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产生的时间

我国学者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研究侧重却各有不同。在论证经济法产生的时间问题上,应将经济法产生的基础与其产生的标志相结合,在准确判断其产生标志的基础上,再结合当时社会背景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即经济法以经济法律部门为产生标志。当经济法律规范发展到一定程度,各国发挥主观能动性,出台系统化、体系化的经济法律文件时就标志着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纵观历史长河,最符合这一特征的时代就是资本主义时期,即:经济法产生于资本主义时期。     

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

中国法律信仰论试图通过唤起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来树立法律的终极权威,进而寻求对中国法治精神维度的型塑,这一目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然而,中国法律信仰论者所作的是一种文化移植论式的寻求,并只就法治本身讨论信仰问题,这导致其理论存在巨大的内在悖论:第一,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第二,背后预设的是一种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走向了与法律实证主义的隐性合流;第三,文化虚无主义的背后可能是更为彻底的法律工具主义。要超越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更为深广的语境和问题视野下,进行法律信仰的再造。     

法律技术概念刍议

关于"法律技术"的概念,学界尚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法律技术"一词很早就在学界使用,很多学者将法律技术称为法律方法,但本文主张二者是有区别的。法律技术专门解决法的有效性问题。法律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其本身就是价值的技术化。法律技术虽然随着法律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两者并非总是保持一致,法律技术具有有限性。关于法律技术的外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定中的技术,即立法技术;二是法律适用中的技术,主要是司法技术,对法律技术的研究对法律学的科学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需要法律人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追求。     

法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

法经济学作为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其边界应该是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由于忽视和否定经济的法律分析,波斯纳创立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范式在为繁荣法经济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了极大的误区。就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和提高人们的福利而言,经济的法律分析比法律的经济分析更加重要。重新繁荣法经济学研究,必须进行经济的法律分析。     

自省法学范式下中国法律秩序建构

中国法制建设正在遭遇法律“物象化”现象。一方面，法律秩序的“物象化”意味着法律越来越具备形式性与体系性特征；另一方面，法律逐渐脱离了民众的日常经验。转型期社会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既要追求法律的形式性和规范性，又要保持法律的实质性和开放性。如果忽视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共时性结构”，无论是传统的法社会学路径还是法经济学路径，均无法真正克服法律“物象化”带来的弊端。中国法律秩序在未来建构过程中，法律决定的正当性结构应当体现为“物象化”与“世俗化”的相互交错，即法律的形式化与实质化、规范性与认知性的相互统一。     

论西方史上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演变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命题,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一直被讨论。在漫长的西方法学发展史上,形成了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以及社会法学派,其各自对法律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都有各自不同的见解。本文立足法律与道德的基本命题,以西方法制史上三个不同法学派的观点为依据展开研究、进行批判,以明晰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的关系及演变。     

制度变迁中的法律人视野

法律人促进法治 ,但调查表明 ,由于其可能的视野局限 ,法律人也可能成为制度良好变迁的阻力主体。相对于非法律人而言 ,由于其对法律形式逻辑的过度偏好 ,对社会现实认识的忽视 ;对公平、正义的过度重视及对效率的忽视 ,尤其对法经济学等务实的工具和视角的偏废 ;对法律功能的理想化的理解 ,对法律工具的过度偏好 ,而形成一种法律的惯性思维 ,从而排斥其他的视角和工具 ,导致相对短视。为确保良好制度变迁的及时、有效实现 ,法律人应该拥有更宽的视野。这要求其必须在超越部门法学的基础上 ,掌握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等研究制度变迁的最基本工具 ,并对社会现实有一个深入、客观的了解和把握。这对于立法、法学研究和法学教学中的法律人都相当必要。     

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特征与功能

法律逻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当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与普通逻辑学不同的特征和功能。本文从应然的角度,重新界定法律逻辑学的含义,即法律逻辑学是研究法律思维主体在法律领域运用逻辑方法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科学。从这一界定出发,根据我国现实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运作的实际状况,以及法律思维主体在法律运行中运用逻辑方法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思维过程,深入探讨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特征和功能等问题,以试图回答法律逻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     

法理即法律原理之解说

自清末民初以来,将法理解说为法律原理就成为法学界的通例,但其界定方式则有四种:一是径直以法律原理定位法理;二是将法律原理、法律原则并列来定位法理;三是将法理视为由法律原理推导出的法律一般原则;四是认为法理是指法律原则,但包括法律原理在内。法理和法律原理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必然: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应有其存在和运行的原理,法律自然也不例外;法律作为人类的伟大创造,自身即蕴含着追求正义等法律价值的法理;法律的价值观念虽因时代、地区的不同而会有所差异,但其中的基础法理却不受时空影响;对法律的分析和研究舍法理之外别无他途。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将法理界定为"在综合各种法律现象的基础上,由学者所抽象并为社会所认同的有关法律基础、法律根据、法律判准、法律渊源的基础性、普遍性原理"。同时,法理与自然规律、社会价值、内存于法典和单行法律中的法律原则以及事理、情理等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混淆。     

论道德在法治中的地位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法学范畴内倍受人们关注的话题。道德的多元化导致了法律规范的产生,也使得相容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历史表明道德在法律体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决定了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也不能忽视道德建设。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一种重要途径,但它只是在立法层面上解决了问题;法律的道德化可以使得制订的法律被自觉、良好地遵守,从而真正实现法治的要求。     

涉外合同中的法律管辖

一、法律管辖的误区： 　　新《合同法》取代了《涉外经济合同法》，这一事实使得很多人误认为新《合同法》自然成为规范涉外合同的实体法，而且由于国内经济交往不涉及确定适用法律问题，国内一些律师往往会形成一种忽视程序法的思维定势，即使考虑到适用法律的问题，也往往以为，由于其参与的涉外合同的谈判、订立乃至履行都是在中国进行，即便合同双方在合同中没有选择适用法律，根据“最密切关系”原则适用中国法律，即新《合同法》，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结果与这种认识往往是背道而驰的。首先，“中国法律”如何…     

论权力与权利的一般关系

在某种社会关系中,权力是一方当事人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促使受权力管辖的另一方当事人服从前者意志的力量;而权利则是一种被认为正当的权力.权力与权利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权利的具体类型与内容都要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如果权力要稳定地存续下去,就需要向权利转化.在法律活动中,由法律所规范的权力已经转化为法律权利.法律关系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计算机法律信息检索与计算机法律专家系统——理论与实践

<正> 一、各国法律信息检索概况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好多法系,这些法系的法律渊源多为成文法或判例法,如何从这些法律渊源中检索出解决具体法律问题所需要的法律规定或判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问题。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法律信息的急剧膨胀,这一问题便变得极为复杂了,在成文法国家,经济的发展使国家必须有效地行使其对经济的管理职能,为此,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数目与日俱增,内容日益庞杂。同样,判例法国家在工业高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即有关产品责任、公害、侵     

《律师法》施行对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一、《律师法》施行对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影响第一．犯罪嫌疑人抗拒侦查的能力可能会增强。因为，律师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和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以与犯罪嫌疑人会见，而且这种会见是不被监听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更加及时、广泛地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并就一些法律问题更加深入、直接地与律师交流．对照自己的行为，在内心深处权衡利弊得失，一部分人避重就轻甚至推脱罪责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尤其是在主观故意方面会增强辩护性，强调其主观无罪过。     

关于“职务与非职务”制度的思考

<正> 激励科技人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激发科技人员技术开发的创造力,是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发展,支持经济长足的基本对策之一。而改善发明创造的法律环境则是激发科技人员发明创造活力的基本措施。发明创造的法律环境,主要包括有关发明创造的立法、司法及普法,守法,尤其是关于"职务与非职务"的法律制度。狭义的发     

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     

以人为逻辑起点的法学研究及其知识目标

研究是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系统方法,这意味着研究必须采用学界公认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来进行。法学研究也不例外,它是为获取有关法律的新颖性、可靠性知识,采取系统的、有规则的方法进行的一种智力创造活动。法学是人学,法学必须以人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人的模式”的建构,提炼出“法律人”这一核心假定,从而就人的行为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予以研究。在研究目标上,一是要强调法律知识的新颖性,即通过法学研究所产生的新知识能够占领制高点、填补空白点、深化聚焦点;二是要强调法律知识的可靠性,即相关的新知识能够言之成理、言之有据。对于法学研究结论的检验,可采取以理论检验理论、以事实检验理论、以规范检验理论、以逻辑检验理论等检验手段来予以完成。     

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的新特点

<正> 在现代英美公司法中,董事的法律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判例法所确认的董事法律地位的新特点。这是现代英美股份制经济所呈现的发展趋势对于英美制定法和判例法所提出的必然要求的一种反映。在现代英美公司法中,董事的法律地位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董事对公司事务享有一般性管理权,董事之越权为有效以及基于“商事判断规则(原则)”之适用,董事对公司的民事法律责任可予免除等三个方面。 一、查事一般性管理权的取得 传统的英美判例法认为,董事在公司中居于双重法律地位,即一方面是公司的受信托人。一方面是公司的     

欧共体竞争法中的知识产权

一 绪论同一般财产权一样，知识产权最重要的特点是专有性。即未经权利人同意，任何人都不得使用专利或者有着保密措施的技术秘密。正是因为这种专有性或者排他性，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才可能通过其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地域内就某种产品的生产或者销售取得垄断地位，进而获取垄断利润。这种状况说明，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以及版权的法律保护与竞争法之间存在着矛盾。即一方面，知识产权所有人因为在发明创造工作中付出了劳动，他们有权通过其发明创造或者知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甚至垄断地位，而且也应当有权通过…     

论作为行政诉讼法基础概念的“行政行为”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以含义宽泛的"行政行为"概念取代了"具体行政行为",使其成为统领行政诉讼法全部条文的基础概念。这将对我国行政行为法学研究和行政诉讼法的适用形成较大影响。就理论研究而言,法定行政行为的泛化将导致作为学术用语的行政行为的含义进一步稀薄,行政行为这一概念存在被虚置的可能;就行政诉讼法的适用而言,行政行为的宽泛界定一方面会促成由审判法官来完成区分审理对象、选择适用相关法条的局面,增加法官在个案中选择适用具体法条的负担,而另一方面也可能进一步提升学术研究对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实践的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