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立项机制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地方立法立项机制就是指立法建议项目由有关主体提议产生,经享有立法规划(计划)编制权的主体在协调有关各方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博弈论证后,决定其是否列入地方立法规划(计划)的带有规律性的运行模式。它具有立项主体的特定性、立项过程的协调性、立项实施的指导性三个特征;其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地方立法立项机制今后还将长期存在,我们可以从十个方面进一步对其进行完善。     

论地方立法的科学化

地方立法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更加体现地方特色、更加提高立法效益,是衡量地方立法科学化的标准。我国地方立法在科学化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地方立法理念存在偏差;地方立法"抄袭"严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倾向明显;地方立法技术滞后。推进地方立法的科学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前提,是提高地方立法效益的有效途径。为了切实有效地推进我国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地方立法理念,科学编制地方立法规划与计划,建立地方立法助理制度,提高地方立法技术,建立科学的地方立法后评估制度等。     

前沿视点

郑州市人大将法规立项论证制度引入立法程序廖军和在《人民网》上撰文说,为做好立法选题工作,编制好2009年度立法计划,近来,郑州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了首次立法计划建议项目专家论证会。邀请专家参与立法项目论证,是郑州市人大常委会提高立法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无疑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健全人大主导立法体制机制研究

人大主导立法,也就是人大作为立法主体,对立法选项、立法过程、立法结果具有完全的实际的决定权.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规则.但在长期立法实践中,人大主导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落实.完善人大主导的立法体制机制,必须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必须完善立项机制、起草机制、调研机制、审议机制、表决机制,深化代表参与立法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健全专家参与立法机制.同时要加强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能力建设,加强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和立法队伍建设.     

“人大主导立法”原则下的立法体制机制重塑

"人大主导立法"是指在立法中应由人大把握立法方向,决定并引导立法的内容、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人大主导立法"既是党的重要主张,也已成为一项立法原则,是我国基本立法制度的强力回归。而要贯彻落实"人大主导立法"原则,则需要对我国的立法体制机制的相关方面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重塑,包括人大主导立法与党领导立法的关系定位、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人民代表大会与人大常委会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人大与政府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以及人大主导立法与公众参与立法关系机制重塑。     

地方经济立法与经济发展——粤、浙、赣、湘、川、甘6省的比较分析

经济立法在中国地方立法中居于重要地位,在各省及各阶段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其总体上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但各项具体立法指标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地方经济立法的数量、自主率及更新率,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明显,而地方经济立法的比率和地方经济发展则存在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地方经济立法只是地方经济发展所需法治环境的一个方面,在加强地方经济立法的同时,相应执法与司法机制的完善也非常重要。     

浅析行政立法程序的问题和完善——以行政立法的立项环节为例

立项作为行政立法程序的起始环节,不仅影响到其它环节的进展,还涉及到公民权利保障的问题。本文指出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在立项环节还存在很大的漏洞,必须从立项范围的明确、立法建议权和启动权向公民权回归、立项程序的规范化等方面加以完善。     

大湾区水污染防治的立法协同机制探究

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是落实新时代生态文明观的重大举措。大湾区水污染防治的立法协同机制,实质上是把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生态保护和创建生态文明价值观纳入国家立法体系的一种协同机制。现实中,建构立法协同机制在中央和地方立法层级以及地方立法与政府决策等领域都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阐发大湾区水污染防治的立法协同机制的内涵基础上,分别从中央立法层级、地方立法层级以及地方立法与政府决策等三方面提出了立法协同机制构想。     

论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效力

公众参与效力即公众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力,具有规范性和可执行力特点。谢莉·安斯坦梯级模型为我们研判公众参与效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在地方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效力主要表现为公众参与对地方人大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编制活动的约束力。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规范性和可执行力都较弱,尚处于从"无参与"到"象征性"参与的较低层次,既缺乏全国统一的上位法规范,也没有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我们有必要加强公众参与的效力机制建设,健全公众参与的权利救济与保障体系,并强化公众参与的程序效力水平与立项决策责任制度。     

地方立法质量:现状、问题与对策——以上海人大地方立法为例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立法质量和立法数量的有机统一体。在基本达到有法可依的基础上,提高立法质量特别是地方立法质量应成为今后立法工作的侧重点。地方立法的质量主要体现在避免与上位法发生抵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能够针对地方的特殊性解决具体问题、及时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等几个方面。通过对上海人大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后评估发现,地方性法规的质量处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受上位法变动和社会形势发展的双重影响。应当通过完善法规修订废止机制、加强人大立法的主导性、提高社会公众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性、增强对社情民意的研究把握等途径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关于我国地方立法的几个问题

我国的地方立法分为普通行政单位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经济特区地方立法和特别行政区立法。本文通过分析、比较四种不同种类的地方立法 ,探讨了我国地方立法体制的基本特点。我国现阶段这种多层次、多形态、不同权限、不同效力的立法体制 ,本质上应属单一制国家在中央统一行使立法权体制下的多元立法权力之分工协调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的定位与路径思考以四个地方条例的比较为视角

社会转型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纠纷解决需求与纠纷解决机制发展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遇到制约发展的法律瓶颈问题，亟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考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以解决纠纷解决部门职能不清、社会解纷资源 不平衡、衔接机制不顺畅、保障制度不到位等问题。厦门、山东、黑龙江、福建等地区大胆探索，先行出 台的地方条例为国家立法提供了有益参考。国家立法在吸收地方经验和弥补不足的同时，还需考虑与《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仲裁法》等现行法律的衔接问题，共同构建中央与地方统筹协调、专门立法与综合立法协同推进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立法体系。     

我国地方立法的能力构成与质量提升

立法能力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为实现立法目的、满足立法需求所具备的能力和能量。地方立法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法治扩散旨在将一地法治建设成果推向全国,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依法立法是地方立法的根本遵循。立法需求是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内在动力：提高立法技术规范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必由之路,服务乡村治理需要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内生动力,突出地方特色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关键举措。法治环境是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外在机理：公众参与立法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以人民为中心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支撑,坚持党的领导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政治保障。     

我国地方立法公民参与的机制与方法

近几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公民广泛、积极的参与地方立法已在各地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然而,在实践中,其具体的参与方式还存在政府相关规定概括笼统,缺乏相关运行机制与方法的具体操作流程,使得公民参与地方立法这一实现民主法制最佳途径的机制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因此,本文试通过对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现状和不足的分析,来构建和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保证公民参与地方立法机制的健康运行。     

关于地方重复立法问题的思考——正确理解并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

我国一些地方立法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大量重复中央立法或其他地方立法。有些地方立法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不足、对立法权限的理解偏差、立法审查体制对立法责任的忽略是造成地方立法重复的主要原因。解决地方重复立法的问题需要正确理解立法的科学原则,并进行立法科学原则的制度化探索,建立包括静态和动态的完整、系统的立法科学制度措施,提高立法科学原则的实践操作性,才能有效解决地方重复立法问题,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     

地方立法的地方特色及其实现之道

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是衡量地方立法质量的主要标志。“有特色”的地方立法就是在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能充分体现地方的个性、差异性和特殊性，从而反映地方需求，解决地方的实际问题。当前，地方立法存在着无特色或特色不够鲜明等诸多问题，而要实现地方立法，反映地方特色，必须更新立法理念，将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和程序性结合起来。     

地方立法评估的立法模式与制度构建

为确保地方立法评估的权威性与正当性,实现地方立法评估的统一化与制度化运行,地方立法评估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地方立法评估法》应当对地方立法评估的宗旨与原则、主体、对象与内容、标准与程序等地方立法评估制度的制度性基本要素进行科学、理性设置,以服务于地方立法评估制度法治化发展的时代诉求.     

论我国规划保证义务的立法结构

实体法上规划保证义务的缺失和责任机制的疏漏是立法范畴内规划赤字失范现象的症结。我国既有的规划保证义务立法结构是国家《城乡规划法》保留程序性框架基本内容,将实质内容下沉给部门特别法或地方立法填充,这一立法模式存在国家立法框架性指导空洞化和地方立法割据的结构性问题。《城乡规划法》作为国家立法,对规划调整自由裁量的法定限制应具有纲领性实质内容,通过对规划保证义务实体标准核心要件的规定,实现从程序规制向实体规制的转化。在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问题上,一种通过完善强制性位阶审查制度,重点调整规划保证义务立法结构中“中央—地方”纵向关系;一种通过开创符合中国现实的城市更新地方示范法,侧重调整规划保证义务立法结构中“地方—地方”横向关系。两种模式互补与互助的适用,将对规划保证义务立法形成网格规制的理想结构模型。 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规范分析——兼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采用了国务院指导性文件与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相结合的推进方式。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包括政府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两种形式,广泛分布在除西藏外的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立法历经十余年探索,逐步完善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五项程序制度,为中央立法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立法经验。国务院现已启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立法工作,条例作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应当吸收地方共性规定与成熟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等外部机制,适度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关系;条例作为中央层面立法,构建程序制度应当使之具有可操作性,避免条例出台后地方仍需大量重复立法细化规则。     

地方立法民主化：浙江的实践和思考

推进地方立法民主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进一步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并以立法公开、公正为重点不断推进立法工作制度创新,完善立法工作机制,是当前推进地方立法民主化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