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     

地方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研究

公信力是政府职能履行有效性和政府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保障。从公众感知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量化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这有助于推动政府公信力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排序依次为治理效果的良善性、治理主体的参与程度、行政过程的科学性和服务质量的优质性。基于此,通过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打造协商沟通平台、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精准服务能力以及重视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增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

邻避冲突不仅与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还是多种心理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湖北省多个环境类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实地调研,探索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邻避冲突参与意向的影响,并验证公众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行为信任是影响其冲突参与意向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了达到"邻避冲突可免"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强邻避设施风险评估和运行监管,降低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弱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应在"公众中心"的行政理念指导下,加大邻避设施相关决策信息的公开度,创新风险沟通方式,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政企关系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法治化

营商环境法治化是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核心内容和根本途径。政企关系法治化、规范化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本质与核心,从政企关系的视角探讨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有效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基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价值取向,从行为合法、地位平等、角色正当、政策规范、沟通顺畅、合作融洽等六个方面构建了政企关系视域下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国内10个企业状告政府的法律案例进行观测。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我国政企关系法治化程度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速度加快,但仍存在"法治观念落后,平等意识淡薄;行政自制薄弱,治理能力不足;沟通合作不畅,诚信透明不够"等突出问题,亟须从权力运行、平等保护、治理能力、政策执行、政企沟通、风险共担等方面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     

制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因而"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可适性。通过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文本分析,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主体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工作制度、政务服务制度、市场监管执法体系、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务服务能力、市场监管执法能力两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的治理框架体系,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我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乱收费、"融资难融资贵"、"新任不理旧任的账"、政府承诺不兑现、"不作为乱作为"、政商关系扭曲、任性执法、政策落实"中梗阻"、法治化思维欠缺等制度障碍,以及"新衙门作风"、信用监管效能不佳、执法协调联动不畅等能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优化营商环境极具解释力,是评价营商环境治理绩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有效分析工具。     

营商环境评价实践的多维效应分析

随着营商环境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营商环境评价实践逐渐突破对营商环境自身的展示、引领、督促功能,在政治、经济、法律甚至外交领域形成巨大影响力。当前,对于如何深刻地了解评价活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及产生的效应,还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通过对具有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营商环境评价活动进行深度检视后发现,营商环境评价能在政府、市场、区域、开放四个维度产生多元正向效应,但同时也可能引发诸如影响决策者政策偏好、增加改革试验成本、强化区域“马太效应”等方面的“负产出”。因此,将来应从价值取向选择、突出项目特色、方法论研究、平衡技术性操作与制度性改革等方面着力,对各类营商环境评价实践进行优化。     

美丽中国建设的复合治理体系探析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美丽中国建设需要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保障,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层层推进落实美丽中国各项目标。基于我国国情,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已经形成一个“多层级-多领域-多主体”的复合治理体系。本文主要从“‘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基层创新’的多层级互动治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多领域协同治理”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主体和合治理”三个方面描述美丽中国建设的复合治理特征,同时对标中央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提出进一步完善这一复合治理体系的建议。     

体系构建与效能提升:地方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建设

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它既是一个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治理主体积极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建设不仅有助于降低地方治理的成本与风险,而且还能形成合力继而提升治理水平。但是,制度建设并不仅仅是促进形成制度要素,而是要在完善制度要素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机组合、形成体系。基于此,从制度本身的内部结构出发,构建适合地方治理现代化需要的基础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体系架构是必备之举。制度体系建构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充分发挥它对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效能,因而,应通过在不损害制度体系的前提下降低制度的执行成本、扩大制度效能的受益群体、引导政府树立制度思维、增强公众的制度意识等途径来提升制度效能。     

对城市居民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综合分析——基于CGSS2003和CGSS2010数据

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可以通过对2003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2003年到2010年,城市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非正向评价增多,正向评价减少;与中央政府的评价相比,地方政府的非正向评价比例增长幅度更大。收入低的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高于收入高的城市居民,但是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分上,低收入城市居民的满意度低于高收入城市居民。性别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评分有显著差别,但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上,男女没有显著差别。教育、年龄和环境问题严重性感知等变量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影响具有一致性。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需切实提升环境治理水平,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开展环境保护宣传,以提升公众环境关心水平,同时要打破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增长机器联盟,将环境治理纳入官员绩效考评体系。     

赋权稳压与激励调适：地方营商环境建设何以有效开展?——基于A市的案例观察

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实践前沿，其从政策倡议转变为政策行动的关键在于政府各部门间的有效协同。与既有研究较常关注的知识领域单一和执行主体明确的跨部门协同任务相比，营商环境建设的知识复杂性和执行主体不明确对科层组织运作形成了新的挑战。基于A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案例分析表明，当面对营商环境建设的新任务与既有跨部门协同问题叠加时，地方政府统筹部门采用了“赋权稳压”和“激励调适”两种机制——前者通过对部门择优赋权来高效传导压力，并在任务过程中将外部压力稳定输入跨部门协同组织运作之中；后者则通过重塑部门激励结构，消解因部门利益化与知识壁垒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外部监督难题——最终推动营商环境建设有效开展。     

基于扎根理论的市域营商环境障碍因素、作用模型及优化策略

市域营商环境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场域和新载体。从X市营商环境建设暴露出的问题看，当前地方城市面临的主要“堵点”集中表现为：政策制度系统性不够、机制运行畅通性不足、环境友好支持性不强、政企互动有效性较弱。各方面的构成要素存在差异，并以不同的作用机理影响着市域营商环境质量。基于“制度—机制—环境—互动”模型，从提高营商环境整体质量出发，地方政府需要构建以“系统集成”为特征的政策制度体系，减少政策内耗；全面推动“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以数字治理和流程优化深推政府系统联动。各城市也要注重“内外兼修”,在推进改革深化的同时，打造更贴心、友好型城市，强化城市基础设施等环境建设和政企互动，以城市“软实力”带动地方营商环境质量提升。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市人居环境满意度指数调查研究——基于北京市内六个城区的实证分析

公众满意度是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城市人居环境满意度指标,能够反映出城市居民对城市居住环境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运用相关分析法对北京市内六个城区人居环境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提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满意度的相关政策建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需求导向的城市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以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城市人居环境绩效评价体系;加强城市人文环境建设;构建多元主体的城市治理模式。     

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在理论上,营商环境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推动形成其生成逻辑。从可行性来看,数字化转型的“用户中心”和“创新”特征能够与营商环境的建设理念相融合;从必要性来看,优化营商环境所需的合作治理与整体治理的实现越来越有赖于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权功能和对政府的赋能功能。在实践中,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应当坚持法治化原则,以法律规则的价值理性调和技术规则的工具理性,并彰显转型的理念与方法;应当服务于营商环境建设的固有目标,促进便利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发展;应当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为重心,提高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服务质量和监管效能。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     

公众有序参与对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促进

促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也是基层政府治理努力的方向。基层政府治理活动离不开公众的有序参与和支持,公众参与治理是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治理的公信力、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提高公众参与治理的成效需要不断完善有利于公众参与的条件与环境。     

财政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1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主体在绿色技术创新上采取的行为策略将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本地政府在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策略上实施了“逐顶竞争”，但对邻地并未产生“示范扩散”效应。通过对其传导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本地环境规制、R&D经费投入和产业结构产生正向影响，但对邻地的R&D经费投入以及产业结构产生负向影响。从财政分权视角探讨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有助于为推进各地方政府共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助推治理现代化进程：根源、相关性与途径

在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有着深刻的内涵,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特征。调适政府边界对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源于：数字治理不同阶段对政府边界及治理能力、水平的需求不同;调适政府边界有助于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数字治理“浪潮”中针对现实需求准确地调适政府边界从而显著推进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可能性。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治理主体准确确定政府边界的范围;分项完成不同阶段的治理任务;革新治理理念并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