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防工作要做到“四下”、“四从”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标本 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抓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努力做到“四下”、“四从”:     

简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依法治国以现代民主政治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产生的基础和运行的前提 ,而依法治国方针的实行 ,在很大程度上还离不开现代法律文化的支持和保障。法律文化的涵义 ,十分丰富。一般而言 ,以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和司法改革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 ;以加强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组织机构 ,改善其生存、工作条件为中心的法律设施建设等等 ,都是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且都在支持和保障依法治国方针的贯彻实行方面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见 ,法律文化是对一定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具体描述 ,是一个复杂而有序的系统。它与…     

用法治铺就改革的“钢轨”

正"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坚持把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更好结合起来,抓紧修改完善同全面深化改革相关的法律,从法律制度上推动和落实改革举措,充分发挥立法在引领、推动和保障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张德江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的这一宣示,让"改革"与"立法"的声音在人民大会堂久久回响。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是推进改革、化解矛盾的重要武器。回顾30多年来     

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枫桥经验”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枫桥经验＂50周年。50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少捕人、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0月11日,纪念毛泽东主席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政治人是生活在政治社会中以整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甘于为整体奉献的人。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脱胎于政治社会,受政治思维的影响,一些法律中自觉不自觉地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对于转型时代的中国来说,消解和防范政治人的立法思维和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强奸盾牌条款”评析

从20世纪70年代起,"强奸盾牌条款"的立法运动开始席卷全美。该运动宣告了美国司法传统中对于强奸案被害人过往性品行证据推定适用的终结。它有效地保障了被害人的性隐私。然而,立法上近似于"一刀切"的排除适用却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被告人基于宪法所享有的辩护权利。因此,美国各州司法机关通过对"强奸盾牌条款"的遵守、变通甚至抵制,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新的有关被害人过往性品行证据的适用规则。这一过程中,司法机关通过判例法实现了对被害人性隐私和被告人辩护权利的平衡保障。从法律文化视角来看,传统的被害人性品行证据规则的形成与美国文化中的基督教情节和性别歧视密切相关,而新的证据规则的确立则与女权主义兴起的文化背景和其特殊的判例法传统不可分割。     

侦查视野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适用与缺陷

从我国法律第一次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来,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在司法实践中该罪的适用却不多,在反腐败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差强人意,有悖于立法的初衷。进一步完善该罪的立法和司法适用,对于深入贯彻依法治国方针,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侦查实务角度,分析了当前办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需要注意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立法理念与重心的与时俱进——以"十七大"精神审视我国法律体系

要实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规划,应当贯彻"十七大"界定的科学发展明,调整立法指导思想上的偏颇,从以经济立法为重心,转变到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以民权和民生立法优先为方针,以改善民生和扩大民主为重点,建立"人权至上"的和谐的宪政秩序;为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权有立法保障,提升工农大众等弱势群体的宪政地位和社会保障,公民的公权利(政治权利)立法刻不容缓.     

创新"农村房屋"流转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农村房屋流转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是一个既重大又急需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以保障农民利益和发展经济为出发点,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最终目的,立足实际,大胆创新,加快立法,使农村房屋和城市房屋一样,拥有一套系统而完善的登记和转让法律制度。     

李林：立法要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我国的立法工作应当从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不仅要考察立法数量的GDP，更要关注立法的质量和实效；不仅要有不计其数的纸面上的法律规范，更要有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现实中的法治功能。     

论法律平等理论之重构

立法平等乃法律平等之本体 ,其他法律意义上的平等皆因附于其上而具有意义 ,社会主义法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其自身必须以内涵完整的法律平等为取向。法学理论应当尊重法律发展的这一现代逻辑 ,克服阶级本质决定论的消极影响 ,摒弃片面、狭隘的实施法律平等论 ,重构以立法平等为核心、以适法平等为保障的立法平等与实施法律平等辩证统一的法律平等理论。     

关注电子签名立法

在现代商业中,电子商务已经全面渗入传统商业的各个领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型法律关系,这些新型法律关系部分是传统法律关系在新领域的延伸,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完全超出了传统法律思维的预见范围,需要法律专业人士对现有的法律框架进行创造性的改革以容纳这些新型法律关系。本文拟借他山之石结合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现状进行分析,以为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提供一孔之见。     

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立法表述的困境和出路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是重要的法律概念。但由于其内涵和外延的缺乏明确性,人们在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其范围。本文从内涵和外延方面指出其在立法表述上的困境,以寻求新的立法表述方法。     

论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侵权中的扩张适用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从传统的合同法律适用领域扩张适用于涉外侵权准据法的选择中,这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由于传统的惯性思维以及对意思自治原则滥用的担心,国内外仍然大量存在着限制侵权法律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立法和主张.这显然不符合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在涉外侵权法律关系中,不仅要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还要在选择主体、选择范围、选择时间、选择方式、决定事项等问题上扩张适用意思自治原则.     

国际私法的政治哲学

传统冲突法建立在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学说基础之上，其哲学基础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冲突法理论不考虑各国法律背后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实现了冲突法的非政治性。随着冷战的结束，新自由主义复兴。中国国际私法在近年来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立法上长期受自由主义范式影响，尤其是在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和惯常居所原则的扩大化为标志，绝对的自由主义范式主导了立法思维。中国国际私法必须破除绝对自由主义范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并结合当代中国冲突法实践，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冲突法新道路。     

论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的“级差”与“殊相”

规定在宪法中的权利虽然都可以称为基本权利,但在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权利却存在着“级差”和“殊相”:从是否与法律规定和现实条件相关而言,基本权利可以分为不受限定的权利、受法律限制的权利和附条件的权利三类;从权利的来源而言,有源于地位的权利和满足利益的权利之分;从权利的属性而言,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别;从主体的样态来说,有人的权利和作为法律身份、法律角色者的不同权利。     

走过历史：“公民”与“自然人”的博弈与启示

法律语言和法律表达不仅是专业学习与学术交流的工具，也是法律历史文化及其观念认知的展 现与反映。“公民”作为民事主体的法律表达，不仅与“自然人”在内涵上存在差异，而且与传统民法所崇扬的 理性、自由、人文主义精神也大异其旨。回溯“公民”表达之起源可以发现，从苏联民法到俄罗斯民法，民事主 体的立法表达经历了由“公民”向“自然人”的转变。而我国民事立法仍然充斥着“公民”之表达，这不得不 使我们思考是否应当在“公民”与“自然人”之间做出选择与取舍，以契合民法观念的当代发展。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高质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三人谈

2023年4月3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     

“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划分之反思

从法律文本和立宪意图分析,全国人大只能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弥补全国人大立法不足是现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立法权的首要目标,而防范全国人大常委会侵夺全国人大立法权则是其附带的要求,这二者之间并非平行的目标关系;"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划分,正是这种附带要求的产物。实践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错位以及两种不同的"法律"在效力上的混同,根源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权力关系在制度层面与实践层面存在的张力。     

正视生命，匡正刑罚，慎用死刑——论“严打”中死刑的合理控制

自1983年开展“严打”斗争以来,我国死刑立法规模急剧膨胀,适用总量居高不下,因而有必要对死刑适用总量、范围、对象进行合理控制。以贯彻“少杀”方针,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