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法律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继《民事诉讼法》之后也确立了第三人制度。由于在整部法典中只有一条规范对第三人制度加以规定(即第27条),所以显得内容单薄、原则,具体操作性不强,这为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和行政诉讼的理论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造成实践上和理论上的诸多混乱。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诉讼的第三人,科学设置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判别标准,对于我国行政诉讼理论完善和司法实践,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提到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首先应该弄清究竟什么是行政诉讼的第三人?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法律界定,是整个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7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研究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第三人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近年来 ,诉讼理论界对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但许多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因此 ,从行政诉讼的特有性质出发 ,正确理解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概念和目的 ,准确地认定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资格要件、种类和法律地位 ,对于我国行政诉讼的理论研究和行政诉讼实务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行政诉讼第三人探析

诉讼中的第三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确立的诉讼参加人制度之一。由于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是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而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与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也有很大区别。但是,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人们对这两种第三人的异同往往分不清楚,特别是对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概念、特点、种类、参加诉讼的条件,以及在诉讼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等问题还有不同理解。     

论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界定——《行政诉讼法》第27条之完善

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界定是第三人制度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界定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的介绍,以及考察域外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重点探讨了“如何理解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和“行政主体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这两个关键问题,旨在通过梳理基本理论和探讨关键问题,最终提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建议.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完善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理论依据是程序公正、程序参与和诉讼效益。我国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存在第三人的类型划分不统一、对利害关系的法律界定不明确等问题。行政诉讼法宜明确规定将第三人分为类似原告地位的行政诉讼第三人和类似被告地位的行政诉讼第三人,应当出台司法解释界定利害关系,允许法院在法定范围内自由裁量。     

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诉讼权利义务及其法律责任探析

第三人是行政诉讼制度中一个颇具争议且比较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对第三人的种类进行科学的划分,进而确定他们各自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是摆在行政法学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通过把行政诉讼第三人与原告、被告的权利义务进行比较,以行政诉讼第三人有无行使或参与行使行政权为标准,把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类似原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和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了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及其法律责任。     

试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权益保护

我国《行政诉讼法》只有第27条对第三人制度进行了规定,内容单薄、原则,具体操作性不强。本文试在对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进行充分阐述的基础上,对如何保护行政诉讼第三人权益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行政诉讼类型制度探析--德国法的视角

行政诉讼的类型是指对行政诉讼中的诉依据一定标准进行分类后确定下来的诉的种类。德国行政诉讼中的类型制度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 ,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参考意义。建立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制度应对目前已基本成型的几种类型的诉予以法律上的明确化 ,并赋予法院在一定情况下采用法无明文规定的诉种的权力。     

浅谈行政诉讼第三人

如何确定行政诉讼第三人,在理论界和审判实践中争议的问题颇多。笔者认为,要正确认定行政诉讼第三人,必须解决必好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行政诉讼第三人的一般原理一是要明确设立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意义。设立第三人,有利于实现诉的合并,简化诉讼程序,有助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避免在同一事件或同类事件上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也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是设立第三人制度的目的。因此,要从这一点出发,来确     

行政诉讼第三人辨析

行政诉讼第三人的问题是司法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基本问题 ,长期以来实务界与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 ,但的确它又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对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概念及特征 ,目前学术界已基本不存异议 ,但其他诸如第三人的诉讼地位、种类、与原、被告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行政主体能否作为第三人等问题的认识尚未达成共识。本文拟就目前有争议的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诸多问题发表粗浅意见 ,以就教于方家。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