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法律定位

由于举报材料以及其他立案线索来源发生变化,客观上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运用一定的调查手段进行初查,才能判明是否达到立案的标准和要求。但由于初查制度法律地位的缺失,致使初查行为的法律依据不充分,证据效力不明确,因而有必要从我国刑事程序的启动模式、初查行为的法律性质以及初查阶段能够采取的调查手段范围等方面进行研究,以回应我国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的重构

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受理民事诉讼以后，在开庭审理之前，为保证审理的顺利进行和案件的及时、正确的处理，法官需要预先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我国民事诉讼法称之为“审理前的准备”．并将其作为第一审普通程序的一个必经阶段和法定程序专门作了规定。 一、庭前准备程序的当前模式及其利弊分析 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最终裁判结果的作出，均须以证据作为根据。故此证据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正因为证据在民事诉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国民事诉讼将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作为审前准备程序的一项“核心…     

试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国外刑事证明标准相比，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客观真实”，缺乏操作性等弊端。需要对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即区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对定罪程序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量刑程序中对于控方主张判处死刑的情形应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     

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

我国的刑事立案程序立法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其程序的独立性值得质疑。现行立法的不合理导致侦查机关在立案之前适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不准确性 ,也促成了司法实践中“不破不立”的现象。建议取消立案程序 ,代之以相对简化的案件登记制度 ,将立案程序纳入大侦查的阶段之中 ,这样既可以解决初查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 ,也使法律规范更便于操作     

浅议不立案案件复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问题: 1.程序不统一。一是对不服不立案决定的复查在办理程序上不统一。有的按照《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制作“刑事申诉提请立案复查报告”,立案后才开始复查。有的认为线索初查后不立案尚未进入刑事诉讼阶段,因此无需通过立案程序直接开始复查。二是对办案期限的理解与执行上不统一。《复查刑事申诉案件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刑事程序问题的分析与解读

当前,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加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效果,迫在眉睫.我国在注重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法规定的同时,对于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配套协调则较为忽略,影响了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难以适应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需要.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对知识产权刑事诉讼案件的立案、管辖、证据、审判问题要进一步的探讨,从而加强刑事程序视野下知识产权的保护.     

浅议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各个诉讼阶段是否存在区别的问题，当前主要存在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案件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是不同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按照先后次序严格进行，只有前一诉讼阶段任务完成之后，才能进行下一个诉讼活动，既不能跨越也不能颠倒。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案阶段为怀疑；在侦查阶段为确实、足够的证据；审查起诉阶段为确实、足够的证据；而在审判阶段的标准才能沿用法律所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从总体上讲，自侦查机关到起诉机关最终至审判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应是越来越严格的递进关系。第二类观点认为，我国法律对刑事诉讼的三个诉讼阶段都明确的提出了刑事证明标准，并且三个标准基本表述均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以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证明标准的掌握上基本是一致的，没有显著的区别。     

初查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初查是在立案之前对案件线索进行初步的筛选和过滤，以判断是否达到立案条件，并为正式侦查作准备的调查活动，它已成为刑事办案中不可或缺的前置程序。初查属于任意侦查的范畴，因此，“法无规定得行使，法有规定更得行使”；立案仅是强制侦查的启动要件，并非任意侦查的启动要件，因此初查可以先于立案而进行。在初查中，可以采取询问、同意搜查、同意扣押和调取证据材料等各种任意侦查措施，但不得采用可能强制性干预当事人重要权益的侦查手段，也不得在初查中采用行政调查手段。基于初查程序的合法性，初查中所获的证据，不论是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均自始即具有证据能力，无须经过转化。     

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

无论是刑事实体法律规范还是刑事程序法律规范都不具有判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功能。“法律真实”所陈述的基本内容与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重复 ,所以“法律真实”证明标准是不能成立的 ,“法律真实”这个概念是一个伪概念。“客观真实”标准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和是否充分的有机统一 ,对传统“客观真实说”作一些必要的限定之后 ,客观真实标准仍然是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标准。     

试论刑事证据的确实、充分性

刑事证据是一种专门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审查属实的，用以确定或者否定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和罪责轻重的一切事实。”还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证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由当事人、证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并用以证明是否发生了犯罪以及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尽管这几种观点在文字的表述和内容上都有所区别，但都指出刑事证据是一种客观事实，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认识和认定案件事实和犯罪事实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就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所采用的刑事证据应达到的标准作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性规定。     

对刑事立案管辖两个问题的探讨

立案管辖,是指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在案件受理范围上的分工。详言之,立案管辖是指根据刑事案件的不同情况和公安司法机关的不同职权范围,确定哪些案件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分别进行立案侦查或立案调查、审判的行为。立案管辖又称为“职能管辖”或“部门管辖”。立案管辖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确定立案管辖,能使公、检、法三机关明确自己的立案范围,防止某些案件无专门机关管辖或因管辖不明确而致使互相推诿或争相立案的情况发生。其次,明确立案管辖,能使公、检、法三机关及时立案,及时查处案件,提高办案效率。再     

刑事立案制度的“是”与“非”

立案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具有刑事侦查控制功能、规制侦查管辖功能及刑事案件管理功能等。但是，立案标准过高、立案手续繁琐、立案前的调查缺乏法律依据、“初查”获取的证据缺乏法律效力等问题，阻碍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我国的刑事立案制度应当借鉴吸收国外随机型启动模式的合理内核，进行改造完善，建立兼有随机型启动模式特点和程序型启动模式的刑事立案制度。     

办理死刑案件之内心审视——一名死刑二审案件检察官的感悟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是适用死刑最基本的要求．保障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程序不合法的案件依法不适用死刑，是每一个案件承办人最基本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考虑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如何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刑事—行政”案件证据审查论

行政主体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存在于“刑事—行政”案件中,系“两法”衔接机制重要组成部分。囿于制度供给和理论研究不足,此类案件中的证据审查缺乏必要指引。司法权与行政权存在天然区别,司法机关在行政事项的处理中也与行政主体存在专业能力差距。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所主张的事实并非定论,仍需行政主体依职权调查。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证明标准并非一定低于刑事案件,刑事证据向行政证据在衔接基础之外也存在证据能力门槛。行政主体需要明确证据载体的实际形态,在此基础上分类处理各类刑事证据向行政证据的衔接。同时,行政主体应当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质证权利,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行政监察立案程序中的案件初步审查问题研究

行政监察的立案程序作为行政监察案件程序的启动程序，是行政监察案件处理的重要环节，其中的初步审查程序对于案件当事人的“行政命辱”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行政程序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价值理念为基础，认为现行的行政监察法律制度问题在初步审查环节上主要表现为：立案条件规定不合理、立案标准设置不具体、缺乏必要的审查措施、缺乏审查时效制度。在对前列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初步审查程序的制度设计。     

《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办案工作的意见》讲座（四）

（二）关于严格依纪依法收集和使用证据问题 收集、鉴别、运用证据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是纪检机关查办案件的核心问题。办案工作中的一切调查活动，各种手段和方法的运用，都是围绕证据这个核心来进行的。查处案件所经过的受理、初步核实、立案、调查、审理、处分等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对证据的收集、鉴别和运用。同时，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是促使违纪人员承认违纪事实的有力武器，是维护被调查人合法权利的重要保证，是进行党纪教育的生动教材。因此，证据对纪检机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反思民事诉讼中对立案证据的要求

虽然历经改革努力与修法,立案审查问题及“立案难”现象仍然存在。我国现行法和司法实践通常要求原告在起诉时提供相关证据,但是其具体标准并不明确。包括“预立案”现象在内的司法实践对立案证据的重视有多重理由。对立案证据的要求与我国现行法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大方向存在张力,无法在立案阶段完成要件化的改造,两大法系的共通经验也不包括这一要求。对立案证据的要求也不符合民事诉讼中立案前后阶段的分工,法院更应当在立案且送达后收集证据并据此审查诉讼要件。证据调查在庭审结构中的位置与证据调查的直接原则也反对对立案证据的要求。不过,在涉及纯粹程序性事项和与公益相关的特别规则时,应当例外地承认立案证据要求。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刑事证明标准都应是一致的,证明标准一致并不意味着三个阶段的证明要求完全相同。     

论对单位行贿罪立案数额标准的相对降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对单位行贿罪较之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为轻罪。司法解释将单位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设定与单位行贿罪一致，将自然人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设定为行贿罪十倍。在检察工作中．为更合理地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实现刑罚维护正义和预防犯罪之目的．如对单位行贿罪仍为轻罪．应使单位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相对单位行贿罪为低．使自然人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相对接近行贿罪。犯罪圈相对扩大．是在刑法更关注人权保障的大趋势中，针对特定时期特定问题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理措施。设定“法网恢恢”、“围而不取”、“择重而取”、“取而不厉”的刑事司法解释和执法格局。有利于实现刑法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对单位行贿罪（包括由其引发的单位受贿罪）治标与治本的统一。     

假冒专利罪的刑事自诉程序解析

专利权人提起刑事自诉面临着立案难、取证难、举证难、证明案件事实难等困境,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假冒专利犯罪人,使得刑法第216条形同虚设。本文认为,废除假冒专利罪的刑事自诉程序,建立单轨制的刑事公诉程序,有利于保护专利制度和专利权人的权利,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