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和解的兴起及其法治化逻辑

:行政往往具有单方、命令、强制、优先和刚性的特征,依法行政是其本色。行政若进行和解,则价值与风险共存。它除了具有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执法效率等正面功能外,但也可能放纵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以及损害公共利益。除此之外,行政和解与依法行政、职权法定原则以及行政权不得任意处分和让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2015年初,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证监会公布了《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简称《行政和解办法》),并于同年3月29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制定法中规定行政和解制度。虽然行政和解在现代执法实践中运用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广,并且其品格鲜明、功用特殊、成效显著,但其不规范、少依据、多争议的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行政和解的适用条件,行政和解金的监管和使用,行政和解中行政优先权的行使限度,行政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方式以及行政和解的诉讼审查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也较为明显,故须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加以规范地运用。     

企业合规纳入行政执法和解的制度构建

行政执法和解体现了从行政单向执法向双向互动执法的变革。将企业合规纳入行政执法和解是转变行政执法方式的内在要求,符合成本效益理论精神,有利于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动力。目前,我国企业合规纳入行政执法和解仍存在动力不够、运行不畅、监督不力、救济不足等问题。下一步,应明确将企业合规设定为执法和解的先决条件,并从合理确定企业合规的适用对象、制定专业化合规指引、科学设置考验期、加大监管力度、健全权益救济机制和意见反馈处理机制等方面努力,以完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构建本土化的企业合规激励机制。     

论企业合规在行政和解中的适用问题

作为一种带有协商性、合作性和妥协性的行政执法方式,行政和解制度在我国经过数年试验之后,已经在反垄断执法和证券监管领域得到初步确立,这对于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优化行政执法资源的配置、保障经营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恢复市场秩序,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现行的行政和解制度没有明确引入企业合规机制,除了责令企业缴纳承诺金、采取必要补救措施以外,没有提出改变企业治理结构、改造企业文化的要求,使得行政和解制度在发现和预防行政违法行为方面的作用受到削弱.未来,可以吸收欧美国家行政和解制度的理念,评估我国证券领域行政和解试验的效果,借鉴检察机关企业合规监督考察制度的成功经验,在行政执法承诺中引入合规机制,将合规承诺作为达成承诺许可协议的重要条件,将合规整改的效果作为终止行政调查的前提条件.这将是一项值得探索的重大法律改革课题.     

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研究

和解制度在反垄断法实施中运用十分广泛。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相对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应符合“有关事实状况或者法律观点不确定且难以查明”这一基本前提，同时和解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实践中，协商和解过程依循非正式程序进行。为防止执法机构滥用公权力，必须重视对和解契约的监督。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是指在证券执法过程中，证券监管机构通过与被监管者协商，就特定的被调查行为达成和解，以被监管者自愿的作为或不作为代替形式上的行政处罚，从而终结案件的一种执法机制。我国在立法层面确立证券执法和解制度需要解决好和解的适用条件、基本程序、和解内容和效力等问题。     

证券执法和解机制

作为证券执法的一种独立形态，证券执法和解的独特功能主要在于解决法律属性模棱两可的证券监管难题。本文认为，在静态意义上，规定证券执法和解机制的法律规范应当具有完整的逻辑结构，全面规定证券执法和解机制的适用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在动态意义上，证券执法和解机制体现为一个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形成处理合意的交涉过程，包括和解申请的提起、受理、磋商、签约、公布等主要环节。本文将证券执法和解机制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三点：在法律依据上奉行多样化的混合法规制；在行政过程上体现出行政主导性与双方协商性的统一；在法律效果上属于行为定性的不确定与处理结果的确定性的二者结合。     

国家与公民的合意——论行政诉讼和解

行政法的传统学说因强调行政行为的公权性和不可处分性,强调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的特性,因而在行政诉讼中排斥国家与公民的合意,中国行政诉讼实定法明文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在域外,尤其是法治发达国家,行政诉讼和解则是通行的制度,行政诉讼中是存在合意的。文章辨析了“和解”与“调解”,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中和解的实际状况,着力论证了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引入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必要的限制。     

拆迁补偿争议和解的困境与出路

蕴涵平等、民主、自由和契约理念的和解制度在拆迁补偿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引入，对于有效化解拆迁矛盾和纠纷，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拆迁补偿争议和解制度之有效运行尚面临行政价值观念错位、行政和解体系和制度缺失、拆迁补偿争议和解自身制度不完善、房屋拆迁制度设计不合理、相关配套制度滞后等诸多困境。为此，应在转变行政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以使我国拆迁补偿争议和解走出困境，有效运行。特别是要制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法》，改革完善房屋拆迁制度。     

行政诉讼和解适用范围探析

行政诉讼案件除行政赔偿外一律不得进行调解,但目前行政诉讼中原告在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自行撤诉,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解决了行政争端,这实质就是一种变相的调解。鉴于实务中存在滥用和解制度的倾向,厘清哪些类型的案件可以适用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探讨就非常必要。对于行政案件类型化的探讨也可以使法院在审判实务中有更加明确的参考标准。     

刑事和解制度本土化进程若干问题再思考

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讨论与研究,学界和实务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赞成者从保护被害人利益、提高诉讼效率、构建和谐司法环境等角度论证了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反对者从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的关系、刑法一般预防的目的、我国的现实国情等角度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瑕疵。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刑事和解制度当然有其优越的价值,但是站在我国国情的现实角度,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进程还存有一定的障碍。在充分肯定刑事和解理论的优越性的基础上,应该坚持刑事和解制度不应当是“一锤子买卖”,而应当参考刑法中缓刑考验期、数罪并罚的量刑制度,设立“准缓刑制度”和“准数罪并罚制度”作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辅助制度,以保障真正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论经济犯罪案件中刑事和解的适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对公安机关执法办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经济犯罪案件相对较少,仅限于特定条件下的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应当严格适用刑事和解,审慎把握适用条件,妥善处理和解反悔等问题.     

检察环节刑事和解办案机制的实践与完善

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是一个渐进的完善过程。检察机关要彻底摒弃“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执法观念，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原则，秉持正确的刑罚观，消除刑事和解在司法环节适用中存在的观念束缚，加大适用刑事和解的力度，使刑事和解真正成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执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     

关于行政复议和解若干问题的探讨

行政复议和解同行政合理性原则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它在行政合法性限度内彰显了意思自治,是公法私法化的重要表现。行政复议和解必须有明确的范围,否则就有被滥用的危险,从制度的目的来界定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完善行政复议和解程序,从而为行政复议和解制度的良性运转搭建良好的平台。     

论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理性出路——以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为视角的分析

随着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发展,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问题日益引人瞩目。目前关于检察权性质的"权力学说"和"社会伦理论"都不足以为执法公信力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如何提高执法公信力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根据检察制度的发生学原理以及目前检察权的各项实际权能,应该将检察权界定为一种程序性国家权力。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要求在一个公平的商谈程序中为社会利益主体参与司法过程提供利益表达和整合价值诉求的权利。提高执法公信力必须围绕我国诉讼程序的完善为核心进行,以促进司法裁决的公平公正为目标,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层面推进检察制度改革,另一方面需要在理论层面引导检察权回归程序性权力的本质。     

刑事和解公众接受度的实证分析

是否引进刑事和解制度,除应从立法、执法的角度考虑外还应考虑守法公众对刑事和解的接受度。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被害人接受刑事和解这一新型刑事替代纠纷解决机制是出于无奈,因为刑事和解可能成为"富人游戏",造成司法不公;刑事和解矫治加害人心理的功能较差;刑事和解是被害人的无奈之选。建立国家先行偿付制度和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增设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对策。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

刑事和解制度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司法机关的帮助下,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商谈,就认罪、赔偿、道歉等问题达成协议,解决刑事纠纷的做法。这一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提高刑罚效益、节约司法成本、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保护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利益、实现加害人的再社会化,在我国,不仅有必要借鉴,而且是可行的。     

刑事和解制度再探析——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

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对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探析。“赔命价”制度是藏族独特的宗教、历史、地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习惯法,其不可能予以简单的消除。在“赔命价”制度与法定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冲突的情况下,若欲既维护国家制定法的尊严又尊重民族习惯法,便需要我们通过制度设计把“赔命价”习惯法纳入司法程序中来。     

试论行政诉讼中“异化和解”的限制原则——兼评析《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项

在行政诉讼中,因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撤诉结案的行政案件大量存在,这实际上是行政机关与当事人就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异化和解”的过程。但是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行政权的特殊性质来看,行政诉讼和解必须受到严格限制。鉴于行政杌关在行政诉讼中的优势地位以及行政权法定性、主动性、扩张性等特性,对行政诉讼和解的限制可以从规范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这一行为入手。     

我国企业破产法和解制度评析

新的企业破产法对旧法中"和解与整顿"进行了彻底革新,在现代破产预防理论基础上.科学界定了和解程序与清算程序以及重整程序的关系,消除了原来制度上的行政色彩,建立了包括和解申请,和解申请许可,和解协议表决、裁定和执行等一系列规定在内完整的和解制度体系.新的和解制度在结构要素上仍属于传统和解制度,存在一定弊端与缺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行政强制执行若干问题刍议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禁止和解的强制执行制度和一系列的执行手段.但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本文试图从合理界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在行政强制中引入和解制度、实行执行手段多样化这三个方面,对如何更好实现行政强制目的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