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有效辩护理论探究——兼谈有效辩护理论在我国的探索

在美国,以有效辩护理论为基础而构建起的制度体系是律师有效辩护的重要制度保障。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如何保障刑事诉讼律师有效辩护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有效辩护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分析有效辩护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内在逻辑,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试图探索我国刑事诉讼中以有效辩护理论为基础的制度体系。     

侦查阶段有效辩护的特点及实现障碍研究

有效辩护最早产生于美国,是一种全流程、多角度、高质量的辩护。在我国,伴随着一些刑事错案被曝光和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展开,侦查阶段的有效辩护问题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当前侦查阶段刑事辩护率低且效果不佳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侦查阶段实现有效辩护的前提是,必须结合侦查权的属性明确该阶段有效辩护的范畴、特点及当前在该阶段实现有效辩护所面临的各种障碍,为相关部门完善有效辩护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或参考,以促进我国有效辩护理论实践的发展和完善。     

定罪量刑程序的相对分离与刑事辩护的困境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定罪与量刑分离的趋势,但是我国现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关系是一种以典型的相对分离关系为主、非典型的相对分离关系为辅的混合模式,此模式下的刑事辩护面临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相冲突、辩护罪名与判决罪名相冲突的困境。未来的改革应当改革审判模式,使定罪与量刑程序绝对分离,才能解决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上述困境。     

论庭审实质化改革下的有效辩护制度

英美国家为当事人辩护权的实现设立了有效辩护制度。有效辩护制度需要无效辩护之诉来保障,也需要双重检验标准进行评判。在实践中,当事人提起无效辩护之诉并获支持的不多,有效辩护制度的重心并不在于提起上诉增加讼累,也不在于对失职律师进行惩戒,而是以此完善律师辩护程序、提高律师辩护责任心与辩护质量。在我国的庭审实质化改革中,辩护律师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刑事辩护运行情况令人堪忧,当事人不能获得有效的辩护情况缺少程序性制裁与救济。借鉴英美国家有效辩护的合理因素,有助于提高辩护质量,增强庭审的诉辩对抗,推动庭审的实质化运行。     

论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及其实现条件——兼议“无效辩护”在我国的引入

辩护的有效性强调的是辩护行为的目的和效果。在刑事诉讼中,有效性是刑事辩护的生存之本,对保证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民主具有重要意义。源自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可以为实现辩护的有效性提供保障,但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引入无效辩护的条件。在我国当前的法制现状下,只有从现实出发,以完善立法为基础,以严格司法为保障,大力提升律师素质和辩护能力,才是促进刑事辩护有效实现的根本途径。     

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的有效辩护原则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辩护原则已成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一部分。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方面与之存在的较大差距是司法实践中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辩护的原因之一。应具体分析这些差距之所在并对刑事诉讼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以利于在我国真正实现有效辩护。     

有效辩护理念的本体展开

有效辩护理念是律师时代最主要的精神支撑。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有效辩护权的功能和价值在于实现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全面提升有效辩护理念,需要从狭义上、广义上对有效辩护的内涵、标准进行充分的本体理解。任何理念或者制度,都是以相应理论为其生存根据与逻辑展开。作为法律理念,有效辩护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与人权保障、诉讼结构等方面。对于因辩护律师自身不称职导致其辩护是无效的,达到“实际无效”标准,应当建立程序内与程序外两种救济模式,使得无效辩护面临程序性制裁、民事赔偿或者职业惩戒等后果。     

我国死刑辩护的现实困境与完善

刑事被告人如何在诉讼程序中有效、充分地获得及行使其辩护权是保障其诉讼权利的重要举措,对于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更是如此。然而,我国现行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却存在较大鸿沟,死刑有效辩护未能真正落实。本文拟在阐述我国死刑辩护的困境现状之基础上剖析其困局原因,进而提出相关对策措施,以期推动死刑有效辩护的完善。     

国际法律援助模式对我国建立法律援县体系的启示

法律援助最早是由西方国家提出并采用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1996年5月颁布的《律师法》明确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要求。本文拟对刑事诉讼中法律援助制度的模式与类型进行介绍和分析,并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略作展望。 一、国际法律援助的三种模式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被告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特定的人为他辩护,这称为委托辩护。如果被告人因为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力聘请辩护人的,一般由法院指定辩护人,这称为指定辩护。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是国家进行法律援助的一种方式。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有效辩护的标准

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务中的适用率极高,为维护该制度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成为有效手段。认罪认罚从宽中的有效辩护和无效辩护应该被厘清,为实现有效辩护,律师应进行有利结果的辩护,应着重避免无效辩护的三重标准。     

我国律师在场制度的理论起点分析

律师在场权从表面上看只不过是扩大了律师的一项诉讼权利，而实际上它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延伸。建立律师在场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是人权保障的基础；是我国吸收“控辩式”诉讼体制合理因素的又一项改革措施。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这一大背景下，探讨如何建立起科学、完备的律师在场规则，必将对我国整个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及其合理限制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程序正义价值目标能否达到。辩护律师在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同时,也承忍了巨大的风险。而辩护律师豁免权则能够使辩护律师免受不当法律责任的困扰,并因此切实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尽职尽责。为了避免辩护律师滥用其豁免权,危害诉讼秩序和司法秩序,对辩护律师豁免权也应当进行合理限制。     

传统与超越:律师管理机制创新探索

《律师法》的修订,顺应了司法行政改革和律师管理体制创新的大背景。"两结合"管理体制促进了律师管理体制的转变,但存在不少问题。弱化行政权力,扩大律协职权,提高律师执业地位,逐步实现律师行业自治,需从律师管理体制改革做理论分析,探索地方律师管理创新。     

论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以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为切入的分析

“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在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相较于委托人与辩护律师基于合意而成立的民事合同关系,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辩护律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在二者交往的多个方面,包括关系的成立、权利的分配、利益冲突的解决、关系的终止等。在这些规则的背后,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和维护司法正义义务是贯彻始终的二大基本理念,其中,忠诚义务是核心,维护司法正义则为律师划定了行为的边界。在律师职业伦理亟待重新构建的我国,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我国在诸如调整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即强调忠诚义务、引入有效辩护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论协同性辩护理论

在对独立辩护人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在将被告人辩护能力加以激活的前提下,有必要提出一种旨在对辩护律师与委托人关系进行重新调整的协同性辩护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辩护律师作为委托人辩护权的协助行使者,不应垄断这一诉讼权利的行使,而应在激活委托人辩护权的前提下,与其经过充分协商和讨论,形成协调一致的辩护思路,并确立各自在刑事辩护中的分工角色,最大限度地形成刑事辩护的合力,从而追求较为理想的辩护效果。假如我们接受了这一新的理论,那么,诸如被告人的阅卷权、辩护律师的告知和沟通义务、法庭上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席位的布局、辩护律师无效辩护的后果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都应被纳入辩护制度改革的议程。     

刑事辩护准入制度探析

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建立我国的刑事辩护准人制度·不仅是稳定辩护律师队伍、提高刑事辩护质量、全面实现刑事辩护社会价值的需要；还是实现司法公正，适应现代社会专业化发展的需要。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应该从死刑案件开始，分步骤、分阶段地设立刑事辩护的准入门槛，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惩戒以及退出机制，为刑事辩护准人制度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实施体制的建议

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政府公益性行为。其在实践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现实中法律援助的实施却存在着诸多问题。鉴于此，要整合资源，完善实施体系，充分发挥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最终构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实施新体制。     

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研究

刑事辩护制度改革是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提高刑事辩护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建立刑事辩护准入制度。我国目前已经具备建立律师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需要仔细分析影响刑事辩护质量不高的原因,同时考察域外相关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状况,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分阶段分步骤地构建我国的刑事辩护准入制度。     

认罪认罚视野下值班律师制度的思考

在控辩审刑事诉讼格局下,肯定值班律师辩护人诉讼身份的应然定位是实现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保障,也是认罪认罚适用简易程序的正当性基础。文章在论述这一正当性的基础上,从界定值班律师诉讼身份、明确介入时间、强化诉讼权利及保障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具体构想。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为什么成为问题？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与律师角色定位的变化有紧密关联,是制度改革的必然产物。然而,中国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之所以较为突出,还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制度移植中的误读,如对党派性理论和商业化的片面理解,导致律师职业伦理出现偏差;二是制度的缺损与不足,使得律师职业缺乏必要的伦理训练和有效约束;三是律师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差异,使律师职业格外引人关注,并易于遭受负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