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与程序设置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灵魂,它不仅对刑事立法起着价值导向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刑事司法的前进方向.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谦抑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和谐理念.为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在程序设置上应当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扩大不起诉范围,引进暂缓起诉措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化之困境与路径选择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适用广泛,具备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困境,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的部分内容相偏离,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     

儒家法律文化与现代刑事法律思想

现代刑事法律思想与制度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刑事判例制度、教育刑论和刑法谦抑性说,与我国儒家文化中的法律思想有诸多暗合之处。这主要体现为孔子、荀子的刑罚适中思想与现代罪刑均衡原则的不谋而合,朱熹的“德礼政刑”思想与现代法律教育刑论的相通性,孔子“不为刑辟”思想与现代刑事判例制度的一致性,朱熹罪疑惟轻思想与现代刑法谦抑性说的内在关联,等等。     

试论人格刑法理论在我国的引入

在倡导人权,主张刑罚轻缓化、个别化的今天,刑法中的人格问题越来越受到刑法学界的关注。表现出刑法谦抑精神、体现人权保障的人格刑法理论的出现凸显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通过讨论人格刑法理论在我国引入的现实环境,并对该理论的引入进行一个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分析。     

刑法谦抑性及其边界

刑法谦抑性的本质在于刑法的补充性。学界和实务界对刑法谦抑性的实现途径存在一定认识误区:即刑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非犯罪化,刑罚改革的方向应以非刑罚化为主,尽量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刑法解释。刑法谦抑性应有其边界,即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间,要在"严而不厉"中实现谦抑;在刑罚化与非刑罚化之间,要在适度轻缓中实现谦抑;在特殊案件中,要在具体规定与一般原则之间实现谦抑。     

论刑事审前分流机制的建立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中,审前程序的设置不符合诉讼经济和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切实保护诉讼各方的利益,需要在现有刑事诉讼过滤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富成效的刑事审前分流机制,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论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限度

刑法早期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断扩大,也带来了诸如金融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结构性失衡、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刑事立法的确定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适用中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等难题。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应当保持合理限度,从而在保障金融安全与促进金融效益中寻求平衡。在立法方面,应当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边界;在司法适用方面,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制约,合理并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从而确保立法扩张下的限缩适用。     

胡锦涛刑法思想探析

胡锦涛刑法思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践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从法律层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胡锦涛刑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和在现实中的推进,以及中国新时期的"打黑"和"反腐",正是胡锦涛刑法思想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     

刑法改革力促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

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是我国刑法的重要任务。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现行刑法必须顺应客观的经济社会形势,从立法理念和立法内容两个方面就经济犯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和改革。从立法理念上看,要重视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作用,关注刑法的谦抑性和时代性意义,明确经济违法犯罪化的条件,凸显对经济犯罪刑法治理的经验。从立法内容上讲,重点是:在犯罪化问题上,调整经济犯罪的布局和个罪构成;在刑事责任问题上,一方面要改革刑罚体系,废止死刑适用,增加能力罚种类,完善财产刑规定;另一方面要充实、细化非刑罚措施,明确其他责任形式与刑事责任的并合适用制度。     

行政证据在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中的转化与应用问题研究——以物证为例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两者间的纵向延伸关系使得实践中行政执法向刑事司法的转化成为一种必然。两法衔接机制下,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关键是对不同范畴中的证据转化运用的把握。这一问题起初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在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某些行政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后,证据的转化应用也就必然成为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重心。从物证鉴真的角度看,进一步明确证据转化应遵循的法律规定,并就公安机关在刑事执法中的具体应用进行分析,对于当前公安刑事执法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审讯的程序违法性透析——以刑事错案的成因为视角

程序性违法是刑事错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刑事审讯作为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中获取犯罪嫌疑人言词证据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受到公安机关和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在“口供至上”的刑事办案理念的影响下，为了获取侦查破案的所谓“关键”证据，办案人员在刑事审讯时不惜违反程序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刑事错案成因的考察可知，在刑事审讯过程中，较为典型的程序违法行为有：讯问地点违法、超期羁押、自创程序、假借合法程序名义非法讯问等等。强化办案人员的程序法定理念、确保刑事审讯的程序合法是预防刑事错案的良策之一。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和执法与TRIPS标准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中,美国提出中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和执法措施没有达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执法标准。本文在结合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对于假冒商标和盗版行为处罚的规定以及美国著作权法和版权法的规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比TRIPS刑事执法要求进行分析,以论证中国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对知识产权所提供的刑事保护已经达到了世界贸易组织TRIPS中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和标准。     

从刑法谦抑性看“人肉搜索”的入罪问题

近年来,＂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入罪出罪问题更是讨论较多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并未涉及＂人肉搜索＂是否入罪的问题。刑法谦抑性要求刑法具有补充性与最后性、宽容性和经济性,而＂人肉搜索＂入罪是不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内在价值蕴涵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人肉搜索＂目前不宜入罪。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辩证及限制

积极主义刑法观立足于社会防卫论的立场，主张动用刑法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手段。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我国刑事立法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以犯罪化为主。刑法以相对积极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可以更好地保护法益。但积极主义刑法观可能存在前置法后置法衔接不畅、违背刑法谦抑主义、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为追求良好的刑法实施效果，应当对积极主义刑法观进行限制。具体而言，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活动中，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检视刑事立法是否具有必要性的工具。在保护超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选择上，应当倾向于为维持社会秩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利益。在犯罪设立模式上，应当坚持立法“定性加定量”的模式，在新罪增设中体现定量因素，将不需要由刑法规制的行为交由前置法进行规制。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强调“但书”条款的作用，通过对个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使刑法的处罚范围更为合理。     

从于欢案看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问题

于欢案个案中反映出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有正当防卫认定难、缺乏必要出罪事由和人民陪审员制度亟待完善等。为了解决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上诉问题,需要完善对刑法正当防卫规定的解释、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适当转变刑事司法理念。     

论刑法的谦抑性——兼论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新规定

刑法的谦抑性是近现代刑法的重要品格,也是世界刑法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刑法谦抑性的表现,主要有三,减少死刑罪名;完善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规定对管制、缓刑和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论环境刑法的构建优化——以其行政从属性为切入点

环境犯罪正逐渐暴露在社会的视野中,其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威胁。刑法总则和分则对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刑法的条文设置、环境犯罪的刑法定性均凸显出一定的行政从属性,这就直接导致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中存在着对环境保护不力、法律适用不足、司法实践混乱等问题。在此形势下需对环境权有所考虑,刑法条文的整体架构需要作出调整。     

公安机关水域执法立法的现状与完善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警察水域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工作比较滞后,缺少国家层面的立法以及具有水域执法特色的法规,给公安机关的执法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在未来,水域执法管理部门应当以部属公安院校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基础,推进各地方立法的整合,以及水域刑事执法特别法律规范的制定。     

赔偿能力高低与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关系——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所引出理论上的看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人有无财产赔偿能力以及赔偿能力的高低作为定罪量刑的因素之一，并不是以钱买罪。恰恰相反，它体现了是刑法谦抑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和谐社会的要求，符合当代法律的发展趋势。     

风险社会中刑事司法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风险社会中,科技发展也促进了犯罪形势的变化,刑法理论在某些方面已经作了一定改变。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考虑,刑事司法程序也应作出相应变化。“9·11”事件对传统刑事司法程序理念冲击很大,刑事程序中科技证据的运用和刑事公益诉讼的完善,应引起一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