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在创造性技术不断涌现的当今社会,技术的应用正在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治理变革浪潮,而在这些变革浪潮中,社会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在迅速增长。传统上认为的复杂系统必然是等级结构的思维受到了创造性技术兴起的冲击,我们越来越发现复杂系统正在打破原有的线性结构而呈现出一种网络结构,为此可以断定,人类正处在社会结构网络化的进程中。如果说既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是与线性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并基于这一结构去开展社会治理行动的,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则呼唤一种与管理型政府模式不同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与之相契合,而这一政府模式正是服务型政府。     

论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社会治理重构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建构起了以"民主""法治"以及由现代政府所承载的"公共行政"等为内容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社会处在进化过程中,不会停留在某种状态而不发生变化。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型运动,意味着整个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构。在思考社会治理体系重构的问题时,我们应当认识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治理应当承担的任务和开展行动的条件都完全不同了,因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以及所要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将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完全不同,即建构以合作行动为特征的社会治理。     

变革时代中的公共管理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这是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伟大变革.社会的变革也需要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从2泄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而迫使各国政府都进行行政改革,而且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后工业化所提出的是建构合作治理模式的要求,而公共管理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     

地方政府协作治理模式:基于战略问题的类型学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进程需要地方政府更好地处理与中央政府、其他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的多维度互动关系。地方政府协作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引入公共战略管理的思维。依据环境(动荡环境和常规环境)和协作取向(内部协作和外部协作)两个维度,地方政府需要应对重大自然及社会类危机事件、基础设施供给、重大经济及政治事件、跨行政区治理等四种类型的战略问题。面对差异化的战略问题,地方政府应采用动荡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常规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动荡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和常规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做到分别应对。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探讨联盟的历史合理性问题

近代以来的社会化大分工导致了社会的组织化,而组织天然地就是一个分工—协作系统,是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系统。一个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系统是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的,但是,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压力下,组织的专业化会呈现出增长的悖论,会陷入专业化和去专业化的纠结之中。但是,近代以来的主导趋势是走上了组织巨型化的发展道路,即出现了组织联盟。联盟是更大的分工—协作系统,但是,它的逻辑原点则是个人主义。作为组织和联盟的共同原点的个人主义是不支持合作的,真正合作行动系统的出现,是在个人主义得到全面消解的条件下。当组织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完全消解之后,组织就会以合作制组织的形式出现,那个时候,组织联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甚至不会出现产生组织联盟的动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联盟已经不再具有合作的功能,反而时时处处都在破坏合作。面向未来的合作追求,应当通过抛弃联盟而建构合作体系。     

“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困境及其救治

根植于工业文明的"管理型"社会治理具有效率优先、程序正义、民主平等、依法行政等理性精神。但是,它的"价值中立"原则、"官僚科层制"治理架构及"技术至上"治理路线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对伦理的排斥。因此,必须实现向"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转向。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伦理因素是引导社会治理前行的基础力量,社会治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成为现实,从而使其处处表现出伦理化的治理倾向。当前,我们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社会治理由"管理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     

论官僚制基础上的决策流程及其转向

任何组织都是与当时代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分工——协作的体系,适应这一体系的官僚制就成为了组织的典型形态。公共政策以官僚制为依托来运作,官僚制组织的分工——协作反映到政策过程中,使得政策过程也体现为分工——协作的过程。在组织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中,政策过程逐步碎片化了,政策结果逐步偏狭了。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使得政策问题以一个整体出现,其复杂性超出了作为分工——协作系统的官僚制所能解决的程度,这时需要一种全新的组织载体来重塑政策过程。这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个合作的行动系统,基于此开展的政策制定是一个合作而不是协作的过程,通过合作行动来生成政策,解决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政策问题。     

协作治理是适合中国现实需求的治理模式

协作治理是不同于以科层体系为基础的传统政府管理的治理理念。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它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的参与、且成为真正意义的决策者,协作主体要共同行动且地位平等,但不排斥实际的领导者存在。在西方语境中,协作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国内公共事务管理模式,而合作治理则是国际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的语境下,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而协作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协作的理念切合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走向多元治理、政府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现实,比合作治理更有适用性,是中国遵循治理导向从而实现良好治理的现实选择。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是一个协作治理比较成功的案例。它形成了从问题触发、动员力量到协商对话、建立信任、过程承诺,再到取得中间成果并形成长期愿景基础上的依赖和共赢关系的过程,建立起了共识形成、行动整合、沟通交流和利益协调等协作机制,从而较好解决了松散型的集体行动问题。     

信息与通信技术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机制分析

在当下政府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政府网站、政务APP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体现为一种"渗透—传导—扩散"的机制: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政府治理理念层面的渗透,转变政府思维方式、促进观念的更新、培植公民本位治理理念;在政府治理结构层面的传导,使得政府组织精简化、社会治理多元化;在政府治理过程层面的扩散,推动了政府认识和行为的拓展、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决策方式创新。该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行政理性的驱动。     

网络公共领域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从协作向合作的嬗变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成为一种可能。网络公共领域的"去中心化"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建立在传统"中心-边缘"架构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凸显不足。网络公共领域中的信息传播路径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模式,网络民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主动的信息发布者,控制导向式的管理行政日益式微,官僚制下的"分工-协作"凸显治理失灵,这就需要一种超越控制与自治的全新治理模式——合作治理。     

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合作行动之构想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人类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社会的那种"去道德化"的社会建构方案。在工业社会中,社会建构是从原子化的个人出发的,在对人的具体定义中,则引入了利益的因素,从而把人看作是自利的个体。为了使自利的个体在利益追求中不至于对他人、对社会造成威胁,就突出了对人的行为的规范问题。在人因为现实的要求而不得不开展共同行动的时候,由规范所形塑出来的是一种协作行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人的协作行动最终被形塑成了精英治理模式,在民主的名义下以反民主的精英治理去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支配。所有这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都正在丧失合理性。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必将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言,也意味着"新人"的塑造。但是,人的改变将会走过漫长的道路,因而,在现阶段,我们关于未来社会建构的重心应优先放在规范的变革上,即实现从协作规范向合作规范的转变。     

多元主体参与:政府干预式微中的生态治理

正一、生态治理中的社会力量:多元主体参与的兴起随着社会形态的高度组织化和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化,在当今社会政府干预式微的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既符合当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满足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以及社会力量要求参与生态治理的现实。政府从以往的通过管制等管理手段进行生态治理的活动中撤出,承担起为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治理提供良好的服务,并与社会力量在彼此合作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关系与纽带: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下党组织功能定位——基于义乌"市场党建"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

在社会转型期内,党的基层组织出现了组织结构、功能体系弱化现象,这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严峻挑战.运用西方新近兴起的治理理论,对义乌"市场党建"模式作一深入剖析,可对新历史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与组织创新作出有益的探索.在义乌,政府放权为政府与经商户间"合作治理"模式的开展释放了制度空间,但目前经商户群体还无法承担起政府合作治理伙伴的角色.义乌市场党组织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关系与纽带作用,有效助力"合作治理"解困.     

治理视角下海口市政府信息公开建设评述

面对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开始从传统的管理型向现代的治理型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公众的参与,通过与公众互动共同解决复杂的问题,那么双方的信息互动自然就至关重要。通过对海口市政府门户网公开的部分信息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海口市政府借助电子政务平台,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但其过程中仍存在不足,需进一步监督与规范,以此助力于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设。     

第三部门的治理：失灵与补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力量和范式追入到学术领域，第三部门以志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相对于政府的层级控制和市场的私益属性，更适应于后工业化社会的需要，本文要探讨的是，第三部门作为政府和市场的替代性模式，是否也存在着治理失败的可能性，以及第三部门的治理失灵因何存在“可补救性”的问题。     

思维方式的演进与公共事务治理方式的变革

思维方式的演进是推动公共事务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动因。古希腊时期形成的客体—客体的思维方式,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民主、自由的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客体—主体的思维方式,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封建专制的治理方式;近代以来形成的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过度依赖科技理性的官僚制的治理方式;当代的主体—主体的思维方式,催生了以人文理性为核心的协商互动的治理方式。这种新的治理方式力图在政治与行政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改变政治与行政分离导致的政府价值取向的迷失;力图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起平等互动的关系,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中,主体—客体思维方式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必须加快思维方式的转变,在主体—主体思维方式所昭示的理念下,探讨适合我国特点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     

邻比冲突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市场主导型治理模式、设施管理型治理模式和社区治理型治理模式是现行典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政府强制型模式治理主体单一,偏重政府强制机制的运用,对必要型邻避设施设址有积极意义,但容易激化矛盾,治理绩效不彰。市场主导型模式治理主体多元化,发挥多元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有良好治理效用,但面临诸多现实和伦理困境。设施管理型模式鼓励以企业为中心的多元参与,注重设施形象管理,治理成效显著。社区治理型模式以社区治理为中心,引入多元参与,积极发挥以社区治理为核心的多元治理机制的作用,倡导间接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不同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及其治理机制既存在较大差异,亦呈现趋同趋势。优化国内邻比冲突治理,需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发挥多元主体和多元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增强治理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性。     

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上)

在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与以往的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同,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在行政改革的现实运动中出现的,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必然.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公共管理所做出的是德治选择;在制度特征上,公共管理所拥有的是德制;在存在本质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服务价值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管理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活动,它以社会分群为前提,公共管理者是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所受到的是职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