治理--以世界卫生组织改革为主线

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国际社会遇到的极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不但给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对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构成史无前例的压力测试。作为全球卫生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致力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为全球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者"、全球抗疫合作的"协调者"、全球抗疫薄弱环节的"补位者"以及全球抗疫规范和技术的"提供者"。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通过机构改革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卫生安全形势,优化和提升其全球卫生治理功能。特别是在谭德塞担任总干事后,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该组织"历史上最广泛的改革",将项目规划、应急能力建设、对外关系和治理以及组织规范与标准作为其改革的四大支柱,使其全球卫生治理功能得到显著提升。然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样也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治理功能的不足和局限。国际社会唯有诉诸通力合作、彰显责任担当,共同为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体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运作创造更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新冠肺炎疫情方能尽快平息,全球卫生治理才能真正进入健康的运行轨道。     

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行业协会商会的新定位

在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应当重新定位自身功能。已有研究认为,不同场景下的行业协会商会功能分别受到会员逻辑、影响逻辑、公共逻辑的型塑,但少有文献探讨上述三种不同逻辑融合如何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的常态化功能发挥。文章构建了“行业协会商会在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融合驱动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基于案例研究发现,我国行业协会商会通过组织联盟与数字化改革等方式促进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的融合：坚持以会员逻辑为基础核心,激发各类会员的活力和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公共逻辑为价值主导,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以影响逻辑为有力支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支持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社会治理,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行业协会商会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有利于形成共同富裕社会格局、优化共同富裕治理体系。     

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建构

实现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目标与难点。如何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是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基于治理理论视野,提出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五大机制:推行公共危机治理公民参与的责任机制;建构公共危机治理的公民教育机制;优化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动员机制;建建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沟通机制;建建志愿者及其公民组织制度化参与机制。     

疫情防控视角下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安全领域治理研究

统一战线参与疫情防控充分显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是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必然要求。新冠肺炎疫情给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带来新挑战。从疫情防控的实践来看,针对统一战线在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问题,探索建立集中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主动防范的预警响应机制、加强和改进广泛动员机制、建立应对公共安全危机人才储备机制等,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助力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作用。     

转型升级期的SEZ治理:体制本质、运行逻辑及面临挑战

中国为数众多的SEZ,虽采用各不相同的治理模式,但在本质上大体可以归之为渐弱式市场替代体制,即政府导引下的行政性经济治理.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SEZ的生成与治理依据的是经济的政治逻辑与政治的经济逻辑及其互动,其体制在非均衡性的多重委托一代理运作中面临诸多显在和潜在的挑战.转型升级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需要突破局部理性,基于市场和社会发育状况与需要更新SEZ治理体制,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合理确权赋能,把渐弱式市场体制这种超自主性结构发展成为限度介入式公共治理体制,以确立服务性结构、建立双向责任关系、确保公权力的理性化运作,促进SEZ治理优化.     

疫情防控与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反思——以政府行政管控手段为考察对象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影响,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事件的不利冲击,应当从规范行政税费政策、精益行政审批、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功能定位等四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同美国第四次税改及政府优化改革进行对比分析,为我国政府规制公共危机的手段与边界提供一些现实思考。在此次疫情下,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关系应当是以政府规制为主导责任,以市场的有效调节为辅助,以社会的自主调节治理能力为基地。     

邻避效应向环境群体性事件转化的机理研究——以四川什邡事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方面事业都取得显著成就,与此同时,公共危机事件也呈高发态势,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损失。政府在应对危机事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应急管理体系,健全了体制、机制和法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在公共危机事件风险防控理论研究方面存在很大空间。为此,可以从系统脆弱性理论视角分析公共危机事件生成的机理,探索公共危机事件产生的内在逻辑,为公共危机事件治理提供理论的借鉴。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 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 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 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 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 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     

新媒体时代的警察危机公关研究——以公安微博客为例

基于无线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革命基础上出现的媒体形态称为新媒体。①而微博客已成为新媒体最具影响力的新兴代表,它正以"核武器"式的裂变效应,为社会交往及传播方式带来颠覆式革命。微博客具有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模式双向性、传播方式裂变性聚合性、传播时空即时无障碍性及传播内容多样性的特性。公安微博客作为公安机关公共关系传播的新平台,承载着政务公开、警情发布、警务服务信息发布、舆论控制阵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联动点、警察公共关系传播新模式的功能。其在警察危机公关中的处置策略是:在危机发生前对舆论进行控制;危机发生时快速反应、积极承担责任,坦率真诚回应、保持组织的系统性一致性,利用"光环效应",第三方适时介入;危机发生后要利用微博,安抚人心,对危机处理情况做全面调查评估,查找薄弱环节进行改正。     

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求解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三种理论途径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治理活动中市场神话的确立,公共行政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之中。作为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美国行政学界在这场危机中做出了许多尝试,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三种途径。以黑堡学派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开展了一场重建公共行政的理论运动,试图重建公共行政的宪法身份;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则着眼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方面,试图寻找到公共行政的精神;以登哈特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出发,更新了公共服务的内涵,并试图根据公共服务的概念来重构公共行政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途径都只是对近代政治传统的简单回归,因而无法解决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产生,现在则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的公共行政的身份难题。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仍然悬而未决。     

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论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公安机关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因人为的、社会的或管理的等因素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接连不断,由此导致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日益凸显。由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保障和实现公众知情权,特别是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特点和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媒体必然介入公安机关应对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公安机关为及时有效地应对、管理、处置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能力和水平,履行好公安机关的任务和职责,必须与媒体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人类已进入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和危机业已成为社会常态。如何治理各种风险导致的公共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各类公共危机,必然需要各类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政府还担负着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责任,主要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掌舵性责任、风险预防的前瞻性责任、各方协同共治危机的统筹协调责任以及承担公共危机治理失败的最大责任等。要促使政府尽责,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责任机制。     

网络舆论危机事件中公众失范行为及矫正

网络空间的蓬勃发展为舆论传播开拓了便捷性渠道的同时也带来了舆论危机事件,社会热点问题言论在网络平台传播时被无限扭曲和放大,对网络安全和社会秩序产生极大影响。透视公众在危机事件不同阶段中的心理取向和行为表现,将公众失范行为归结为信息层面的失范行为、行动层面的失范行为和情绪层面的失范行为,并指出矫正公众失范行为,化解网络舆论危机需要加强网民公共理性精神教育并构建网络社会安全阀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