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市民社会伦理观对转型期中国市民社会伦理建设的启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伦理观对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伦理建构有着重要影响。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德国,其市民社会伦理建构的发展是不能否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伦理观的功劳的。本文指出中国现在处于市民社会的形成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市民社会的伦理建构提出了挑战,而黑格尔的这个理论就可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理论资源和启示。     

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与社会根基--对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质疑的简要回应

市民社会理论早已突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实现了重大发展并对当代法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西方的经验和逻辑,也展现了对人类现代性命运和前途的深层关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展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实进程,这说明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培育和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也是可能和必要的.法治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变革表明,市民社会是法治得以生成和运行的必要社会土壤,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表面化"倾向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忽略了这一土壤,因此,必须把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构建确立为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和社会根基.     

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市民法的基石

市民社会是个历时性的概念。它经历了等同于政治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相分野,区分于国家、经济的文化领域等几个时期。各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即市民社会的理念。由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理念—市民法的理念—市民法这一线索可看出,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对市民法及理念起着基础作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应吸纳西方市民法固有品格,进而推动市民法及其理念在中国的根植。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指导

马克思在批判与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从物质实践出发,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关系,并用"物质交往关系"取代了黑格尔的"需要的体系",此外还将对人的本质关怀作为其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和谐社会的实现路径,其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在于:形塑中国式社会本位观,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之基础,实现经济和谐;梳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紧张关系,构建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实现政治和谐;关注中国和谐社会主体的发展,实现人际和谐。     

浅论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民法总是相伴而生的,没有无市民社会的民法,也没有无民法约束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为民法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土壤,民法的发达又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二者是互动关系。因此,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进程中,学界很有必要对市民社会进行考察和探索。只有在对市民社会演进及其与政治国家关系变迁的历史理顺之后,才能明确民法在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从而准确定位中国民法发展的目标取向。     

论私法与市民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到底有无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存在到底需要具备哪些因素?市民社会与国家是怎样的关系?所有这些与我们所倡导的民法到底又是怎样一种关系?民法能否在中国真正的生存扎根下来?这些问题本人在近段的学习和看书过程中是最为感兴趣的,现就其中部分问题加以简要的论述。     

市民社会与有组织犯罪

市民社会与有组织犯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黑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变异的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必然统一于市民社会。但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可能异化,而以黑社会组织对国家的强大负面作用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应该认识到有组织犯罪勃兴的这一巨大潜在危害性,并在这一高度未雨绸缪地寻找和设计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对策。面对有组织犯罪勃兴的趋势,我国传统司法体系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但是关键还在于防止市民社会的变异。这需要加强市民社会的道德投入、自我约束,和必要的外部规范与引导,促进市民社会健康成长     

马克思与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

市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最初使用来自于黑格尔,并对黑格尔的原有内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而作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代表葛兰西又赋予这一概念新的内涵.本文比较了马克思与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不同观点,主要从市民社会的概念界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在社会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消亡等方面展开论述.     

论经济体制转轨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存在，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社会前提。政治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要求，它的建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当前正在实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只有矫正被扭曲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市民社会，才能进一步消除转轨道路上的障碍，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换取转轨的顺利实现。市民社会的发展最终将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早期形成

本文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通过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对比研究,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希望可以借此理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不是发展的目的,它应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自由社会。由于我国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使得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需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因为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它是被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家有着天然的良性关系。因此,大力培育和发展中国式的市民社会,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定位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宗法社会到公民社会——法治建设的逻辑进程

宗法社会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人治的土壤。现代公民社会则是法治的必然结果。公民社会成熟的程度体现了法治实现的程度;反之,公民社会的成熟又有力地推动着社会法治的完善。     

世纪民法典的社会基础——从乡土社会走向市民社会

本文认为构建中国民法的社会基础不仅仅在于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在私域社会张扬权利更是不能忽视的课题。本文在阐明市民社会和民法的特性及二者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私域社会——乡土社会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私域社会之于市民社会的差距,进而得出本文的结论:实现从乡土社会到市民社会的彻底转变,是构建中国民法社会基础的重大理论问题。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中的当代民法文化建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内涵及法治价值目标影响着民法文化的内涵与特质。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建构当代民法文化具有必然性但也存在现实障碍。要建构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法文化必须采取两项对策: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力倡导自由主义精神,建立并完善市民社会;以民法文化的基本理念净化传统文化与道德,建构一种融传统文化与道德和民法文化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型民法文化。     

谈民间组织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关系

民间组织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互动的一个缩影,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业有效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职能转变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必要空间,并将带来政府对民间组织监督和管理方式的相应变化;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将会从多个方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成为政府职能转变效果的重要表征和继续改革的信心来源与动力支撑。     

和谐社会建设中基层公务员的定位与作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基层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与其他层级的公务员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主要介绍了基层公务员的内涵、基层公务员的角色定位、现实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基层公务员发挥作用的途径等,希望对此类研究有所助益。     

政府治理与公民社会参与

社会主义的本义要求以"社会至上"为主义,公民、公民社会参与市政管理和建设,是社会主义本质应有之义.宪法上的人具有"私人"与"公人"的双重身份和人的"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双重权利.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也可以分为"私人社会"与"公民社会".公民权或公民的公权利,主要是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政治防卫权.公民社会既参与、支持又监督、制约政府行使权力,是推进政府治理的基本动力.     

构建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及其民法领域的发展——兼评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在其著作《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与国家进行了学理分野,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认为国家是目的而非手段,市民社会的不自足性需要理性的国家进行补救,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其实质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政权服务的。在当前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中,在认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仍然是理论上的源泉。在这一思潮中,中国大陆等地区的学者也提出了关于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学理架构设想。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其领域必将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而扩大,以适应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需求。     

市民社会与宪政之路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不仅有其道德基础 ,还有其知识论依据。近代中国的宪政之路之所以艰难 ,是因为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西方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