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当前诉讼模式处理医患纠纷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既往通过诉讼解决医患纠纷,由于过分依赖医疗损害鉴定造成效率低下,不仅损害了医患双方的权益,也给法院带来了极大压力。对现有诉讼模式处理医患纠纷进行改革,通过设立医患纠纷特别法庭、建立由医学专家组成的人民陪审员资料库、改革审判程序、充分利用好已有的非诉讼解决纠纷的资源等举措,应是完善诉讼模式处理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     

浅析公益诉讼中的检察权介入

检察权介入公益诉讼在我国立法上尚无明文规定,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受到质疑。作为宪法"钦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对公益诉讼案件的介入实有必要亦具备现实可能性。立法应确立检察权介入公益诉讼的机制,明确并着手规范检察权介入公益诉讼的时机和方式。     

以虚假诉讼规避海难赔偿执行的司法防控路径——以一起群体性海难赔偿申诉案件为例

部分海难案件赔偿执行难问题是由于赔偿主体通过制造虚假的民事诉讼转移财产造成的。此类案件发现虚假诉讼难、证据审查难、财产控制难、双方诉讼能力失衡,因而形成了认定以虚假诉讼规避海难赔偿执行案件的司法困境。建议通过完善立法,增加虚假诉讼的经济成本与刑事风险;严查证据,堵塞虚假诉讼立案的可乘之机;提前介入,通过财产保全措施控制可供执行的财产;关注弱势,积极开展司法救助。     

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方式之选择

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对于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是必要的,但其介入公益诉讼也应当符合程序正当性的要求。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应当从检察权的属性、界限及其与其他司法权能的关系中寻找并证明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充分考虑现行诉讼结构对其容纳度以及与其他诉讼主体间磨合中的协调程度。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应围绕检察职能,运用检察建议督促起诉,并通过依法查处怠于行使职权的渎职犯罪,保障检察建议的效力。     

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探析

医疗纠纷已成为我国一大社会矛盾,而医疗纠纷的解决也是困扰我国法律界和医疗界的一大难题。目前我国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存在很多问题,医疗诉讼成本过高,患者处于弱势地位等等。诉讼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将医患关系引向不和谐的地步,因此,要解决我国医患冲突,应该在医疗纠纷诉讼外寻求解决途径,完善现有的医疗纠纷调解方式,加强人民调解在处理医疗纠纷当中的效力。拓宽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是医患双方能够在一个非诉讼的场合理智和谐地解决冲突的一剂良方。     

我国医疗诉讼模式的法律与道德分析

长期以来,医患关系在理论上被视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基本上是按照"民事法律关系说"所设计的。虽然医患关系部分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但是医患关系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存在本质的差别。当前,秉承该学说的医疗诉讼模式已经充分暴露了"民事法律关系说"的理论缺陷,我们需要重新对医患关系的本质属性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当前的医疗诉讼模式进行改革。     

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思考与建议

环境利益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检察机关积极尝试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为权利受到损害但又无力提起诉讼的公民提供了救济渠道。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优势突出,但存在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不足等缺陷。通过参考国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支持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建立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别程序,进而达到其法律监督的目的,最后为完善立法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践基础。     

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的方式和程序

建立检察机关以提起诉讼、参加诉讼和事后抗诉等多元方式介入民事诉讼的制度,学界在当前已初步达成共识。但是,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的程序机制的设计一直是个难题。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从三个方面重构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的程序机制:一是重塑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二是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制;三是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的程序保障机制的构建。只有完成这些改革,检察机关介入民事公益诉讼才具有程序上的可操作性。     

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方式分析

目前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介入公益的方式有多种,包括直接起诉、支持诉讼、督促起诉以及民事抗诉手段。我们如果想要建立科学的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制度,就必须全面的分析各种可行的方式,发挥各种方式的优势,克服各种方式的不足。这样才能形成一套较为科学的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体系。     

浅谈我国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

近年来,医疗纠纷逐年骤增、医患关系日益恶化、医疗纠纷引起的暴力性事件频发,医疗纠纷难以妥善解决。因此如何构建良性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引起了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行政调解作为行政权介入民事纠纷解决的制度有着诉讼以及当事人协商制度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在我国的医疗纠纷领域,由于立法的不足和实践中的困境,行政调解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从行政调解对于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势和我国现存的问题出发,论述了如何重构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希望能对妥善解决医疗纠纷、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有所推动。     

《侵权责任法》视野下的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价值审视

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着医患双方的举证负担,是医患双方博弈的结果。《侵权责任法》改变了以往举证责任双重倒置的规定,加重了患方的举证责任。本文从秩序、正义、效益三个价值维度审视《侵权责任法》下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变化和影响。     

群体诉讼中的检察院职能及其前瞻——兼论人民检察院在新《民事诉讼法》第14、15和55条的角色

群体诉讼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当事人如何有效接近司法的大法官难题。检察院介入群体诉讼,为同时化解多数当事人诉讼在场权与诉讼担当人正当性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为检察院介入公益诉讼这种特殊的群体诉讼,安排了监督者、支持人、当事人和复合身份者四种角色。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检察院能灵活地安排其多元化的权变角色,强化公益诉讼群体当事人的私益,增强其诉讼参与和程序选择权,以能动姿态因应复杂的公益诉讼情态与差异化的个案诉求。     

检察公益诉讼在金融领域的拓展与边界

我国金融公益保护的缺陷为检察公益诉讼提供了拓展至金融领域的空间。但检察公益诉讼作为非常规手段，延伸至金融领域时需要明确其介入空间与边界。检察机关的介入空间应以检察公益诉讼可解决的金融公益的现有保护困境为限，具体包括纯粹性金融公益产权人缺位困境与集合性公益集体行动困境。金融检察公益诉讼的介入限度在适用范围上以必要性为标准，适用顺位上遵循谦抑性。金融公益一线保护失灵时方可以适当的金融检察公益诉讼手段介入，但如同时可以适用其他金融公益救济手段，应优先适用其他手段。如其他的替代性程序失效，确需适用金融检察公益诉讼程序，也应当在功能可相互替代的程序中优先适用制度成本较低的程序。     

医疗侵权诉讼之证明责任问题研究

医疗侵权诉讼之证明责任分配历来是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立法规定经历了由"谁主张,谁举证"到"举证责任倒置",再到"附条件过错推定"阶段,立法者也试图在医患双方之证明负担之间寻求平衡。但是,鉴于医疗纠纷的复杂性,现有规定并不能满足和适应纠纷解决的需要。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和比较法考察,就如何公平分配医患双方之证明责任以及医疗风险分担问题予以分析和探讨。     

刑事案件中律师提前介入若干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研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下称《律师法》）已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两法的颁布实施，一方面为律师在刑事诉讼领域开拓事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律师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执业风险也明显增大了。根据两法的规定，律师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可以参与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本文拟就律师提前介入的法律依据、诉讼地位与作用以及应注意的问题略作分析研究，以期于求得共识。一、律师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律师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早晚是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一个显著…     

试论几种解决医患纠纷方式的利弊——兼论人民调解解决医患纠纷的前景

医患纠纷是当前较难解决的矛盾纠纷之一,全国每年大约有数十万起医患纠纷诉诸人民法院。医患纠纷很难得到满意的裁决,有时甚至双方均不满意,反复上诉、申诉。因此,换一种思路,能否以另一种方式,即诉讼外解决方式解决医患纠纷,成为人们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之一。一、医患纠纷是影     

安全生产领域预防性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实践探索

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重在“防未病治根本”,在督促政府相关部门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工作和引领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方面存在独特的制度优势。检察公益诉讼在介入安全生产领域时,要明确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厘清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要贯彻企业合规司法政策,着力帮助涉案经营主体构建公益合规制度,及时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保障生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私人诉讼与证券执法

为打击证券市场上大量滋生的违法行为,在强化行政执法和刑事责任机制之外,还应当鼓励(而不是限制)民事诉讼机制,要求法院积极介入有关的诉讼纠纷.规划未来的公司、证券民事诉讼机制时,关键在于设计适宜的激励机制,以克服可能出现的原告动力不足的问题.此种激励最好以市场化的方式给出,即给原告律师创造适当的动力,并最终引入证券市场上专门的集团诉讼制度.集团诉讼机制经过制度设计,完全可以避免滥诉风险,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避免限制过严.在目前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尚未建立、诉讼和执法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尝试通过非盈利组织起诉的方式来起到鼓励证券诉讼的作用.非盈利组织需要跟行政力量相互合作,而不是完全独立于监管机关.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法律与伦理问题研究

民事法律关系说业已成为医患关系的主流学说,相关的医疗法律制度也是建立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医患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其与普通的民事关系存在本质的差别,而根据民事诉讼理念构建的医疗诉讼模式难以消解医患之间的法律纠纷。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必须着眼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美国医师道歉制度及其对证据法的影响

在病人安全运动的推动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各州陆续制定了道歉法案，并逐渐确立了排除医师道歉自认效力的制度。该制度实施以来，理论界一直争议不断。各州的医师道歉制度在内容、形式、时间、对象及是否仅适用于诉讼程序方面不尽相同，也导致实务中医师因担心法律风险而拒绝道歉，以及法院挑选等问题。不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数据均表明，该制度的确能够减少医疗诉讼数量、降低医疗损害索赔数额，从而缓和医患关系。为了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学者们提出了对联邦证据法的修订建议。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目标下，该制度及其对证据法的影响，值得我国加以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