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刑法适用与实践考量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但却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法律防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罪名。依法防控需要从法律适用和实践两个维度,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相关规定。在法律适用层面,需要重点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进行分析;在实践层面,需强调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应注意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操纵证券市场罪的适用边界——以证券法与刑法的关系为视角

以证券法与刑法的关系为视角分析操纵证券市场罪,有助于准确把握该罪的内涵与适用边界。宏观上,应准确把握防范金融风险政策与证券法的修改思路,进而将政策目标融入对该罪的理解与适用;中观上,应重视证券法律规范对操纵证券市场罪保护客体与定罪量刑的影响;微观上,应从证券法及其适用的角度思考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三种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类型,对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实质危害性予以把握,准确认定该罪的故意内容。     

从夏某信用卡诈骗案论信用卡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别

区分信用卡诈骗罪与盗窃罪,应注意把握两罪的关键区别,特别是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不能单单从案件的定性上进行判断,还要结合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原则进行综合的裁判。     

论刑法体系解释方法的司法适用——兼谈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及认定

司法实践中,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应着眼于整体,把握好刑法分则条文之间、分则与总则之间、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刑法与宪法之间的协调统一性。运用体系解释区分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首先要将前者置于扰乱市场秩序罪之中理解,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只有扰乱了市场秩序,才构成本罪;其次,要正确把握两罪之间的法条竞合关系,明确刑法第266条"本法另有规定,依照规定"的司法适用条件;最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应是反映市场秩序特征的合同,利用不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骗取公私财物的,应以普通诈骗论处。     

涉“非典”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一)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我们审理突发传染病刑事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适用依据,统一了司法尺度和标准,对解决当前防治“非典”期间遇到的刑法适用疑难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也进一步完善了法律。为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司法解释的理解,确保涉非典刑事案件的正确审理,现将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妨害公务罪等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和大家作一下粗浅的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治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犯罪活动,保障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现就办理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研究（1）（2001年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论文）

本文是关于现行《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0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研究课题。全文共分7章。分别对传染病危害与防治的历史与现状、传染病防治的中外立法概况、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概念、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量刑和有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法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第一章研究古今中外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和人民群众同传染病做斗争的艰难历程，指出传染病曾经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危害，阐明传染病防治的重要性。第二章介绍古今中外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立法概况，指出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立法是传染病防治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久远而且有待继续加强。第三章论述传染病防治罪的概念，并对中外刑法保护传染病防治管理秩序的发展历程以及必要性作了概要的研究。第四章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犯罪构成特征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这是认识和把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关键，也是全文的重点。第五章是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该注意的问题，阐述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相关犯罪的异同点，以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特殊形态。从而更好地、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该罪。第六章简单论述了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量刑过程中应理解和注意的几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应坚持贯彻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第七章讨论有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问题，主要是对引起艾滋病传播的行为应否规定为犯罪而处以刑罚，以及如何定罪处罚。并对疯牛病防治问题进行立法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治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犯罪活动,保障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现就办理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研究(1)

本文是关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0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研究课题.全文共分7章.分别对传染病危害与防治的历史与现状、传染病防治的中外立法概况、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概念、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量刑和有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第一章研究古今中外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和人民群众同传染病做斗争的艰难历程,指出传染病曾经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危害,阐明传染病防治的重要性.第二章介绍古今中外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立法概况,指出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立法是传染病防治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久远而且有待继续加强.第三章论述传染病防治罪的概念,并对中外刑法保护传染病防治管理秩序的发展历程以及必要性作了概要的研究.第四章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犯罪构成特征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这是认识和把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关键,也是全文的重点.第五章是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该注意的问题,阐述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相关犯罪的异同点,以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特殊形态.从而更好地、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该罪.第六章简单论述了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量刑过程中应理解和注意的几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应坚持贯彻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第七章讨论有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问题,主要是对引起艾滋病传播的行为应否规定为犯罪而处以刑罚,以及如何定罪处罚.并对疯牛病防治问题进行立法探讨.     

《刑法修正案（六）》的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六）》修正了刑法分则的12个条文，并增加8个条文规定了若干新罪，这些修正与当前打击犯罪的要求密切相关。本文从司法适用的角度分析了该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主要修改、补充以及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涉民营企业犯罪案件的刑法适用

综观近年来发生的涉民营企业冤假错案,法律适用错误无疑是重要原因。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在恪守刑法谦抑性理念、合理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准确理解、适用刑法条文,避免过早、过度的刑事介入以及适用不合时宜的罪名给民营企业发展增加不必要的刑事负担。为此,司法机关应准确区分民营企业行为合法、违法和犯罪的界限,准确区分涉民营企业案件自然人、分支机构和企业犯罪界限,慎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不合时宜的罪名。     

海洋发展战略背景下我国海洋刑事立法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区分陆上犯罪与海上犯罪是应对日益增长的海上犯罪、彰显海上犯罪的基本特征和适应海上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由于特殊罪名的适用效果不佳、适用范围有限,一般罪名未能反映海上犯罪的特点,因而它们均不能适应海洋发展战略的需要。现行刑法只适用于我国领域内发生的海上犯罪,而不能适用于领海外国家管辖海域内发生的犯罪。涉海国际公约只规定了海上犯罪的罪名和罪状而没有规定法定刑,对国际法的海上犯罪适用现有一般罪名违反禁止类推原则,也没有体现海上犯罪的特点;不仅适用程序繁琐,而且使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国际法的海上犯罪应转化为国内法的海上犯罪。     

犯罪构成模型论

犯罪构成是立法者依据一定的利益需求与价值观念而将生活中之危害行为加以类型化形成的 ,表现为通过刑法规范所确认的认定犯罪之规格、标准或最低度条件———本文称之为模型。它同构成犯罪的事实 (原型 )是不同层面之范畴。注释刑法学应以刑法条文中静态存在的模型意义上的犯罪与刑罚为研究对象。同两大法系的构成体系相比较 ,在现阶段国情下我国几十年所形成的通说体系具有直观、简单、易操作的特点 ,并无重新构造之当务必要。     

国际航空犯罪法人刑事责任及其国内立法转化研究

2010年《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首次规定了国际航空犯罪法人责任,法人责任以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代表法人实施劫持航空器等国际航空犯罪为要件,法人为此承担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公约对法人犯罪及其责任的立法需要转化为国内法才能适用。世界各国国内法对法人犯罪及其责任的态度差别较大,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刑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刑事责任,德国国内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行政责任,意大利刑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民事责任,我国仅在个别航空犯罪中规定有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我国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立法和理论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可在我国刑法中取消法人犯罪法定化限制,全面规定包括航空犯罪在内的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论疑罪的语境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在个案中具体化时可能会遇到困境。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刑事案件的事实是被事实裁判者创造出来的,评价事实的刑事法律是被解释出来的。作为根据的刑事案件事实认定和作为准绳的刑事法律解释都必然要受到裁判事实主体和法律解释主体主观因素的影响。当犯罪事实认定和适用刑事法律的正确性因为这种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受到质疑时,疑罪问题就会产生,对疑罪问题的研究之关键,在于确定疑罪的语境。刑事司法三段论是定罪过程中的基本推理模式,但因为疑罪问题的存在已经使刑事司法三段论陷入危机之中。在确定小前题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事实疑罪,其中包括客观疑罪和主观疑罪。在确定大前题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法律疑罪。刑法条文中概念的模糊性,刑法理论的竞争性,具体事实与刑法条文的相互作用是法律疑罪产生的根本原因。     

跨境证券犯罪刑事管辖及法律适用探讨

境内与境外的证券市场适用不同的法律监管体制,跨境证券犯罪的跨境特征可能使境内境外对相关证券犯罪均具有刑事管辖权,从而引发刑事管辖冲突。对于跨境证券交易的监管和法律适用,无论是在法律规定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层面,均应遵循“主场原则”。应明确监管职能上的分工以避免适用不同法律法规的混乱情况,应体现最大的监管效能并减少区际法律冲突。跨境证券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归属应充分尊重行政监管原则和考虑前置性法律的适用,并与行政管辖权归属保持一致。跨境证券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归属应考虑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的主要发生地。以内幕交易为代表的跨境证券犯罪的主要行为是“交易”,根据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解决规则,应由交易行为的发生地管辖,按照交易地的刑法对相关行为进行刑事评价。     

经济犯罪的规范解释

在经济犯罪的规范解释中,应当注重对经济犯罪规范进行刑法价值上的独立判断。当某种经济不法行为不具有经济犯罪规范所指向的特定的社会危害性而刑法条文在字面上又能够将该种行为包含在其中时,规范的实质内容应当优先,对该种行为要从实质上进行理解,而不应从形式上理解。当值得处罚的经济不法行为在实质上具有某个刑法规范所禁止的性质、但刑法用语在形式上对其无法予以包含的,亦应当从实质上解释经济犯罪规范。由于经济犯罪规范数量众多,法条大小系统庞杂,所以在经济犯罪规范解释中应当特别关注构成要件的体系解释。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刑罚权的边界:犯罪的定义与被定义的犯罪——对新一轮犯罪定义争鸣的基本态度

刑罚应处罚的危害行为的范围,属于刑事政策的话题。坚持现行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还是将治安违法行为和部分行政处罚行为一并归入刑法中的犯罪当中,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将何种行为定位为犯罪,实际上涉及到刑罚权的边界问题,而刑罚权的运作受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法治模型选择、公权力制约以及法治的适宜性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无论从分权的角度,还是基于法治的判断,乃至文化、国情等维度进行衡量,现行刑法对犯罪定义的基础性界定,仍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罪过形式的确定——刑法第15条第2款“法律有规定”的含义

确定具体犯罪的罪过形式时,不能以“事实上能否出于过失”的归纳取代“法律有无规定”的判断,而应当充分考虑并贯彻刑法第15条第2款“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将某种犯罪确定为过失犯罪的法定标准,是法律有文理规定。根据尊重人权主义的原理,对于法益侵害并非严重的行为,不宜确定为过失犯罪;按照责任主义原理,不能出现某种犯罪只能由过失构成而不能由故意构成的局面;依循刑法的谦抑性原理,罪过形式的确定,不能以其他法领域规定的过错形式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