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精神和制度创新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倍受瞩目的《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税法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立现代法人税制的要求，以统一法律、公平税负、完善税制、促进发展为立法精神和指导思想，在纳税主体制度、税率制度、税基制度、税收优惠制度、反避税制度、徵管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多项制度创新，     

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探讨

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很长过程,终于实现了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立法。对比于现行的内、外资两套税收管理体制,我国新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的税率、税基、优惠税收、纳税主体、征税机关方面等方面都做不明不白统一的详细规定,是我国税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分配正义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

为解决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比例过低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的突出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税收调节在实现分配正义中的积极作用。为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在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的基础上,侧重于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在个人所得税立法中,实体制度建构的重点是完善费用扣除制度,改革和优化税率结构;征管程序制度变革的关键是建立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模式,健全个人收入信息监控制度。应当制定推进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工作意见,加快税收征管法修订步伐。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地区、行业和部分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现象。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劫贫济富不符合个税初衷

随着修改“个税法”的立法程序的启动,有关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偏低导致税负不公的问题,再次浮上水面, 并迅即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因为依照现行起征标准,国库中的“个税”的三分之二来自工薪阶层,从而使“个税”的调节方向出现了严重偏差,工薪阶层也成了个税缴纳的主体,这显然是与“个税”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距甚远了。的确,近年来,“个税”算是所有税种中增幅最大最活跃的税种了。来自新华社的一则消息说,今年第一季度,全     

浅析个税改革的经济影响——以S市X区为例

文章从新一轮个税改革背景入手,通过阐述个税改革中政策调整和征管模式调整涉及的主要内容,并以S市X区作为实证对象,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个税改革在经济角度对财政、居民、企业产生的影响,即,提高个税总收入规模,调节收入分配,减轻居民、中小企业税负,提升生活水平,拉动消费增长,并指出本轮个税改革有利于提高国民纳税意识,对实现社会共同治理起到积极作用。     

论环境税法的功能定位——基于对“零税收论”的反思

环境税立法的难点之一在于功能定位。由于拘泥于过时的理论和经验,误判中国国情和各国立法趋势,否定环境税法收入功能的观点在一定范围内比较流行。然而,从加速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国语境考虑,收入功能值得认真对待。环境税法应明确规制—收入二元功能定位,为环境保护以及发展方式转型、税制优化、分配公平提供制度性契机。这一考察有助于深化税法学中关于租税本质与功能的探讨。     

社会公平——税务律师的时代使命

目前,我国税收制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加快财税改革和完善财税立法,已成为决策层的聚焦点和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这一目标要求中国税收改革和税收立法要凸显税收调节分配功能．更好地公平税负,保护公民财产权,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经济法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我们应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意大利推出新税改法案

<正>意大利议会近日批准有关税收改革的法案（下称“新税改法案”）。该法案规定了税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包括降低税负、提高税收遵从度以及优化涉税诉讼制度等。推进税收改革意大利此次税制改革的一大亮点是，从2024年开始采用全新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将固定税率推广到企业雇员群体，使他们能够切实享受到年度收入的增长，以实现“统一税”（2027年大选前采用15%的统一税率）的目标。     

弱者的“对”与“错”:税法分配税负的理论和原则

税法可以根据基于牺牲理论的量能原则、基于成本理论的受益原则或者基于能力理论的量能原则分配税负。根据基于牺牲理论的量能原则和基于成本理论的受益原则,当弱者需要公共物品才能实现法定权利、而自身又无力承担税负时,强者可以拒绝承担纳税义务。努力工作却不幸沦为弱者的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理应在其他社会成员的帮助下享受平等权利,这是社会正义的应有之义。鉴于税收在本质上是向社会成员分摊的公共支出,而基于能力理论的量能原则使社会成员依社会正义要求按经济能力强弱承担税负,更具现实可行性和客观可测性,其应当成为我国税法制度设计向纳税人分配税负时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受益原则可以被用于限制税法中额外增加或减轻个别纳税人税负的规则,避免弱者追求超越实现平等权利必要的政府支出。     

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公平性的若干思考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并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改革途径主要是：建立分类制与综合制相结合的个税模式并逐渐向综合制模式转变，以此改变现有分类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在费用扣除制度的设计上应当坚持公平优先的原则，对高低收入人群所负担的多少应当有一个适当的扣除额，而不能一刀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要符合世界各国降税趋势，按照我国社保程度的实际状况加以改革；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改变目前课征范围主要采用的列举式，改用排除法，增加“附加福利”和“资本利得”，并对居民、非居民纳税人的认定标准重新定义；建立纳税人整体诉讼制度，充分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避税行为法律评价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避税现象日益引起税收界和税法界的关注。比如我国税法原规定“三来一补”企业初办三年内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这一规定的立法意图是针对新办企业起步时财务困难而给予税收优惠，而实践中一些纳税人却利用这一规定，不断地换牌设厂以谋取三年免税。又如某些跨国企业集团在内部交易中进行转让定价安排，当卖方所在国税负高于买方所在国税负时，交易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进行；当卖方所在国税负低而买方所在国税负高时，交易价高于市场价。这样，集团整体利润中，更多的部分承担了较低的税负，而较少的部分承担了高税负，企业集…     

我国环境税立法的“三维”审视

我国的环境税立法应体现和回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从当前推进改革、法治与发展的背景加以审视,有助于发现环境税立法尚需解决的诸多问题.从改革维度看,环境税立法作为“费改税”和税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其价值或必要性并非限于获取收入,更在于通过规制解决环境问题;从法治维度看,在税种名称、立法宗旨、课税要素和税权分配等方面,环境税立法还需要明晰和优化;从发展维度看,环境税立法尤其应体现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理念,唯此才可能实现其“双重目标”和“双重红利”,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论我国以环保税法为主体的绿色税制体系建设

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阻碍,利用税法调解改善环境成为助推国家绿色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我国当前环保税收制度中存在的主体税种缺失、相关税种先天不足、税收优惠形式单一、税费重叠等问题,无法有效发挥调整环境的作用.我国环保领域税收立法应采取“伞形”结构,即建立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相关税种为辅助、环保税收优惠为补充的绿色税收体系,以期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制度依据.     

扣缴义务人责任研究：类型化与反思

税法上扣缴义务人未完全履行扣缴义务，脱法扣缴行为随之产生，扣缴制度的立法目的成空，追究扣缴义务人责任是为必然。依现行税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不仅将视情况承担“补缴、追缴”，“限期改正、责令改正”、“刑事处罚”等主责任，而且需承担“滞纳金”，“罚款”或“滞纳金与罚款”等一并使用的从责任。责任形态的复杂性和现行税法的诸多缺陷，导致扣缴义务人责任实务运用极为混乱。要想从源头上解决此问题，必须对扣缴义务人责任进行多维定性，以扣缴义务人基本权利的行使作为扣缴制度财政目的的边界，以财政目的的实现作为扣缴义务人义务履行、权利行使的边界。     

回归民法体系的民事客体层级理论

民法典总则规定民事客体制度具有合理性，其关键在于民事客体制度的“公因式”体系特征，这既是深入认识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的需要，又是正确处理繁杂的民事客体理论和应对民事立法的前提。从有体物等原始客体到履行行为再到民事权利，民事客体在民法体系中发挥着衔接作用，体现了作为总则制度所具有的体系共同性的立法技术特征。而如何在民法总则中规定民事客体制度，则是继民事客体层级理论之后必然面临的问题。     

论“发展导向型”的税收立法

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化和税收法治建设的进步,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导向的税收立法日显重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导向型”的税收立法应融入协调、永续和共享等发展理念,并通过税种和课税要素的变动实现制度调整,以更充分地保障各类主体的经济发展权,这对于解决以往“收入导向型”税收立法带来的诸多问题、促进“发展法学”和税法学研究的深化、实现税收法治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遗产分割中的归扣制度

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关系发生。此时，除确定继承关系的主体——应继的继承人外，确定继承关系的客体——应继财产的范围也成为一大重点，尤其是被继承人死亡前与继承人之间所为的物的赠与，于继承时该如何分配，实为一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归扣制度。所谓“归扣”，又称为“如除”、“合算”、“冲算”、“扣减”，是指被继承人对于继承人为其应继份额之预付，为赠予或遗赠，于算定其现实之应继份时，应予以加算或扣除之制度。而我国现行《继承法》对此没有规定。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继承法》的漏洞，应该加以补充。本文拟对归扣制度作初步研究，并结合国外的立法例，提出构建我国遗产归扣制度的具体设想。     

玩忽职守罪的修改与完善

玩忽职守罪的修改与完善侯健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收入项目按特定办法和税率课征。此外，它还有稽征方便、有利于减少偷漏税的优点。２．进一步扩大税基，规范税前费用扣除制度。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虽然扩大了税基，但还不够，应根据经济生活的发展，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