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隔到协同:后疫情时代下城市"双重社区"的韧性治理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采取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多地实现"双重社区"的强制交叠,有效阻断了疫情蔓延,密切了党委、政府与居民的联系,也极大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居民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双重社区"再次面临分离困境,社区治理将重回低参与、低自治状态.在后疫情时期,通过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区自治、健全法治保障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社区的韧性治理,促使"双重社区"良好互动并逐步趋同,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从疫情防控看社区治理再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不仅全面检验了我国社区管理、服务、资源配置及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治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分析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探讨进一步应对社区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非常必要。新时代完善我国社区治理,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社区管理与服务机制、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冠肺炎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现存问题的揭示与对策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以湖北武汉为中心,迅速向全国蔓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在党的领导下,疫情防控阻击战目前已获得一定成果。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不仅再次揭露了公共危机的特点,还揭示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危机意识较薄弱、法制体系不完备、信息管理不完善和社会参与管理不足等。对此,应及时采取措施:政府层面做好大局建设,媒体层面提供信息支持,社会层面贡献优势力量。     

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四重逻辑

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拓展为基于国有企业属性的“属性责任”分析框架，以国网浙江电力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考察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面向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呈现出系统内防控、自愿性公益、执行式参与、主体性治理四类行为，体现了市场属性驱动其履行市场责任的市场逻辑、社会属性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逻辑、政治属性驱动其履行政治责任的政治逻辑、公共属性驱动其履行公共责任的公共逻辑。文章创新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框架，回应了否定国有企业需要履行多重责任的理论质疑，阐明了国有企业需要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履行多重责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优化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环境的政策建议。     

疫情防控视角下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安全领域治理研究

统一战线参与疫情防控充分显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是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必然要求。新冠肺炎疫情给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带来新挑战。从疫情防控的实践来看,针对统一战线在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问题,探索建立集中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主动防范的预警响应机制、加强和改进广泛动员机制、建立应对公共安全危机人才储备机制等,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助力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模式服务效力及其反思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实务模式在防控疫情蔓延、平缓居民心态、链接生活物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志愿者参与途径看,“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实践主要体现为价值取向中的个体主动、从众压力下的群体驱动、基于科层权威的单位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发动的“网格+志愿服务”、注重多元主体协同的混合五种具体模式,并在防疫工作中发挥了各自效力。该实务模式尚存志愿者和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定位分化、志愿服务风险系数高、志愿者疫情防控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推进志愿服务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疫情防控效率,须明晰组织与志愿者之间的合作基础,实施志愿服务的成本收益分析,筛选合适的志愿服务模式,总结疫情防控的基本经验,推动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全球卫生治理--以世界卫生组织改革为主线

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国际社会遇到的极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不但给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对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构成史无前例的压力测试。作为全球卫生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致力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为全球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者"、全球抗疫合作的"协调者"、全球抗疫薄弱环节的"补位者"以及全球抗疫规范和技术的"提供者"。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通过机构改革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卫生安全形势,优化和提升其全球卫生治理功能。特别是在谭德塞担任总干事后,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该组织"历史上最广泛的改革",将项目规划、应急能力建设、对外关系和治理以及组织规范与标准作为其改革的四大支柱,使其全球卫生治理功能得到显著提升。然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样也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治理功能的不足和局限。国际社会唯有诉诸通力合作、彰显责任担当,共同为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体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运作创造更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新冠肺炎疫情方能尽快平息,全球卫生治理才能真正进入健康的运行轨道。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区防疫工作的现状及完善路径探究

随着我国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地突显起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社区通过制订社区防疫方案、开展信息网络建设、消毒隔离工作、组织社区防疫力量、实行网格化和地毯式管理,成为了群防群治和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平台。但社区在疫情防控中仍存在着信息化程度低、新技术应用少、过度防控、缺乏情感融入以及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的问题。因此应当采取应用新兴技术、开展适度防控、融入情感治理、在法律和道德框架下开展防控等措施,强化社区的各项功能,以更好地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统一战线助力抗疫暨服务基层社区治理研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又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及难点。本文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武汉市基层社区治理,客观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冲击与挑战,梳理并列举统一战线助力武汉社区治理应对疫情的代表性案例,从统战理论进社区、统战力量下社区、创新社区统战工作三个方面探索统一战线助力基层社区治理的路径。     

省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李岩走访慰问我院下沉社区党员志愿者

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社院党组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的部署,将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李岩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在抓好学院人员和设施防控的同时,组织发动在职党员下沉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并明确指示办公室为下沉社区的党员志愿者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     

治理重心下沉的困局及其突破路径——以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例

治理重心下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对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治理任务、权力、人员下沉分别呈现从模糊到清晰、从保留到下放、从悬浮到落实的调适过程。治理重心下沉的调适过程,表现出行政体系理性化、权责结构合理化和组织动员高效化的特征。基于此次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提出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在于:党建引领,推进制度化建设;科技赋能,提升网格化治理效能;社会参与,实现多主体协同治理。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而重塑由政府介入、市场参与、组织发展与居民集体行动构成的社区治理新结构则是其要点。政府是引导者、服务者与监管者，提供基础性社区服务；市场是资源的主要供应者，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的补充者与调节器，通过公益服务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社区居民是社区事务的参与者，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在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新治理结构下，依靠法治保障与科技支撑，多元主体民主协商、通力合作，进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构建社会命运共同体和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看,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主要存在多元主体合作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确立、社区自治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应急管理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等一些影响和制约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按照合作共赢、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要求,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命运共同体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要通过建立权责清单制度,调整和优化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要依法确立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尽快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要依法推进社区自治,不断提高城乡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要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努力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要强化应急管理体系和处置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各种重大风险的挑战和考验。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中国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重大考验,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有其独特的现实背景、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冲击下,现有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不足以有效应对新发传染病危机,主要西方国家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减退,而应对疫情的中国模式成效显著。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应该团结互助,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倡导向疫情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这一理念的提出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卫生议题中的处境,提高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参与度,也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超网格化”治理——紧急状态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分析

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之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由社区网格化治理转变为“超网格化”治理。“超网格化”治理形态中三驾马车联动,网格员相互协作,构成“内网”,发挥了服务功能。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参与疫情防控,干部下沉社区,构成“外网”,发挥了管控功能。该社区治理形态能够促进主体间的协作,精准有效地定位居民需求,及时解决居民困难,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凝聚力,这得益于党的强大组织化动员能力与新技术。但紧急状态下也出现社区参与主体之间合作不协调、居民参与不足以及行政化倾向等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市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新时代背景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社会加快转型升级。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际国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微妙。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引发人们对公共安全治理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在阐述市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探讨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公共安全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而从公共安全意识形态、综合性风险评估、风险监测预警、危机应对处置等四个方面构建市域范围内的公共安全体系。     

从应对新冠疫情中探索提升社区党组织战斗力的路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区党组织在贯彻上级部署、严格抓好落实、织密群防群治网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社区党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在"疫情大考"中暴露了出来。社区党组织要以突出政治功能为首要任务,以解决有人办事为关键,以从严抓好落实为主线,以构建新型基层治理体系为着力点,全面强化自身建设。     

风险社会下提升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治理能力——以贵州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关联性的增强带来了人为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包括农村在内的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具有传播性、不确定性等特点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具体呈现。党的二十大指出，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加强农村社会风险研究，呈现社会风险特征及风险之下的社会主体应对方式，能为当下及未来应对突发风险提供借鉴，而以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研究对象则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基于此，本文在探究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以贵州农村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法和访谈法，总结贵州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典型经验，指出疫情防控中存在的不足，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增进民生福祉。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法治政府建设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成立的法律依据为《突发事件应对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行政法律地位相当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封城”、全域静态管理、封控等涉及限制公民行动自由的决定机关应该依法由决定权机关做出或者由有权机关明确授权疫情防控指挥部作出决定。应根据疫情防控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及进一步依法规范疫情防控措施,以促进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