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中的故意与过失

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解释说:“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根据以上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属交通肇事罪的一种严重情形。但笔者认为,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不应按交通肇事罪处理,而应定故意杀人罪,属不做为的间接故意杀人,理由如下:一、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在主观心理态度方面是放任的心理态度。…     

交通肇事逃逸问题实证分析报告

交通肇事逃逸在交通肇事罪中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有三种情况,一是作为定罪情节的逃逸;二是作为加重情节的逃逸;三是致人死亡的逃逸。这三种逃逸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本文结合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09-2011年受理交通肇事案件的情况,对交通肇事逃逸情节的认定以及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浅析交通肇事罪的转化犯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是有关交通肇事罪转化犯的规定。该条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由交通肇事罪向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转化。但该条由于对先前交通肇事行为界定的含糊(先前行为是指一切交通肇事行为还是仅指交通肇事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在罪数的认定上造成了不同的理解,影响了该条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笔者以此为契机,将对交通肇事罪转化犯规定的缺陷进行详尽的阐释,并最终提出完善建议。     

交通肇事罪中的“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车”的理解与把握

根据200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这是交通肇事罪的一种特殊成罪情况。不同于机动车辆驾驶员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典型情况,这里被列入交通肇事罪规制范围的行为并非直     

船舶碰撞事故处理如何适用交通肇事罪

<正>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主要适用于陆地道路交通,其一系列规定基于机动车驾驶特性。当船舶基于过失发生碰撞事故时,如果构成重大事故,司法机关一般通过学理解释、扩大解释的方式,认为水上交通肇事也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追究肇事者及主要责任者的刑事责任。然而,船舶不同于车辆,其行驶水域范围更广,操作也更复杂,两交通工具的特性显然不同,具体应当如何管辖和处理,值得研究。     

正确适用法律 严惩交通肇事犯罪——《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近年来,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依法惩处交通肇事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这部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正确适用法律审理此类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司法实践中,应当着重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根据国务院于1988年3月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四条有关“凡在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行人、乘车人以及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及完善

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对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进行了详细的规定,2000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做出了相对更加具体的规定,但刑法学界对于《刑法》以及《解释》的规定有着广泛的争议。本文通过对学界的争议问题的简单说明,分析了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单独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的建议。     

论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后的逃逸与因逃逸致人死亡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具体内容,但并没有对＂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虽针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但并没有达到统一分歧的效果,因此,在刑法理论界,这两个问题的内容和性质依然是值得讨论的。本文从最基本的主客观方面和法律性质入手,通过剖析和比较,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阐释和界定。     

论交通肇事逃逸中的共犯问题

一、现行刑法的规定及评价《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     

论交通肇事罪之"因逃逸致人死亡"

刑法理论界对逃逸致人死亡问题争议很大,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其实质是交通肇事和遗弃致人死亡行为的结合,本文拟就交通肇事罪的"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展开探讨,以期对本罪有新的、全面的、准确的认识。     

我国刑法应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

当下,交通肇事后肇事者逃逸现场的现象有增无减,这给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刑法典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进行独立的刑法评价,成立驾驶交通工具肇事逃逸罪。我国刑法典将逃逸行为依附于交通肇事罪,然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有自己独立的罪质,理应对其独立犯罪化。我国刑法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使逃逸行为脱离交通肇事罪,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     

论交通肇事犯罪人的特点及刑事责任

交通肇事犯罪人属于一般自然人主体,具有与传统犯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交通肇事犯罪人在主观上是过失心态。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加重处罚情形,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共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特殊处罚情形,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遗弃被害人的,应当按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应当从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犯罪学理论三方面入手,加强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预防和惩处,有效防止交通肇事罪的发生。     

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与交通过失犯的成立

交通过失犯的本质应是结果回避义务,判断该义务之有无应以预见因果关系为内容的结果预见可能性为前提;注意规范保护目的是判断此种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理论,只有当行为人违反了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而致损害法益结果发生时才能成立交通过失犯。注意规范保护目的是以作为刑法规范下位规则的交通法规为基础的可普遍适用于交通过失犯的判断标准,它属于交通过失犯中的违法要素,使用它无须通过客观归责理论。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能合理限定交通过失犯的成立范围,有效克服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以交通事故责任书直接作为刑法上交通过失犯成立依据的不妥做法。     

论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

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同时符合直接责任条件和主管人员身份条件。单位犯罪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积极地直接实施单位犯罪行为并对单位犯罪起主要作用的单位成员。《刑法》第31条实际上是否定所有单位犯罪部分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排除规则。     

交通肇事罪也可以是故意犯罪

“逃逸”的本质是遗弃,交通肇事后逃逸所构成的交通肇事罪属故意犯罪,而非过失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以交通肇事罪共犯论处的司法解释并无不当。交通肇事罪既可由过失构成,也可由故意构成。没有必要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     

刑事责任地位比较研究

我国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后果，具有静态性，无法反映可谴责性成立的过程，这是由二元分立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决定的。大陆法系刑事中，责任的概念与犯罪是同一的，责任以犯罪成立的方式存在，责任的罪责要素贯穿于犯罪成立的三个条件中，责任塑造了犯罪构成，因此责任反映出可谴责性成立的过程，其过程性、动态性特征尤为明显。这是由西方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决定的。在犯罪论体系重构以及中国义务本位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刑事责任研究的思维进路必须被改变，使得对其研究进入真正的问题域，从而改变刑事责任在刑法中地位弱势和内容空洞的状况，祛除没有学术价值的无谓争议。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若干疑难问题解析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一个渎职罪。从立法规定看,本罪的实行行为表现为滥用职权行为或者玩忽职守行为。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是本罪的渎职结果,其与行为人的渎职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承担本罪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尽管立法没有对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作出明确规定,但其并不是复合罪过形式,仍然是单一罪过形式,因此,在具体处理案件时,应结合其实行行为来确定行为人的罪过形式。     

指挥官刑事责任基本理论

指挥官刑事责任是指挥官因为其下级实施了犯罪而应当承担的一种共犯责任。该理论在20世纪随着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而逐渐形成,并在当前主要的国际刑事法律中得到了体现。要追究指挥官的刑事责任,必须证明三点:具有上下级关系;上级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下级的罪行;上级指挥官未能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阻止犯罪或者惩罚罪犯。但是,无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上,人们对这个原则还有不同的认识与做法,一个科学、合理的指挥官刑事责任理论体系还有待建立。     

意大利企业合规制度的全面解读及其启示

意大利是较早建立企业合规体系,法治经验相对成熟的国家。第231号法令跨越意大利《宪法》第27条的障碍,规定了判断企业责任的主客观标准,将企业责任建立在组织性罪过基础之上。企业免责的唯一途径是构建有效合规计划。如果企业能够证明在犯罪发生之前已采用并有效地实施了组织、管理和控制模式,则可以免除责任。该法令实施20年来,通过持续性革新,将反腐败合规计划由公共机构扩展至私营企业,规定合规计划中辩诉交易的适用条件,引入配额制的经济制裁手段,实现了自我完善。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刚刚起步,应当重视企业刑事合规的法治化,明确单位犯罪的归责基础,单位犯罪治理应当由事后惩治模式向事先预防的企业合规模式转变,立法上应当增设配额罚金制和褫夺资格处罚,以建立相对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合规制度。     

关于“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通说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不构成犯罪;同时,教唆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犯罪"构成间接正犯,对其也可以适用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从重处罚。这种观点一方面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不构成犯罪,另一方在他人教唆的情况下,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却又可以实施"犯罪,"这种解释显然无法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