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变通的理论维度

法律变通是法律实施中解决国家法律与民族特点冲突的有效方法,是我国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必不可少的,也是发展西部少数民族经济必不可少的政策。构建完整的法律变通制度,有必要研究和探寻蕴藏其后的理论基础。     

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本文以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法律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为基础,认为法律信仰是一种误解。文中通过伯尔曼的写作背景和语言转化,说明了被误读的两点原因,从逻辑上分析了宗教与法律本质的不同及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下的不可能。     

规范与实践的悖离——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问题及对策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变通的规范与变通实践的悖离,这种悖离主要体现在宪法、法律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制机关立法变通权,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实践中却并未充分行使这种变通权,而宪法和法律并未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变通权,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出于种种目的却大量进行着变通行为。解决这种悖离现象的主要对策是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促使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积极行使法律变通权,同时通过宪法或法律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一定的变通权,但应明确变通权行使的目的及范围,以限制司法机关滥用变通权。     

法律的经济分析工具

法律市场假设是经济分析的前提 ,法律运行中的弊端通常就产生于法律市场的交易中。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分析是法律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政府既供给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基础 ,也可能破坏和掠夺这一基础。法律需求是公共选择的过程 ,具有不确定性 ,可能被人为夸大 ,也可能被人为低估。政府对市场过于敏感 ,对干预市场的法律法规过于自信 ,会导致“非市场”需求的扭曲。法律成本不确定 ,使得人们难以选择、发现最符合效率原则的立法执法机制     

法律安定与法律变通之平衡的探析

法官裁判案件过程是一个运用法律和发挥能动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法律安定与法律变通的价值冲突,两者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社会生活当中各自体现不同的价值。本文试从哲学和价值视角探析,并对两者平衡提出个人些许见解。     

多元法律秩序与法律选择——兼谈澳门国际私法中的有关规定

一、多元法律秩序国际私法上讲的多元法律秩序，又称为复合法律秩序，是指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或法律秩序。而这种同时具有几种不同法律制度或法律秩序的国家，被称为多元法律国家或复合法制国家。在多元法律国家内，具有或适用独特法律制度的特定区域或成员范围被称为法域或法区，故多元法律国家有时又被称为多法域国家或复合法域国家。多元法律国家产生和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有的国家内存在多种法律制度或多法域现象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有的国家内这种现象则是在它建国后的成长过程中孕育出来的。但无论…     

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法律性质及法律特征

国际投资企业形式包括股权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两种。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产生的背景分析，它是在中国具体国情中独创出来的一种企业形式，其法律性质在于它是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灵活变通，这种变通表现在其法律特征之中。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各方权利义务虽不尽相同，但仍符合平等互利的法律原则和国际惯例。     

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

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中,知识产权法是一种制度文明,也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制度风险。诸如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基因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等,主要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生性"风险。如何克服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先天性缺陷和潜在危机,提高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寻求风险治理机制,是国际知识产权界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治理必须秉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权利观念与责任观念统一、法律控制与技术规制统一等理念,并通过传统知识保护、公共领域保留、开放存取及知识共享协议、知识创新奖励等制度的替代和补充,形成一个应对风险社会的观念体系和制度系统。这是应对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举措,也是实现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目标的法律变革路径。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的法律转化与法律证成理论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一生的研究重点在于法律论证理论和认识论,特别是法律与正义上的融贯理论,在《作为合理性的理性:论法律证成》一书中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法律转化与法律证成理论。在他看来,法学结论、司法裁决等既可以在法律语境之中充分证成,也可以在它之外加以证成。前者为"法律语境内充分证成",其建立在既有的法律传统之上;后者为"深度证成",它们作为商谈之最佳化条件下尽可能根本的证成而被法律人视为正当的前提提供某种支持或者批判。他成功地将法律解释的分析与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核心的哲学、道德和文化问题结合起来。     

法律语境下的合作社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社立法指南》的观点,"合作社通过其社员的努力,日益被作为一种实现公司认为无利可图及政府不能或不愿意实现的目标的一种手段"。合作社的上述价值使得各学科都关注对合作社的研究,法学也不例外。无论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社会学领域,合作社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本文着重从法律主体的角度研究合作社,这也是合作社在法律语境下应有的意义,合作社属于民商事法律主体体系的一部分,对其准确定位有助于促进合作社立法的科学性和体系性。在此基础上,对合作社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及目前我国唯一的有关合作社的立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进行评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合作社法律制度的建议。     

Learning to Change: The Production of Contingency in Modern Legal Systems

Modern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 bycomplexity and change. Weber's theory of thesephenomena explained them with changes in basicreligious concepts. Conceptual changes areagain under investigation here, but the theoryis somewhat different. In this paper, it isassumed that law is a system that follows theAshby's systems theoretical law of requisitevariety. Society can respond to growth ofcomplexity in its environment by eitheradaptation or selective indifference. Theexample of the evolution of legal persons inGerman law is used here to show how law hasdeveloped contingent concepts as a cognitivebuffer between itself and the demandingenviron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legal systemcan balance adaptation and selectiveindifference by constructing and observing itsbasic concepts as contingent. The constructionof autonomy is shown to be a continuous processwhere law establishes an increased level ofautonomy.     

西部地区的文化冲突与法律调适

民族文化冲突造成的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的嬗变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隐性文化因素.缓解与避免文化冲突必须进行民族文化适应.目前,西部地区的文化冲突已成为影响当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此,应当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正视文化冲突的影响,将文化安全纳人法律的框架之内,在各民族间牢固树立团结稳定的核心思想借助法律武器捍卫国家的文化主权;我国的法律制度应当确立“国家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让“祖国”、“中国人”成为各个民族间不可分离的文化纽带;要以宪法为核心,以文化法为主要内容,加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体系.     

有效援助论

法律援助制度运行成功与否，以其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是否有效为衡量依据，而有效援助的实现应以法律援助质量保障体系为后盾。在借鉴各国有效援助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体系，即确立有效援助的标准，以高素质的法律援助提供者为依托，在法律援助监督机制的保障下，充分利用法律援助的经费。     

对法律人才素质教育的思考

时代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使素质教育成为当今各国教育界关注 的热点问题。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法律工作 者特殊的工作性质要求法律人才必须具备较常人更高的综合素质,而这首先依赖于 教育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为此,应改革我国法律高等教育的现状,以适应２１世 纪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     

RANDOM ASSIGNMENT IN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Some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Randomization techniques entail sound methodological means to assign participants to groups for experimental purposes. However, prior to applying this technique to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several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must be considered. For example, in a legal context, the objectivity afforded by the randomization process may be interpreted as “arbitrary.” Similarly, depriving control group participants of the presumed benefits of a newly launched program may be regarded as unethical. It may be possible to adapt the randomization procedure to experimental contingencies. However, caution must then be taken in carrying out the adaptation, as the methodological rigor and hence the interpretability of the results may be affected.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Markets and Convergence in Law: UK High Yield Issuers,US Investors and Insolvency Law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creasing access by UK issuers of high yield bonds to US investors notwithstanding substantive differences in the approach to valuation of the issuer in financial distress in US and UK restructuring law and, therefore, in anticipated return on default. It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in the context of existing theor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finance and suggests that previous accounts have overlooked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the finance market to legal environment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structural adaptation for the prospects of convergence in law. Three states are identified: where the market is poorly adapted to the legal environment and reinforces other pressure for change, where the market is adapted to the legal environment and is a neutral influence on, or even dampens, other pressure for change and where both legacy and adapted structures exist, potentially pull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at the same time.     

论葡萄牙法对澳门地区的影响历程

澳门地区现行法律制度以葡萄牙法律为基础。自16世纪中叶起,葡萄牙法律对澳门社会的影响逐步加深,至19世纪中叶,澳门社会基本奠定了葡式法律体系的基础。葡萄牙法对澳门的影响经历了三个时期,所产生的影响的态势及澳门地区独特的法律发展之路说明: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可以和平共存、共同发展。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法律交易论

在一部民法典中对“民事法律行为”作出专门规定,这在法律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考察所谓“民事法律行为”的由来及其本质,可知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在上个世纪初接受西方法律,特别是德国民法时,并没有完全把握《德国民法典》中法律交易的实质及其整个理论体系,一开始就将法律行为与法律交易混淆,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混乱。在德国民法中,法律行为与法律交易是明确区分的,前者的法律后果是法律规定的,而后者的法律后果则是交易人意思指向的。就此而言,法律交易的合法性乃毋庸置疑的题中之义。与此同时,它又必然是民法的核心。因为它既从根本上体现着私人自治和意思自治的法律理念,又从技术和制度上表明着最基本法律活动的最一般抽象。从法律史上考察,这种思路早在古代罗马法中就已现端倪,但最终形成于19世纪德国法学。至于现今我们民法中所谓的“法律行为”或“民事法律行为”,其实就是德国民法中的法律交易。它原本是民法中的一个专属概念,但由于我们原始的概念混淆与误解,才不得不用“民事”加以限定,以至于造成不用“民事”限定就无法区别于法律行为,若用“民事”限定就导致逻辑问题的尴尬与两难。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只能是:从整个法律理论,特别是民法理论体系上梳理把握法律交易和法律     

论现代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

现代法律教育必同时是开发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怀,砥砺受教育者的伦理能力的过程。法律伦理包括法律制度赖以形成的内在的伦理结构和法律制度得以良好运行的外在的法律职业行为伦理两部分。法律伦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受教育者的伦理问题意识和提升受教育者的伦理推理能力与伦理选择能力。这一目的的实现有赖于法学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方式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