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及其实践向度——惠鉴《公共性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维度

在我国,对于公共性价值旨趣的追寻,是当前治国理政的灵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愿景。它体现着国家施政、政党执政以及政府行政的德性。基于公共性价值实践的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的考察,在反思西方国家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落入"形式公共性"窠臼的深层根源基础上,可以逻辑地得出这一结论:将"形式公共性"和"实质公共性"融合一体的公共性价值追寻,必然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价值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逻辑联系及其实践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理论上而言,这对于明晰国家治理价值未来演进的社会机理以及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并进而探寻在"形式公共性"和"实质公共性"整合基础上总结与提升我国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检察公益诉讼

检察公益诉讼是富含治理内涵的司法体制创新。该制度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具有的在执政党领导下、改革与建构并重、注重社会主义公益保护、兼具国家主导与半开放性等特征。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形成了关联深广、多层嵌套的复杂网状治理结构。文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剖析了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立法权和公民权的关系演变,描述了网状结构中各主体不同的权能定位,以实现提升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能。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果明显,表现为治理领域广泛覆盖、治理力度全程深入、治理主体全面带动、治理规范充分法治化、治理方式刚柔并济。为了实现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目标,还需增强协同治理效应、完善治理机制与规范建设,并逐步提高检察机关司法治理能力。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阈中国家治理概念辨析

界定国家治理的涵义是研究国家治理问题的前提。当前学界在界定国家治理的涵义上,存在着简单移植和生搬硬套的倾向,表现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不明确,并将其与统治简单对立。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论证国家是国家治理的唯一主体,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论述国家治理的目标、手段和客体等要素,才能对国家治理涵义予以科学的界定,由此进一步理清国家治理的运行层次和权力流向等问题,进而找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途径。     

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

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是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发展,此举对于应对大数据时代国际竞争与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意义重大。加快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树立科学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念,明晰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与要求,加快政社分开的法制建设,加快培育社会组织,营造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人文环境。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

规则是法律的精要,制度是法治的根基。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厚的制度理论、丰富的制度实践和深刻的制度逻辑,强调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加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一整套以宪法制度为核心的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当全面加强和推进宪法法律实施,把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拟制性、平等性等特征。与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一样,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都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些主体都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按照社会契约论都应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来构建法律关系,可以发现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构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维所要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研究方向:精准契入社会关切——基于相关研究图谱的分析

本文运用UCINET软件对在中国知网和国家图书馆中检索到的1217篇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描绘并诠释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图谱,试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精准契入社会关切提供动力。探讨中发现,目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尚存一些空位,说明该领域仍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很好的研究前景。在未来的研究中要继续巩固、完善和发展现有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讲好中国国家治理故事、汇聚中国国家治理智慧的实证研究。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论要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进程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坚韧行动意志,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深入分析了推进当代中国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精...     

法治乡村视域下解纷治理中的多元路径建构刍议

法治乡村建设需要将乡村治理的效能、成果纳入至国家整体治理的关切领域，这对于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国家治理水平的整体化提升具有积极效用。乡村日渐陌生化、市场化的变迁走向，使得解纷机制的运作融入了较多的现代治理元素，同时，多元化解纷策略也应以一种适宜的组合、衔接模式来契合乡土治理逻辑。乡村解纷治理中存在法治解纷冗杂与粗疏、自治权与公权交互失衡、绩效激励弱化、弱程序化的行为偏向等亟需调试的治理困境。解纷机制的多元路径可以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物理集合、多元治理资源的充分激活、多元治理策略的灵活采用来予以建构，并通过多元治理风险的预警来防范、消解制度运行中的异动元素，以促进多元化解纷机制的良性、可持续性运行。     

运动式执法的司法规制与政府有效治理

在我国漫长的国家治理进程中,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作为国家治理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存在并且总以一定方式在特定阶段反复出现。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与法治精神完全相悖,会直接冲击正常的法治秩序。因此,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中,必须对我国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行深刻反思,通过及时引入司法审查机制,把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在对运动式执法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需要直面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依法解决、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审查以及大面积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应对等重要课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需要对运动式执法进行改革,其中重点需做好加强立法协调统一,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塑造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等工作。     

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与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兼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生态文明的演进,生态利益博弈已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博弈的新领地.借助新型法律制度,如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控制,争夺国家话语权已成重要目标,且已经成为提升与促进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组成部分.《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从这一视角进行了系统研究.一方面,借助对"遗传资源、生物剽窃"等基础性概念内涵的界定,为遗传资源获取知识产权惠益分配等核心问题的系统探讨奠定前提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探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等问题的研究,系统论证了遗传资源领域国家话语权与国家利益.从而在为我国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战略配置与对策设计提出建议的同时,也从"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环境利益调整-国际利益博弈"的思路逻辑层面,为新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研究提供新视角.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凌屹:数据归集共享需要法律法规落地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通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凌屹提出的议案,便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日前,凌屹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年,南通市组建了全省第一家大数据管理局,强势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归集与交换。较好的信息化基础,为市域治理现代化夯实了数据底座。加之南通市委、市政府将"把治理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制度供给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有效制度供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决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变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要求的有效制度供给,是具备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认知性要素的统一,也是遵循工具性逻辑、合法性逻辑和情境性逻辑的统一。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性得到强调,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制度供给仍然不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效制度供给要求注重强制性制度供给和自发性制度供给、特定制度供给和散布性制度供给、正式制度供给和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有机统一。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国家安全的六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不仅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治理从“社会建设”领域调整为“国家安全”范畴,这并非是内容的简单位移,而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全方位变迁。我国社会治理效能体现的关键在基层,核心在基层,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视角下主要集中于制度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资源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六个层面。从这六个维度出发探讨国家安全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二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断向国家安全赋能。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国家能力理论视角

何为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如何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学界对此尚缺乏一个系统的阐释。本文借助于国家能力这一比较政治学里重要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对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进行阐释。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比较政治学重要文献中对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分类、决定因素及其演变,勾勒出一个研究国家能力的框架,并探讨其对研究国家治理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