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行政忠诚是行政伦理的一个基本规范,是行政主体应有的一种道德品质。行政忠诚是官僚组织对官僚个体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官僚组织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当中,官僚个体面临着严重的忠诚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从行政伦理视角谈“文革”

构建合理的行政伦理规范并有效地实施，对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行政妥协原则、行政忠诚原则和行政公正原则对“文革”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简要的分析，希望对于我们今后行政伦理建设有所帮助。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反腐倡廉问题探讨

行政伦理在规范行政人员行为方面具有规范约束、教育导向、激励调节等独特的作用，能够有效地预防腐败。当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从行政伦理视角来看主要表现为：行政个体存在伦理矛盾，行政伦理监督不到位，行政伦理制度化滞后。要想使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切实取得实效，一要加强行政人员廉政教育，使其不愿腐败；二要完善对行政人员的伦理监督，使其不能腐败；三要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使行政人员不敢腐败。     

行政伦理自主性及其建构

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行政人员都有可能在其行政行为中面临着上级不合理的决定和命令，这要求行政人员必须时刻保持伦理自主性，以维护公共利益。伦理自主性的实现途径包括：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组织文化建设以及行政人员道德品质的培养。本文提出，伦理自主性有助于从根源上遏制行政腐败。     

官僚行政模式的危机及其启示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强调行政集权，并在价值上秉持“效率主义”。新公共管理本质上与官僚行政一致，它也强调官僚集权和效率导向。官僚行政虽在工业化中前期能够有效促进政府效率，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却成为行政低效的根源。官僚行政包括新公共管理，还对国家民主造成了损害。民主行政是传统官僚行政的有效替代模式，它强调参与、合作与网络治理。官僚行政的危机与民主行政的兴起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行政责任伦理建设：一条降低行政成本的有效途径

加强行政责任伦理建设是降低行政成本的一条有效途径。行政责任伦理与行政成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行政责任伦理的特征体现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权力与责任、个体责任伦理与群体责任伦理等三者的统一。从行政责任伦理角度探讨控制和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主要方式是:加强公务员个体责任伦理建设,构建行政责任伦理制度伦理,构建责任型行政管理机制,加强行政责任伦理监督机制建设。     

行政伦理自主性及其建构研究

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行政人员都有可能在其行政行为中面临着上级不合理的决定和命令，这要求行政人员必须时刻保持伦理自主性，以维护公共利益。伦理自主性的实现途径包括：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组织文化建设以及行政人员道德品质的培养。伦理自主性有助于从根源上遏制行政腐败。     

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及其合作治理

行政人员的自主性问题是行政伦理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但是,在历史地考察公共行政体系时,可以看到,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在法的精神的"结构化"过程中丧失了,特别是官僚制把行政人员的自主性作为巫魅而加以祛除了.行政伦理研究的目的是要探求行政人员自主性获得的途径,并从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出发去瞻望合作治理的前景.     

行政之恶的现实经验及治理途径

作为技术理性及其文化的产物,行政之恶是行政官僚在正当的和合法的程序中制造出来的邪恶,也是一种被高度掩盖了的邪恶。中国社会的行政之恶也普遍存在,并体现在肮脏的手、专家的乱象、"污名化"的处理、"美名化"的错位、守法的官僚等情形之中。治理行政之恶必须破除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尊崇,强化公共行政的伦理反思,建构参与基础上的合作治理,实施全面而有深度的问责等。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过分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这一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要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来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     

行政忠诚：行政和谐的必备因素

行政忠诚可以体现行政和谐的重要价值取向，并能务实行政的合法性基础．强化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角色意识，抑制行政腐败。它有利于政府与环境、政府之间、政府内部、政府行为、政府文化的和谐，是强有力的内在约束机制。可以说，行政忠诚是行政和谐的必备因素。     

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现状及其发展保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受到传统官僚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制度缺失所造成的公务员角色冲突导致了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欠缺。因而,加强制度建设和信念伦理就成为提升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的保证。     

在“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中探析行政人伦理建设

随着韦伯官僚制弊端的日益暴露,“超越官僚制”、“重塑政府”、“再造政府”的呼声日趋激烈。传统官僚制及现代官僚制中,行政主体伦理道德的缺位,业已被发现并得以广泛关注。然而,在行政伦理建设的两大方法即内、外部控制的采用上,从上个世纪30年代延续至今,西方学界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对行政人人性不同认识的一场博弈。因此,对行政人人性的把握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本文以行政人的伦理建设为研究对象,从行政人人性的角度出发,力图在整合“经济人”与“道德人”理念的基础上,建构起内外部控制,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行政人伦理建设体系。     

略论行政改革视野下的民主行政定位

民主行政主要是为解决官僚行政的制度性缺陷而提出的 ,它突破了官僚行政的价值中立的原则 ,突破了高度层级化的金字塔结构 ,直面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 ,以实现行政机构与社会资源的互动 ,建立起多元化的权力体系。但是民主行政并不是完全对立于官僚行政的一种全新的行政模式 ,而是对官僚行政的扬弃 ,是公共行政适应多变的现实行政环境的需要而发展的一种后现代模式。     

行政伦理的涵义、主体和类别探讨

概念是一个研究主题的基石。国内学者对行政伦理概念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主体即整个行政系统的特殊伦理要求。从这个认识出发，行政伦理主体可分为广义的、狭义的和特殊的三大类别。其中行政组织伦理、行政体制伦理、公共政策伦理、行政行为伦理和公务员职业道德是公共行政系统重要的伦理类别。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机制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机制作用的发挥。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忠诚的角度透视行政伦理——基于一种描述的视角

作为行政伦理的一个研究方向,公务员的忠诚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公务员选择忠诚于谁,往往面临着几种利益冲突,经常是几种角色均衡结果的体现。同时,行政伦理又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其良好发展又和社会总体伦理道德具有密切的联系。     

政治与行政双重视野下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分析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的基本内容，以及在该理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即政治视野下的过度规制，行政视野下的过度滥用，可以提出：应该在政治与行政双重视野下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在避免过度规制的同时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礼貌伦理"的生成及消解——一个行政伦理的视角

"礼貌的伦理"是行政活动领域一个特异的现象,是一种不符合公民意愿及社会需求且被异化的行为方式,其产生及表现体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及提供过程中.美国著名学者库珀对行政伦理进行过详细的阐述,通过对库珀行政伦理的分析,"礼貌的伦理"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权力的困境、角色的困境和利益的困境,而公民权利的良性回归、社会期待的有效回应、政绩考核的科学合理、行政伦理的重塑内化能有效消解这一现象.     

论行政规模对行政效能的影响——兼论大部制的实现条件

人们希望建立一个效能政府，却在行政规模上陷入了困境。行政规模影响行政组织的层级与幅度、目标一致性程度、信息沟通、内部协调、监督与控制、组织成本、组织资源配置以及行政效能。行政组织成员规模的扩大对行政效能提高的正面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行政组织成员规模对行政效能而言，更多的是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符合公众期望的效能政府，成功进行大部制改革，就必须理性地看待政府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