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民主与专政关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核心观点,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思想、理论、学说、观点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思想、理论、学说、观点的继承、发展和丰富.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核心观点主要包括:民主与专政都要讲,两者不可偏废;民主要扩大,专政要强化;要强化专政,必须敢于斗争.这些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核心观点,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核心观点对于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对于实践中的民主与专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特别行政区制度应确认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无论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党和国家的重大文件,还是从国家的根本性质与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的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实际运转状况来看,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国现行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和实践化的重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新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和一个重要发展。     

习近平党内法规思想论纲

习近平党内法规思想包括有机统一的六个方面。习近平党内法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党建理论一脉相承，是对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法治学说相结合并创造性运用、创新性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是逻辑上的“并列关系”，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种属关系”，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属概念”之下的“种概念”。党内法规的价值主要有三种，即秩序价值、法治价值和权威价值。党内法规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全面领导、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政治建设统领等四项原则。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是党内法规制度的生命线，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建设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立法思想论要

习近平的立法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进程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把当代中国立法发展放置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总方略中加以认识和把握,深刻阐述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改革和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民主立法、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等当代中国立法发展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大变革时代进程中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化的立法理论逻辑,因而是指导和推进当代中国立法发展及其现代化的科学指南。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高质量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新发展阶段全面依法治国作了重大部署,强调提高国家制度竞争力,以"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高质量制度体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举措;是遵循制度建设规律、持续保持制度显著优势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新时代需求、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靠路径;是凝聚改革发展共识、稳步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的坚强保障。应当准确界定高质量制度体系的内涵、确定其实质与形式评价标准,并在中国特色制度逻辑框架内,提出建设高质量制度体系的具体构想: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的统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的统一;尊重制度建设的规律性与民主性的统一;坚持类型化与协调性的辩证统一;坚持制度的评估机制与自我调节机制的统一;坚持制度的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马克思法哲学价值论与时代的法律精神——读《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述论》

<正> 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正处于一个深刻的历史转型过程之中。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实现法律制度的现代化,是这一转型的必由之路。以马克思的名字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博大精深,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容,深入探讨和系统阐发马克思法哲学价值论思想,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巨大的理论逻辑力量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学学理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中国法学研究从法律主题向法治主题转换,蕴含着系统化的法治学理论,开辟了法治学学科新领域。新时代的法学研究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学学理为依据,加快推进形成科学完备的法治学学科体系,实现新法学建设的历史性突破。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历史经验和教训，吸取中国历史上政治法律制度的精华，借鉴其他国家检察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充分贯彻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民主集中制理论，蕴含着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观点，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通过党派对立和三权分立实现权力制衡不同，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必须依靠监督首先是人大的监督，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此外，我国宪法把检察机关确立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专司法律监督职能，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证国家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正确运行。     

法律/制度经济分析的一般理论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综合当代经济分析法学的最新成果以及现代社会法学、历史法学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的相关成果 ,比较系统地论述法律 /制度经济分析的一般理论。这个理论包括法律 /制度体系 (结构 /功能 )的静态分析和法律 /制度变迁 (演进过程 )的动态分析。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鉴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理论和内容存在着众多的不足和缺陷,联系市场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必要重新构建一种具有现实解释力和时代活力的新的法律体系理论。并以此为基础,以法域为标准,以私法、公法、社会法、国际法为基本元素重塑我国当代的部门法体系。     

法律移植之外的第二条道路——中国法制现代化路径之反思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形成,中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内外环境在当下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法律移植"于推进法制现代化建设而言凸显出前所未有的局限性,而"法治中的本土资源"则可能是摆脱"立法中心主义"、促进法律的实效性、提升中国法学声誉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全面阐述了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推进司法体制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形成了丰富、严谨的司法改革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邃的理论内涵,其以创新性为统领、以人民性为根本、以科学性为内涵、以实践性为导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理论与司法改革实践的创新发展,必将在深化司法改革、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上发挥指引作用。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探索

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科学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领域中诸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的本质、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依法治国＂、法的功能与价值、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等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论述,是邓小平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法治的建设和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化表达,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知。首先,从思想源流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其次,从理论个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包括中国性、政治性与学术性。从学科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法治理论谱系中的一种最新形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既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密切联系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认真总结我国过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并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思想;江泽民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法制理论,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实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以及人类政治法律文明共识,为研究基础和资源,从中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国经验而又在约束条件下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这种研究不仅要致力于总结和概括宏观意义或者一般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框架,而且还要特别地总结和概括微观意义或者部门法学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构成。     

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之思考

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在当时是必然的,这是由共产党人的法律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以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六法全书"的废除,对新中国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其最大危害就是中断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强化了中国社会蔑视法律的民族传统心理,为新中国政策治国、以党代政、以党治国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