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允升政治法律思想评析

薛允升字云阶,陕西长安人,清代著名法律家,陕派律学之鼻祖。他生于嘉庆２５年（１８２０）,卒于光绪２７年（１９０１）。咸丰６年（１８５６）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６年（１８８０）,召以为刑部侍郎,９年代理刑部尚书,以后两度授刑部尚书。在刑部工作几达４０年。他精通律例与服制,撰有《唐明律合编》、《读例存疑》、《服制备考》、《汉律辑存》等著作。对于礼与法的关系、律例与律令、立法与执法等问题,均有论述。对于《汉律》、《唐律》、《明律》、《清律》有研究有褒贬。其中最为推崇《唐律》,而批评《明律》、《清律》…     

明清律结构及私法在其中的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法典以明律和清律为代表。明清律的基本结构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的法典编纂观念 ,稀少的民事规范在律典中杂附于刑法条文的存在方式反映了中国法律传统中民事问题刑事化的典型观念。     

顺治三年律考

一、顺治律的版本 清律正式修订有三次,即顺治三年、雍正三年和乾隆五年。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首次制律,奠定了一代之法的基础,然仓猝成书,篇目条文无不取法于明律,顺治时人即谓之“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这样一种对清律评价不高的观点,几为成见。然而,顺治三年律到底是怎     

“数据安全法益”命题下虚拟财产犯罪的归责路径重构

我国当下围绕虚拟财产犯罪形成的数据犯罪与财产犯罪认定路径,在前提认知上缺失了对数据犯罪保护法益的考量,进而造成对数据的形式化认识误区;既有关于“数据安全法益”内涵的技术属性解读,无法证成狭义数据犯罪的立法价值,亦无法与传统法益相区分,需要在规范意义上重塑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虚拟财产借助“财产性利益”的抽象表达已成为杂糅数据与财产的高度含混的范畴,应根据数据体现的利益属性进行类型化限缩解释;围绕典型的虚拟财产犯罪,应在承认数据安全法益独立地位的前提下,厘清其罪数形态,摒弃竞合论的主张,同时,在财产犯罪内部证成“转移占有”的行为要素。     

清代例的制定与实施──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宁国实施情况的个案分析

清承明制，律外制例，以例辅律，律例并行，使例成为有清一代重要的法律形式。①特别是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编成后，后世再未对律文进行实质性的变更，定期修律只是对附律之例进行增删改动。“律一成而不易，例因时以制宜，谳狱之道尽于斯二者而已。”②从生成方式上看，清初之例多承袭明律例，③康雍朝以后，例多源于圣谕及臣工条奏，“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④例所具有的针对性强、适用灵活的特性，使例在整个清代的法制，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实际支配断案的作用。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四月，清世宗就江南徽州府…     

清朝前期“律＂和“例”维护父权效用之考察

本文主要通过清朝前期“律”和“例”在维护父家长权力方面的效用考察,认为清朝父家长对家庭成员的财产、婚姻、人身自由等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父家长制家庭是君主专制社会的缩影。清朝前期父家长权力的提高,与清朝前期专制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基本同步,受礼法保护的父家长成了专制王朝控制社会成员的主要代理人之一。清律基本继承明制,但在处理家庭伦纪案件时,例比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基干律,又不拘泥干律,实际效用上超过律。这是清朝为消除民族隔阂采取的积极有效的措施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高度成熟的重要标志。     

清代律学兴起缘由探析

清代律学是中国古代传统律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官私并举及一时之盛的发展阶段。它兴起于顺康朝,发展于雍乾嘉道朝,直至晚清引进西法大规模修律始为西方法学所取代。在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清朝,清律学何以兴起、发展且绵延二百余载而不衰,传承明律、重视司法、执法者注律以及律注法律化,是重要原因。     

中国刑法学发展简史

中国古代刑法:唐律、明律、清律在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犯罪的产生是为政者的责任,应该最小限度地使用刑罚;而法家则主张将法律和刑罚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尽管存在上述分歧,但在古代中国社会,刑法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在西周时期,周公提出了“明德慎刑”的法制基本理念;而从李悝的《法经》开始。     

试论非法侵入住宅罪

<正> 住宅是公民居住、生活之宅地,也是某些公民进行工作、学习的重要场所。非法侵入住宅必然影响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因而许多国家的刑法都把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我国古代法律中也有这种规定。如唐律中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明律、清律中都有类似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     

继受与变革——以日本过渡刑律下"断罪无正条"与"不应为"的变化为中心

本文试图考察日本近代的过渡刑律<新律纲领>与<改定律例>在继受中国传统律例之余,面对西方法律思潮,如何发展演变的问题.通过对"断罪无正条"与"不应为"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新律纲领>此两条基本沿袭清律,<改定律例>的"断罪无正条"条例则试图将原来两条融合为一,以"无正条"之名,取原"不应为"之立法特质,通过轻刑化限制比附推理所依据情理的不确定之弊,并赋予司法量刑上的一定弹性,以减少比附的适用.但由于<新律纲领>与<改定律例>并存适用,故律无正条时,重罪案件仍保留了由中央议决之旧律特色,在特定案件的处理中.显示出明治政府在维新的同时,专权残酷的另一面.     

清代律例中的犯罪自首问题

犯罪自首制度,早在我国奴隶社会就已萌芽,如《尚书·康诰》“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说的就是犯罪后向有关部门彻底交待自己罪行,从而减、免其刑罚。秦汉时期,律称自首为“自出”或“自告”,如《汉书·衡山刘赐传》载有“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可见秦、汉时期已将犯罪自首载诸律文。到三国时期,诸葛孔明治蜀,即采取“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之策。于此可见一斑。唐律根据前代经验,在其名例律“犯罪未发自首”条中,分为自首、他人代首、自首不实不尽和不属于自首范围的几种犯罪等项内容,明律在唐律基础上另外增加了“于事主处首服”和“捕获同伴解官”的内容。明律的这一规定,比唐律有了显著进步,因为这两点的施行,对犯罪分子来说,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     

《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考

集解 ,顾名思义是各家注释的总汇。《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则不尽然 ,情况较为复杂。本文有侧重的考证并明确了与“集解”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大明律集解附例》“纂注”(即集解 )出于陈遇文的《大明律解》 ;二、明代以“集解”命名的本子有四种 ,用《大明律例》中所引“集解”与《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相对照 ,证明“集解”的来源不一 ;三、考察《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中的引证材料 ,作者概括出“集解”所具有的四大特点。     

例以辅律 非以代律——谈《清史稿·刑法志》律例关系之说的片面性

《清史稿·刑法志》夸大了清代律与例之间的冲突 ,一味抬高了例的地位 ,认为例优于律 ,甚至“以例破律” ,“以例代律” ,而律则“多成虚文”。本文引证史料 ,对此观点提出质疑 ,论证了律为主导 ,“以例辅律”才是律例关系的主流。     

试论“盗贼”在中国传统社会治安治理中的地位

杀伤人命、取人钱财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犯罪，中国传统社会法律规范中称之为“贼”、“盗”。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盗”、“贼”犯罪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历代统治者均将其作为社会治安治理的重中之重。     

法律解释的真谛(下)-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道路

三、怎样解释中国的法律解释 (一)四个话语位相和两种解释方式 在我国的传统制度中,关于法律解释的技术和学说一直得不到重视和充分的发展。从云梦秦简记载的“法律问答”、汉代的“引经注律”和私家“章句”、魏晋的“集解”一直到唐律的“疏议”、宋代的“书判”、明律的“笺释”以及清代的律例辑注,我们都可以看到,律令的诠释的基本原则是“审名分、忍小理”。不言而喻,这种抓大放小的做法完全是立足于政策性思考,与德     

信托法上“转移财产”中的意思表示及其阶层性

“转移财产”一词译自英美信托法，因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并未经过本土化改造，所以与现有法体系存在隔阂。如果以意思表示为工具分析其规范内涵，那么“转移财产”包含了前后相继的两层意思表示：一是委托人将特定财产转化为信托财产的意思表示，二是转移信托财产之占有给受托人的意思表示。此谓信托法上“转移财产”中意思表示的阶层性。在意思表示阶层性的解释框架下，转移财产并非典型的处分行为，其并不产生民法上处分行为的法律效果，且转移财产中的两层意思表示分别是信托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在立法论上，应当将两层意思表示均纳入规范表达，可以考虑将我国《信托法》第2条中的“委托财产给受托人”修改为“委托人将特定财产转化为信托财产，并转移信托财产之占有给受托人”。     

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 ——“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修正

传统的明代“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应当修正。明代建立的新法律体系是按照“以典为纲、以例为目”的框架构建的，应总称或简称为“典例法律体系”。“律例法律体系”说忽视了《明会典》系“大经大法”和洪武年间颁行的《大明令》等十一种法律并非刑事法律这一基本史实，因而失之偏颇。明初在变革传统律令法律体系时，把单行“令”的称谓变换为“事例”，二者名异而实同；《大明令》不仅在明开国后百余年间被奉为必须遵行的成法，即使正德、万历两朝《明会典》融《大明令》入典后，其有效条款仍在行用；明人以诏令颁布国家重大事项、把“制例”称为“著为令”的传统，直至明末未变，所谓“明代无令”说不能成立。     

论《大元通制》“断例”的性质及其影响——兼与黄时鉴先生商榷

《大元通制》“断例”的性质及其影响的问题,是元朝法律制度乃至元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而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是黄时鉴在《〈大元通制〉考辨》一文中提出的《大元通制》的“断例”即元朝成律的观点。本文提出了与其不同的看法,认为《大元通制》的“断例”就其性质与内容而言,是在吸收、借鉴传统立法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将那些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判例和事例以及通则性的规定,按照旧律的体例进行汇编整理而成的。从法律形式与内容来看,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结合。元朝法律之所以采用“断例”的形式,是由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状况决定的。这种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法律形式,反映了不同民族法律文化融合的趋势,对后世特别是清朝的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抢”犯罪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广州市“两抢”犯罪频发，并呈现出共同犯罪情况突出、犯罪手段多样化，恶性案件增多、外来流动人口作案率高、“两抢”犯罪低龄化，青少年犯罪增多等特点，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目前在打击“两抢”犯罪中存在公、检、法之间对打击“两抢”犯罪刑事法律政策把握不一致、有关证据难以把握、在具体法律适用上存在某些分歧，及对未成年人“两抢”犯罪欠缺特殊规制等问题。为了有效打击“两抢”犯罪，公、检、法机关应统一认识，形成打击“两抢”犯罪合力；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坚持预防与打击并举，惩罚与保护并重，实现规制未成年人“两抢”犯罪的措施和结果相和谐；并针对法律适用上存在的分歧提出了具体建议。     

践行雷锋精神启动法律公益——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五周年所庆暨“雷锋律师事务所”一周年纪念

2017年4月9日,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在明律所)五周年所庆暨“雷锋律师事务所”一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众多法学界专家、学者及在明律所全体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以“法律在人心中的光明”为主题,始终贯穿“法律人学雷锋、做公益”这一主线,总结了在明律所成立至今所取得的成绩,并展望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在明律所主任杨在明从三个方面诠释了在明律所学雷锋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