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法规定不明确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判断 ——基于66 个典型判例的研究

现代行政治理体系中存在着大量上位法规定不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在缺乏明确立法指引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这些文件的效力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根据对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以来发布的66个典型判例的分析，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判决存在3种效力肯定情形和2种效力否定情形，并可被归入较浅审查模式和较深审查模式两个大类之中。法院采用不同程度的效力判断方式体现了保护相对人权益、尊重行政专业性、维护行政效能等不同目的，并具有中国语境下的独特意义。但是目前实践中的做法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未来应建立司法区分程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标准。     

论专利确权司法审查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及解决

我国专利确权制度因严格遵循行政、司法职权的绝对分立，产生了一系列实践难题，社会各界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早期的理论认为行政行为带有主权性质而否定它有受司法审查的效力，行政行为效力的绝对性带有王权的色彩。现代行政理论正从崇尚权威转向强调服务社会职能，即行政行为必须实现它所服务的社会目的，因而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可以变更的。基于效力性、专业性和对外法治建设的需要，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具有审查专利效力的权力。为了避免平行诉讼中与行政权的过度冲突，法院只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限地审查专利效力，并且这种确权权力是相对的，效力仅限于个案。作为协同的制度，现有技术抗辩应限定于等同侵权领域。同时，在审查效力的认知标准、证据适用标准等方面，专利确权和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效力审查的标准应趋于统一。     

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权属界定——一种对话式的间接审查权

在《行政诉讼法》修订之前,法院审查规范性文件,一直存在"选择适用权"与"规范审查权"的权属争议,二者在审查权限与处理方式上,存在极大的区别,但在司法实践中,二者又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新《行政诉讼法》确定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局限性,并表现出完全有别于二者的特性。作为一种对话式的间接审查权,法院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在起诉、上诉与裁判阶段,均应依附于行政行为;但在审查程序、审查标准、审查技术与审查效力上,又有其独立性。     

面向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说明理由——郴州饭垄堆矿业有限公司与国土资源部等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决定再审案评析

郴州饭垄堆矿业有限公司与国土资源部等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决定再审案争点之一是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在司法审查中,对于涉及专业性判断理由的审查,法院应当保持对行政必要的尊重。将“程序过程审查”作为一种司法审查的方式导入本案,使得法院审查更具有针对性,审查方法也呈多元化。对于行政行为不说明理由的,可以认定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行政立法司法审查之成因

在我国,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于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立法不具有审查权,而其他国家则毫无例外地将这种审查权赋予了法院。法院在诉讼中之所以必须审查行政立法,不仅是由于议会审查和行政审查存在着缺陷,而且也是由于司法权的特点决定的。法院的这种审查权是行政诉讼制度发挥功能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审查权,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就无法落实。     

行政许可审查标准:形式抑或实质——以工商企业登记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许可的审查标准,但从其规范中可以解读出存在着适用于不同情形的两种标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在工商企业许可登记审查中,行政机关通过行使自己的行政立法权解除了实质审查义务,以规避由此可能引发的国家赔偿责任。但是,法院在因工商企业登记引起的行政诉讼中,却采用了实质审查的标准。基于行政效率与公正的双重考虑以及中国当下的具体国情,在行政许可审查中,不宜简单地采用形式审查或者实质审查标准,而应当根据申请人提供材料的不同性质,分别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     

行政合理性原则审查强度之类型化——基于行政诉讼典型案例的解析与整合

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重要标准。本文指出了行政合理性审查在本质上涉及行政权和司法权二者的关系,分析了当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合理性审查强度把握不准的现象,并认为实现行政合理性原则审查强度的类型化将十分有助于规范司法实践操作,提升法院把握与行政权关系的能力。接下来,本文指出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法院的分工和能力、限制权益的类型和效果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是影响合理性审查强度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具体的案件中,审查强度的选择往往是不同因素之间比较和权衡的结果,运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可以在这些因素与具体的案件之间建立联系。本文认为,合理性原则的审查强度可以分为宽松的、增进的和严格的审查强度三种类型,从而为法院确定个案审查强度提供了参照样本和规则。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中“依据”的司法认定

作为附带审查对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与所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依据关系,这是合法性审查的前提。但司法实践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情形,产生了对依据关系如何认定的司法争议,也反映了对依据关系认定的复杂性。出于对规范性文件有效监督和司法校正的目的,法院应当从更为宽松的角度来认定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关系,只要该规范性文件与所诉行政行为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无论是直接依据还是间接依据、形式依据抑或实质依据,无论是被告承认的依据或虽不承认但实际作为依据等情形,法院都应该作为依据来认定,并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     

论行政裁量基准在司法过程中的效力

行政裁量基准在司法过程中的效力表现为两种力量：一是在法院审查行政行为过程中对法院的约束力：二是其本身在接受法院合法性审查时具有的维持力。一般情况下，法院受到裁量基准的约束，特殊情况才可逸脱。裁量基准具有强劲维持力，法院目前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对其负面影响进行消解，未采可以采用在行政诉讼中添加附带性审查制度的方法解决问题。     

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几个问题

非诉讼行政执行作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主导形式 ,主要以阻止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进入强制执行过程为其制度内涵和精神。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 ,其形成和存在有认识上的原因 ,也有现实需要的原因。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缺乏统一指导原则、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等弊端。建议将法院承担的审查和执行职能分开 ,审查职能继续由法院承担 ,执行职能回归行政机关 ;建立和完善法院的审查程序和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     

行政权司法控制范围的思考

行政权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行政执法存在许多自由裁量的情形。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只能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很多侵犯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存在合理性问题的行政行为难以得到司法救济。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互相分工、互相配合的基础上也必须互相制约。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对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在扩大行政权司法控制范围的同时,又不会强制干预行政权。     

重复仲裁的司法审查方式与适用事由

通过分析我国各级法院作出的重复仲裁司法审查裁定可以发现，在对重复仲裁应否进行司法审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审查和适用何种事由否定裁决效力等方面，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内部均存在严重分歧，亟待形成理论共识与一体规则。首先，对重复仲裁进行司法审查存在法本质、法价值、法监督、法救济层面的必要性。若排除对重复仲裁的司法审查而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势必会导致我国重复仲裁乱象丛生、难以遏制。为此，应当结合事项、主体、例外三大标准对重复仲裁进行实体性司法审查。其次，为避免审查事由的适用产生歧义，可以在“违反程序”法定事由中明确纳入重复仲裁，或单独规定重复仲裁司法审查事由，由此否定重复仲裁裁决的效力。而由于缺乏关联，应排除适用缺少仲裁协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其他事由。     

尊重与戒惧之间——行政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

随着各种裁量基准在中国各地的大量出笼,其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也成为理论和实务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通过考察司法审查与裁量基准的应然关系以及司法实践对裁量基准的真正态度,我们可以发现,裁量基准既是实质意义上的司法审查规范,同时又是司法审查的对象。作为司法审查的法源,裁量基准具有双重性格,其主要功能在于弥补司法审查能力的局部不足;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法院对其享有不完整的审查权,在形式和实质两大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判断。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双重地位,导源于司法对行政裁量的尊重与信任法院、戒惧行政这两种法律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更进一步地,裁量基准也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扮演着输出法院政策意图的载体角色。     

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废除困境及其化解北大核心CSSCI

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废除困境是制定机关不及时废除,生效裁判载明的当属无效文件效力导致的不良情境;其中隐含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主审法院之间的多重冲突。由于法院的废除建议作用较弱,制定机关不愿采纳,且其他机关难以相助,以致废除困境的发生概率较高,危害后果较重。根据文件效力的严格概念以及文件不合法情形的两层三级分类法,法院通过识别文件情形并分级裁判,不仅能直接根除这类困境,还能更有效地维护法制统一,更有力地推进法治体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环境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以德国法上的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为例

一般说来,环境标准是否具有拘束法官或者法院的效果取决于它的法律性质.但是,近20年来,在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承认传统上只具有内部效力或者间接外部效力的环境标准作为法院裁判行政案件的依据.德国法上把这类环境标准称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尽管这种做法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因此遭到部分学者的批判,但支持者认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有其法理上的根据.我国承认这类环境标准对法院之拘束力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当然,要发生拘束法院的效果,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浅析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行政合理性原则虽然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它同样适用于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特别是我国法院的审判实践已经积极地推动了合理性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从世界行政审判的发展趋势来看,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度越来越深,对自由裁量权的监控越来越严。只有在对自由裁量权加强监控的情况下,才能扩大自由裁量权。为此,适时地修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确立法院享有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权,使行政合理性原则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论技术标准的司法审查

技术标准是调整规范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应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法院可以对技术标准进行司法审查,但审查强度可以稍弱。司法审查的重点包括技术标准的制定程序、实体内容以及技术标准的适用等方面。     

论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机制建构

法院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是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来实现的行政立法,是一种从属性质立法,法院有权审查其合法性。如果行政立法可以免受司法审查,行政法治就是一句空话。司法审查作为现代国家司法监督权的固有部分,它对行政立法的审查机制可以从审查要件、审查对象和审查标准三方面建构。     

国家秘密类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审查模式的转型

国家秘密虽是信息公开制度中广为接受的免除公开事项,但仍有对以此为由不公开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的必要。因国家安全利益的攸关性,行政认定的专业优势等因素,法院对行政认定持审慎立场和尊重态度。200余则案例表明,国家秘密类司法审查案件有重合性,涉密类别有集中性,虽然法院对行政认定否定率高,但实行的是形式审查模式。为实质性解决争议,平衡保护国家秘密与信息公开,有必要向形式与实质一并审查模式转型。可能的路径是设置具有权威性、相对独立性的定密异议委员会负责对定密进行实质审查,并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审查建立有效衔接。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非诉行政执行是我国行政强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自《行政诉讼法》规定以来,虽不断发展,但在制度规范和实践操作中均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突出地表现在因基本依据之间的矛盾、裁执分离模式处境尴尬等导致的模式不定,需要明确。因法院内部在立案、审查、执行各阶段机构不一;法院对于撤回执行申请的处理不统一;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裁定书送达主体不清、程序不明等造成程序上的混乱,需要整合。因法院审查方式不明确;法院审查标准难以把握;法院审查后果的多样化等而产生的审查不清,需要规范。因权利人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范围过窄,条件不具体;未赋予被执行人对非诉行政执行裁定书的救济权而表现出的保障救济不足,需要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