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贸条约中知识产权透明度规则的扩张及中国应对

相比于《TRIPS协定》,当前影响力较大的FTA的知识产权章节所反映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体现出了明显的TRIPS-Plus特征,其中的透明度程序性条款及知识产权实体性条款中的透明度要求亦反映了该趋势。从内容上看,《TRIPS协定》关于透明度的规定较为简略,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国际贸易及投资中各国的信息需求,FTA对公布的方式和公布的时限以及参与的主体作出了更为细化的规定。从条款的约束性上看,FTA的知识产权透明度规则更具灵活性,RCEP的透明度规则还进一步加强了条约的执行力。从FTA知识产权透明度规则的对比上看,发达国家主导的CPTPP的知识产权透明度规则更为细致且约束力更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一双边FTA中不合理的知识产权透明度义务将加重我国的负担。从透明度规则本身的发展趋势看,知识产权透明度问题未来将因知识产权与国际投资的紧密联系而受到更大关注。对此,我国应当进一步明确透明度规则要求公布的信息的范围,遵守FTA义务进一步提升信息透明度,同时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共同同意原则之下的信息交换。     

中美贸易战视阈下知识产权保护“超TRIPS标准”发展趋势探究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发酵,国际社会争议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问题日益突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施压,逆全球化思潮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同时现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规则的困境催生了"TRIPS-Plus"的发展。西方国家在寻求采用比TRIPS协定要求更高的保护标准,而发展中国家需认真对待和审慎为之。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探讨"超TRIPS标准"的内涵、表现,以及梳理其历史发展演变,探讨其内在原因及可能的发展趋势。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在"超TRIPS标准"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解与主张,但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在知识产权领域,无法脱离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与大背景,无法回避"TRIPS-Plus"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国际社会各成员应坚持合作共赢,共享知识产权价值,共同理性面对知识产权保护的"TRIPS-Plus"发展趋势。     

警惕“知识产权滥用”扩张解释

不久前,笔者在与一位知识产权实务界的朋友交谈当中,首次听到"知识产权泡沫"这样一个新生名词,细细品味,感到其中确实蕴含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且知识和经济同样快速膨胀的情况下,"泡沫"终于也挤进了知识产权之中,其表现也包括目前被学术界谈论比较多的"知识产权滥用"话题.     

“入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法大修订(之一) 天才之火与利益的薪柴——《专利法》修订纪实

2001年11月11日,中国签署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有关协议。2000年8月至2001年10月,正当中国在“入世”道路上作最后冲刺之时,先后修订了三大知识产权基本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这一系列修法行动完成于“入世”前夕,决非历史的巧合。纵观WTO的各项协议,商品贸易规则、服务贸易规则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构成了三大基本骨架,其中,与知识产权保护直接对应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中国对三大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全面修订,实际上正是为了回应WTO规则的要求,或者换言之,正是通过这场重大的修法行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TRIPS全面接轨,赢得了一张加入WTO所必须的“入场券”。为了让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的修订情况,本刊特邀长期采访国家立法机关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阿计撰写了系列立法背景分析报道,从本期起连续三期分别予以刊发。     

“信息产业WTO相关问题培训”在京举行

我国已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标志着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方面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知识产权保护是WTO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贸组织的三大支柱之一.无疑,加入WTO于我国是机遇与挑战并重,在这一新形势下,如何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运用新规则,遵循统一的标准,积极地、自觉地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呢?这是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文证审查”概念辨析

正"文证审查"这一概念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所独创[1]。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早提出"文证审查"这一概念的是1988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1997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虽然没有使用"文证审查"这一概念,但涉及到了文证审查的相关内容。依据《细则》和《规则》,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对办案中涉及的各种法医鉴     

法制全球化下中国知识产权规则的变革

法制全球化已经在经济全球化的促动下加快了其演进的步伐,经济的互联促生了各国之间法律的连结与互动,乃至融合。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这种背景中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方式,这是中国知识产权规则在法制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入世以来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以法制全球化为研究背景,从知识产权全球化角度出发,探索中国知识产权规则在这种内外均受到冲击的态势下所面临的问题,并对相应的问题做出剖析与研判,以期能对中国知识产权规则在全球化体系下的完善有所裨益,使投资者之相关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的演进

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的演进与全球化的演进历史同步,地方化的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地方主义是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的两种形式,国际保护条约体系的形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向我们展示了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的演进轨迹。     

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的启示

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极力推进本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并且使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变革。近年来,美国、日本、欧洲均在推行其知识产权战略。美国在2002年出台了“21世纪战略规划”,旨在建立以市场为先驱的知识产权制度。欧盟也在逐步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以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益,并保障欧盟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2002年日本相继出台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和《知识产权基本法》,将其“技术立国” 的     

重构“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理基础

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引发了对现行抽逃出资规则的普遍质疑,也进一步强化了以"侵占公司财产"取代"抽逃出资"概念并追究抽逃出资股东侵权责任的改革动议。然而,从公司财务结构看,股东抽逃出资包括侵占公司财产与增加公司负债两条路径;诉诸于侵权法更忽略了禁止股东抽逃出资是公司法最古老的理念以及资本维持原则的核心要义。由于我国《公司法》缺乏股东—公司间资本性交易的规则框架,导致最高法院抽逃出资司法解释的不周延;它与《公司法》下分配规则的疏漏交织在一起,共同造就了实践中抽逃出资问题的困境。摆脱困境不在于抛弃抽逃出资概念或诉诸侵权法,而应重构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基础。     

“互联网条款”对于新类型网络服务的适用问题——从“通知删除”到“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

"通知删除"规则率先确立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侵权责任法》"互联网条款"将其扩展为"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并使其广泛适用于一般网络侵权领域。《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又有相应的规定。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迅速发展,新类型网络服务层出不穷,在适用"通知删除"等规则中不断产生新问题和新争议。除另有特别规定外,新类型网络服务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的"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其中"必要措施"的界定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必要措施"的妥当性取决于与特定网络服务的匹配性,可以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具体情形,以利益衡量的方式确定相应的具体措施。个案中应当根据新类型网络服务的特性以及产业发展需求等情况,合理权衡特定网络服务与"必要措施"的适应性,妥善确定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     

用知识产权对“傍名牌者”说不

2016年初夏时节,卖冰棍的冰柜成了街头的一道风景.《法律与生活》记者在北至北京海淀、南至江西鹰潭等地发现,各种“东北大板”冰棍早已上市. “30％以上的‘东北大板’是假冒品.”说这话的人是红宝石公司常务总经理赵国东.为了狙击“傍名牌者”,红宝石公司又开辟了两条路径捍卫品牌:一条是通过注册一系列商标等手段维护知识产权,另一条是通过诉讼进行维护知识产权.     

中美知识产权“刑事门槛”争端的法律问题

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问题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DSB)以寻求解决。这是DSB受理的第一起就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问题所引发的争端。本案的争议核心是如何解释作为"刑事门槛"的《TRIPS协定》第61条所规定的"商业规模"。通过DSB解释实践,可以看出,"商业规模"的解释主权应属各成员所有,但解释边界受《TRIPS协定》第61条相关条件的限制,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机制符合《TRIPS协定》,没有必要继续下降"刑事门槛"。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的施压应由单纯要求"降低刑事门槛"转变为"如何在降低正版产品的价格情况下加大对盗版的刑事打击力度"。     

《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的“表”与“里”

通过对《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最终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ACTA在促进知识产权国际执法方面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发达国家隐藏在ACTA背后的阴谋,同时能够合理地预测ACTA的实施可能带来的若干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思考知识产权执法国际协调的适当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框架内宁夏回族“山花儿”的知识产权保护探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44条进行原则性规定。通过对该法第44条解读,分析了知识产权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决条件。宁夏回族山花儿是首批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族艺术瑰宝,知识产权保护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之一,主要的路径包括著作权保护和商标权保护。     

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动向及我国的应对

发达国家制定的《反假冒贸易协定》已于2011年11月1日生效,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设置了新规则,由于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密切联系,使得该规则将对我国国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在对《反假冒贸易协定》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该协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新动向,进而提出中国在此问题上应有的立场和应对措施.     

“商标近似”司法鉴定中的“技术边缘性”分析

我国司法部2000年1月1日实施的《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的规定,将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技术争议问题纳入了知识产权司法鉴定的范畴。而“商标近似”的认定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包含并符合了作为一个知识产权争议所需求的司法鉴定的内涵;其既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也是一个含“有非技术性介入”的技术边缘性的问题。因此,对“商标近似”的司法鉴定的特殊性,必然要求我们探讨鉴定的方法及路径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和内容。     

著作权侵权判定规则刍议——以“分层过滤法”为中心

研习知识产权侵权判定规则,具有增进司法过程透明性、裁判规则可理解性等重要法治意涵.以著作权侵权判定规则为例,其核心可归纳为一种序列化的"分层过滤法",其中的关键是对于非典型侵权行为的判定.     

普通法判决意见规则视阈下的人大释法制度——从香港“庄丰源案”谈起

香港法院借用普通法上的判决意见规则,在"庄丰源案"以及"外佣居港权案"中确立了一项限定人大释法之效力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判决意见规则有着深厚的普通法理论基础,且作为香港原有法律传统的一部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承认和保留;同时,判决意见规则也在司法实践中凸显了作为立法解释的人大释法制度的固有困境。香港法院借用普通法上的判决意见规则处理人大释法并没有减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而是揭示了进一步完善人大释法制度的路径,即个案分析和有限解释。     

著作财产权客体结构中的使用行为——审视著作权法权利作用“焦点”的一个阐释进路

知识产权客体是一种多重构造体系,除涵盖知识产权处分客体(知识产权利益)以外,还存在知识产权支配客体(使用行为)与行为客体(抽象物)之分。就著作财产权而言,权利作用"焦点"的行为客体路径更多制造的是表述模糊的历史性概念,在权利边界的设定方式上难以限定,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困境。著作财产权的支配权能并非指向独占之作品,而是限制他人对作品的某些使用行为。支配客体(使用行为)路径始终贯穿于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思路当中。在反思著作财产权的支配客体,对使用行为进行定性与价值判断时,应避免时下"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传统规则的价值偏向与闭合趋势。使用行为的"商业性"和"公开性"(即"公"、"私"区分)作为"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等使用行为定性及价值判断基准仍具有重要的补充和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