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2019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法治和营商环境的关系,强调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法权益,并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中。法治是推进高质量发展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也是最根本和最稳定的保障。将优化营商环境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对于当前深刻转变政府职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内涵与路径选择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是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近年来我国在营商环境的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我国仍需在市场主体保护、市场环境、政务服务、监管执法、法治保障等方面持续提升,以进一步营造全域性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提升上海市黄浦区营商环境的思考

目前上海市黄浦区综合营商环境还存在一些短板,要通过提升行政服务效能、提高企业个人办事便利化水平、更高水平推进扩大开放、加强法治保障等措施,不断提升和优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建设、主观治理绩效评价与溢出效应——来自中国29省的经验证据

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现有研究探讨了它对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较少关注它是否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评价,这其中既包括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直接效应,也包括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引入政策溢出效应的视角,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有正向影响,能够对经济领域外的其他领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同时,优化营商环境的影响也存在对象溢出效应,在美好生活、法治、回应、有效、参与和透明方面,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非企业主体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比对企业主体相对较小。优化营商环境未来需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其正向溢出效应。     

郴州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郴州是湖南省内离珠三角核心城市最近的城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强辐射的前沿阵地,郴州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有独特优势和重大机遇,但也面临着产业竞争力不强、开放平台承载能力较弱、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其他地方政府的激烈竞争等挑战。郴州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产业承载力;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地区吸引力;加快对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力争更高层面政府的支持,加强推动力。     

基于扎根理论的市域营商环境障碍因素、作用模型及优化策略

市域营商环境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场域和新载体。从X市营商环境建设暴露出的问题看，当前地方城市面临的主要“堵点”集中表现为：政策制度系统性不够、机制运行畅通性不足、环境友好支持性不强、政企互动有效性较弱。各方面的构成要素存在差异，并以不同的作用机理影响着市域营商环境质量。基于“制度—机制—环境—互动”模型，从提高营商环境整体质量出发，地方政府需要构建以“系统集成”为特征的政策制度体系，减少政策内耗；全面推动“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以数字治理和流程优化深推政府系统联动。各城市也要注重“内外兼修”,在推进改革深化的同时，打造更贴心、友好型城市，强化城市基础设施等环境建设和政企互动，以城市“软实力”带动地方营商环境质量提升。     

不平衡与协同优化：我国区域营商环境研究

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是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权力规制理论,从市场主体微观行为、政府规制的视域完善我国区域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全国区域营商环境评价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营商环境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部分区域内部营商环境相对优势沿着"核心城市(城区)—核心城市(城区)所在省市—相邻省市"迅速衰减、不同类型公用设施供给的区域不平衡性呈现分化特征、司法解纷和信贷服务区域不平衡性相对显著、规制过程复杂且涉及利益相关体较多的指标在各区域呈现改革"深水区平衡"现象、全国垂直管理领域指标呈现区域间"相对平衡"。为破解我国区域营商环境的不平衡问题,应加强跨省市协同顶层设计,完善优化营商环境的区域沟通协调机制;重视以"标准化"促进"平衡化",进一步降低营商环境"行政区划壁垒";统筹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经验扩散;聚焦司法和信贷领域体制机制性创新扩散;推动各区域在部分指标领域实现"深水区平衡"现象的破解。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城市竞争力

在目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地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靠什么来吸引投资者？仅靠以往的政策优惠或政策倾斜是不够的，营商环境也是一个地区能够击败其他对手、获得投资者青睐的重要砝码。因此探讨深圳营商环境的优势和不足，对于提升深圳城市竞争力意义重大。     

政企关系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法治化

营商环境法治化是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核心内容和根本途径。政企关系法治化、规范化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本质与核心,从政企关系的视角探讨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有效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基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价值取向,从行为合法、地位平等、角色正当、政策规范、沟通顺畅、合作融洽等六个方面构建了政企关系视域下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国内10个企业状告政府的法律案例进行观测。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我国政企关系法治化程度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速度加快,但仍存在"法治观念落后,平等意识淡薄;行政自制薄弱,治理能力不足;沟通合作不畅,诚信透明不够"等突出问题,亟须从权力运行、平等保护、治理能力、政策执行、政企沟通、风险共担等方面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     

优化营商环境与知识产权保护法研究

从学理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法与优化营商环境之间呈现目的高度契合、基本功能指向趋同、内容充分交融的关系。综合型知识产权保护法模式是适应优化营商环境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模式,其显著特征在于:抱持"严、大、快、同和强"的价值取向,国家担当"照顾、促进、推动、救济、培育"等多重角色,以"知识产权是国家战略资源、提升国家竞争力核心要素"的观念为基础。需要从知识产权组织法、知识产权行为法和知识产权救济法三个层面进行变革来回应综合型知识产权保护法模式对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制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因而"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可适性。通过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文本分析,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主体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工作制度、政务服务制度、市场监管执法体系、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务服务能力、市场监管执法能力两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的治理框架体系,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我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乱收费、"融资难融资贵"、"新任不理旧任的账"、政府承诺不兑现、"不作为乱作为"、政商关系扭曲、任性执法、政策落实"中梗阻"、法治化思维欠缺等制度障碍,以及"新衙门作风"、信用监管效能不佳、执法协调联动不畅等能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优化营商环境极具解释力,是评价营商环境治理绩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有效分析工具。     

区域经济形象与企业品牌关系论

区域经济形象具有巨大的品牌效应。企业品牌是支撑区域经济形象的根本要素。区域经济形象和企业品牌相互渗透,提升区域经济形象可通过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强化区域营销,抓好产业集群化战略调整,强化和推进区域内品牌战略等多种方式。     

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在理论上,营商环境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推动形成其生成逻辑。从可行性来看,数字化转型的“用户中心”和“创新”特征能够与营商环境的建设理念相融合;从必要性来看,优化营商环境所需的合作治理与整体治理的实现越来越有赖于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权功能和对政府的赋能功能。在实践中,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应当坚持法治化原则,以法律规则的价值理性调和技术规则的工具理性,并彰显转型的理念与方法;应当服务于营商环境建设的固有目标,促进便利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发展;应当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为重心,提高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服务质量和监管效能。     

从传统营商环境走向“数智化”营商环境

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营商环境正面临着改革增量空间减小、各类数据难联通、营商政策供需匹配难度大、评价方式存在局限等诸多困境。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为破解传统营商环境的困境，进而实现数智化变革创造了条件。“数智化”营商环境是指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的数智化集成。其主要特征包括：数字技术深度赋能营商环境，大幅拓展营商环境优化空间；数字资源高度整合，“信息孤岛”连成“数字大陆”；数据价值充分挖掘，精准满足市场主体营商政策需求；全景式无感监测普及应用，营商环境评价方式实现颠覆式创新。“数智化”营商环境建设需要从战略认知、技术基础、平台构建、组织建设、法制保障、开放交流等多个方面入手，全方位提升我国营商环境数智化水平。     

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中配套法律服务的治理

司法行政系统监督管理下的法律服务行业,是全方位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法律服务市场。优化营商环境需要一个竞争有序、管理规范的市场保障。从司法行政管理角度出发,优化法律服务资源,也是为优化营商环境所做的实际工作。     

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推动法治建设的重要方式。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要求准确厘定评估对象的边界,全面贯彻法治化的目标导向,提供具有纵向稳定性和全国适用性的统一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总指标从整体上锚定了指标体系的考察向度和价值取向;将目标层下位的系统层考察面向优化为市场环境、法律环境、生态环境、软环境等4个一级指标;根据系统层一级指标的内涵将其分解为11个二级指标(因素层),再进一步分解后最终形成28个三级指标(指标层)。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搭建完成后,要通过试评估活动检验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为开展全国性评估提供必要准备。     

山东发布“厚道鲁商”品牌形象榜

<正>为弘扬鲁商诚信守法优秀品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齐鲁风格、时代特征的新鲁商文化品牌,创造一流营商环境,山东省于2014年启动了"厚道鲁商"倡树行动,并于2017年1月正式启动"厚道鲁商"品牌形象榜上榜企业遴选工作,最终形成省、市、县三级"厚道鲁商"形象榜,其中省级"厚道鲁商"品牌形象榜上榜企业110家。2017年7月6日,山东省"厚     

生态也是GDP——重庆生态城市建设初探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显现,生态城市的理念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生态城市的本质是通过建设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同步协调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合理布局,最终达到以人为本,改造自然,优化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和发展.重庆肩负着实现中央"314总体布署"的重任,在城市发展方向选择上必须走生态城市的新路,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以人为本,合理规划,提升重庆城市竞争力,实现城市的保值增值和综合实力的提升.     

黑龙江省“放管服”助力营商环境法治化研究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当前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已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仍然存在政府与市场角色定位偏差,简政放权明放暗不放、一放了之"、放"的含金量、协同度不高,服务理念和方式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放管服"改革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节点。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以黑龙江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切入点,为东北地区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助力东北地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投资热情和发展活力,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技术赋能、权力规制与制度供给——“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现逻辑

从整体上探讨"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总体遵循"技术赋能—权力规制—制度供给"的逻辑框架,即以权力规制为中轴,包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强化营商主体责任两个方面;以技术赋能、制度供给为两翼,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监管执法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营商法规供给、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六个方面,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三者的关系逻辑为:通过技术赋能突破权力规制的阻力与障碍,促使政府清权、减权、放权落到实处;通过制度供给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奠定和巩固权力规制的基础,防止和避免规制的"内卷化";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之间则互为重塑与保障。这一研究为地方政府开展"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