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征集股东委托书法律制度的实证分析

征集股东委托书制度是以股东投票权代理制度为基础,体现股东平等原则并有效保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保护公众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的公司治理制度。我国公司制改革和证券市场运行起步较晚,现行立法中涉及到征集股东委托书的法律规范还很不完善,实践中征集股东委托书的操作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可见在我国建立征集股东委托书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论股东赋权主义和股东赋能的规则构造——以区块链应用为视角

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改革呈现出股东赋权主义的趋势,通过增强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力,降低公司两权分离所带来的代理成本问题,例如股东代理投票权规则、投票权征集规则、股东的查阅权规则和股东提案权规则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然而,上述规则在对股东进行赋权的同时忽视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可能带来的被代理人成本问题,从而影响了股东行使权利的实际效用.降低被代理人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升股东参与治理的能力,降低股东参与的冲突成本,这就需要在现有的股东赋权规则的基础上增加股东"赋能"的纬度.公司治理的数字化,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在上市公司的试点应用,提供了一个可能改进股东"赋能"规则的进路,通过分布式记账和共识机制降低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我国未来公司法修改也需要面向未来,在规则构造上体现数字化发展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     

股东将公司发包给股东的承包经营合同效力

【裁判要旨】公司承包经营是当事人选择的一种公司经营方式,是股东关于公司营运所作出的制度选择和安排。在生活中依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承包和公司股东承包两类。公司股东承包又分为三种形式:公司与股东签订承包合同、股东以公司名义签订承包合同、股东与股东签订承包合同。对于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效力的认定,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无论何种承包形式,只要法律不予禁止,不违反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不侵害他人利益。就没有理由加以否定和排斥,应认定合法有效。     

新经济下的双层股权结构:理论证成、实践经验与中国有效治理路径

新世纪以来选择双层股权结构成为新经济公司的一种新趋势。坚持一股一票的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主要从公司民主、最优表决权结构和代理成本三个方面反对双层股权结构,认为双层股权结构将降低上市公司价值。股东的共同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非公司民主;最优表决权治理结构是因公司而异多元化的,一股一票虽普遍然非最优;表决权监督机制非唯一治理成本的约束机制,双层股权结构比一股一票更有助于公司关注长期利益和科技创新。从经验研究来看,双层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价值并不存在确定的负相关关系,甚至存在正相关关系。契合新经济公司的双层股权结构有助于在“轻资产、重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公司中根据合同而非物质资本进行控制权分配,有助于激励创始股东/管理者进行专属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满足新经济公司的特殊治理结构需要。我国科创板已经引入双层股权结构,为实现中国的有效治理,除目前科创板集中于事前治理外,还应强化事中治理和完善事后治理,最终对双层股权结构进行有效治理实现兴“利”除“弊”。     

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裁判解散的困惑及法理思考

解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实践中的困惑,离不开对股东请求解散公司制度基本法理的探寻。德国和美国法院的相关司法实践尽管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从合同法乃至商法领域寻求司法救济的理论基础,值得我国司法实践借鉴。实践中,应当以公司的“人合性”基础是否丧失,作为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实质标准;股东是否先就其他股东违反法定义务或章程规定等基础争端提起诉讼,并不是提起解散之诉的前提条件,但作为股东关系事实层面上的要素,将影响实体裁判结果;股东在形成公司僵局中的过错不妨碍其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但法院是否裁判解散公司,应考虑股东提起解散之诉的动机正当与否。     

股东异质化视角下的双层股权结构

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公司理论研究的深入,股东同质化假设正从多个维度被股东异质化现实所推翻。股东异质化突出表现为股东的利益、目的和能力的不同。正是出于对股东异质化的认识,域外国家提供了包括双层股权结构在内的其他股权结构形式。在我国,一股一权与股东异质化的结合导致了股东偏好满足成本过高、治理低效、股东与公司利益偏离等问题。双层股权通过灵活的股权配置与股东异质化需求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合理地引入双层股权不仅可以软化僵硬的股权结构,而且可以对股东异质化现实给予有效的回应。     

论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

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是股东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公司治理框架下对公司控制及公司经营者监督的有效手段,从而保护股东权益的顺利实现和公司的健康发展。但是表决权代理征集与一般代理行为存在着许多差异,需要法律加以特别规制,方能兴利除弊。     

论封闭公司内部治理之公司法调整

实质意义的封闭公司不仅指美国法中的封闭公司,还应包含英国法中的私人公司和大陆法系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对法律规范强制性和任意性的判断及分类,有利于完善对于封闭公司内部治理的公司法调整。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封闭公司的特殊性越来越来得到关注和重视。封闭公司内部治理的重点及强制性法律规范基本上放在股权的行使和股东关系的安排和处理等方面,而在机关的设置、职权的划分与配置、与股权行使无关的议事方式、程序和规则等方面应当安排更多的任意性规范,赋予投资者更多的选择自由。我国封闭公司内部治理的公司法调整有待进一步完善。     

委托代理视角下国企公司治理的改进

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表明,"全民"股东的委托人资质不完全和委托代理链条的过长是我国国企公司治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股必须存在且我国当前国有股减持的空间越来越小,有效改进我国国企公司治理需要从缩短国企委托代理链条的角度着手。人民代表股东会制度和社会化董事制度据此而设计,前者立足于直接缩短国企产权安排下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距离,后者着眼于实现委托人与代理人身份的合一。     

上市公司有效法人治理结构的实证探析

一百多年前 ,美国法学家们站在世纪交点上 ,颇有远见地提出了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即公司的股东、董事、经理、债权人和雇员之间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及非上市股份公司中 ,所有者即为管理者 ,因此不存在法学界所说的代理问题。在上市公司中 ,股东所拥有的股份已证券化。股份证券化又能够动员大众资本适应巨大资本集中的要求 ,但是随着上市公司的巨大化、股份的分散化以及股东的社会化 ,大部分股东实际上没有发言权。尤其是现代上市公司结构的复杂性、业务的专业性 ,不易让公众股东评判公司的经营。况且“随着每个公司股东人数…     

论建立有效的国有上市公司间购并的制度

国有上市公司无效率的治理结构造成这些公司的代理成本过高，因而处于低效运行状态。为了保护股东的利益，实现公司的高效运行，应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建立有效的国有上市公司间购并的制度可使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成本最低，而且能促进国有上市公司有效治理结构的建立，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实现国有上市公司的良性运行     

应完善国有股表决权代理制度

国有股也是"股份",其股东权与其他公司的股东权应没有本质区别,国有股东同样也应当具有股东表决权及其它权项。1992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明显发生改变:国有股下降,法人股上升;非流通股下降,流通股上升。这种股权结构呈分散与均势状态的情形,使得投票代理权制度在利益的博弈中走进人们的视野,走上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历史舞台,从而也为国有股表决权代理关系的明朗化、国有股表决权代理制度的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国有股表决权代理关系及表决权的代理运行在国有股东表决权代理关系中,首先要确定的是谁是股东,谁是代理人,谁是第三方,即主体问题。国有股权最原始的股东应该为"全体人民",但"全体人民"不可能来行使这个     

“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评析

在我国,股东提起强制解散之诉,需满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之要件,但实务中对该要件应如何解释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林案采取"行为主义"的方法,将"经营管理困难"解释为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组织性或者治理性障碍,从而认可法院有权解散处于"盈利状态"的"好公司"——进而引发"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法院的此种裁判逻辑与美国法院的做法接近。司法解散制度旨在终结存在"人合性障碍"的股东关系,司法解散不是目的,而是股东寻求退出公司的手段。成文法赋予少数股东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力,实质在于赋予其退出公司的谈判筹码。案例实践也表明,无论法院如何判决(公司解散或不解散),仍有存续价值的公司,都会通过买断等变通方式,继续存在。法院是否判决公司解散,与该公司是否居于盈利状态(是否属于"好公司")没有关系,而与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人合性障碍"有关。法院是否判决解散公司,不应以公司的盈利状况好坏为主要裁判标准,而应以股东之间的"人合性障碍"为考量基准。破产法与公司法中的有关"强制解散制度"最终形成一种互补的体系,分别重点解决"资合性欠缺"和"人合性欠缺"、"公共违法"的公司之解散。如果理解了司法强制解散制度的本质,则不必过分担心其对社会公众利益会产生实质性损害,而应当修改立法,使司法强制解散制度更加宽容,增加替代性救济方式,节省股东的退出成本。或者,更准确地说,"司法强制解散"可以被"司法强制退出"制度所取代——直接规定,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公司,少数股东可主张由公司或多数股东收购其股权,从而以公平价格退出"令其失望"的"好公司"。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的自治与强制——以股利代理成本理论为逻辑基础

控制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股利分配失衡问题归根究底在于公司内部缺乏适当的权利制衡机制,存在内部人特别是控制股东侵害小股东合法利益的问题,这是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结果。我国与再融资行为相挂钩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具固有缺陷。依据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公司现金分红是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结果,只有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得以有效执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失衡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原则,通过契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增强公司股东对现金分红决策的参与度,对大股东权利的行使形成有效的制衡;同时,强化特定情形下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发展股东强制股利分配之诉,对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是我国解决股利分配失衡问题的必然出路。     

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金融危机的启示

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股东、经营者、职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就分配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不同的股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可以解释公司治理的国际争论。在股权高度分散、公司所有与控制分离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核心问题是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冲突问题。而在集中持股结构的国家,大型公司的首要治理问题是限制控制股东对小股东的盘剥。本文指出在这次起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公司与日本、德国公司的不同表现给我们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带来了新的启发。     

论隐名出资中股东资格的认定——兼评《公司法解释（三）第25、26条》

《公司法解释三》的实施,为与隐名出资有关的法律关系的确定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其中的规定存在法律逻辑上的不周延,并不能与《公司法》做到很好的衔接。隐名股东的存在给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交易产生了隐含的风险,在处理有关隐名股东的法律关系时,应在隐名股东、名义股东、其他股东、公司、第三人等不同主体做出区分的前提下,借助间接代理制度,更好的保护公司以及第三人的利益。     

公司资本制度的三维视角及其法律意义——注册资本制的修改与股东的出资责任

新修订的《公司法》于2014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有关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被认为对公司法上的资本三原则产生了重大冲击,并由此产生对股东的出资责任、公司的责任财产范围等问题的激烈争论。笔者认为,公司资本制度从行政管制、股东权利义务、债权人保护的三个不同维度观察,有不同的法律意义。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系行政机关对公司资本的行政管制的放松,而未改变股东的民事责任,认缴制仅系放宽了股东缴纳出资的时间,并未免除其出资责任。注册资本的行政管制、行政审核虽有重大变革,但股东以其出资(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这一公司法的基本财产责任基石并未改变。故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并未对公司及股东的财产责任造成根本上的冲击。     

公司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研究

公司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包括股东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和董事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是指当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的决议事项与某一或某些股东(董事)存在特别利害关系时,这些股东(董事)或其代理人不能以其所持表决权参与表决的一种法律制度。作为矫正失衡的股东利益关系,防止控制股股东、公司“内部人”滥用资本多数决和控制权,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激活股东(大)会制度、董事会制度的一种表决权行使机制,与表决权限制制度不同,公司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行使规则。我国公司法对此一制度予以借鉴和移植,将对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促进公司经营的稳定,甚至对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理性运作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论持股会中的股东表决权集中代理

集中代理是股东将各自的表决权集中地授予某一代理人,向公司为意思表示或受领意思表示,代理效果归属股东本人的代理。持股会中的股东表决权集中代理是较为典型的一种集中代理形式。集中代理法律关系在职工股东、职工持股会及持股会"代表人"之间产生。     

股东治理协议与股东会决议关系之辨

全体股东另有约定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多次出现,但如何定性则存在争议,全体股东约定可以构成股东治理协议,在比较法上有其特殊内容和成立条件。股东治理协议虽具有协议的属性,但不同于一般的股东协议,其在内容上通常涉及公司内部治理事项,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大调整,目的在于约束全体股东和公司的行为,因此是公司治理协议。公司治理好比一张拼图,协议、决议和章程共同组成公司治理拼图,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工具。我国公司法缺乏对股东治理协议的系统性规范,治理工具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不甚清晰。股东治理协议可以构成特殊的股东会决议,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和转化,在解释时应当以动态的视角观察决议、股东治理协议在公司法体系中的位置,从而进行妥当的价值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