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股东质询权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股东质询权法理基础的研究关系着公司法整个制度的构建。股东质询权应当是股东的固有权，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发现，德国法以来形成的股东质询权制度并非完美。我国股东质询权制度的构建应当体现权利本位的价值趋向和品格。     

股东质询权浅论

股东质询权是行使股东知情权的重要途径,我国《公司法》有必要对此做出规定,本文对各国的股东质询权立法进行考察,论证了建立股东质询权的必要性、并从防止滥用的角度探讨了股东质询权的行使。     

认真对待质询权——兼论人大制度的完善

质询权是人大代表的一项重要权力和职责。通过对质询权的概念、性质和特征以及人大代表不能真正行使质询权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提升对质询权的理论认识,不仅对人大代表行使质询权的时间具有指导意义,对完善人大制度也大有裨益。     

质询权的理论与实践

质询权是议会监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权 ,也是议会成员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质询权具有强制性、主动性、广泛性及有限性等特征。文章分析了质询权的法律意义及其基本架构 ,并探讨了完善我国质询制度必须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     

股东质询权刍议

股东通过质询能够有效消除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继而减少两权分离后的代理成本,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我国公司法上的股东质询权在行使方式、程序以及侵害后的救济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应在斟酌各国立法成果的基础上在未来公司法修改中予以完善.     

质询权性质的辨析

就质询的本质而言，质询权的性质既不是人大代表的权利，也不是人大的集体性宪法权力，而是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力。质询权作为人大代表的一项法定权力，具有不可放弃性、有限性、法定性和强制性。准确界定质询权的性质，有助于确保质询权的运行规范、有序、高效，加强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质询权研究

质询权是香港特区基本法规定的立法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在执行过程中,质询权发生了异化,导致补充质询过多过滥,严重影响了行政主导体制的运作;地区直选议员的质询案数量远远超过功能组别议员,使功能组别制度的威信大大受损;本来是特区政府坚定后盾的建制派议员,在质询案数量上与反对派议员不分伯仲,这就使特区政府举步维艰,行政主导体制有滑向立法主导体制的趋势。因此,要通过适当扩大口头质询案数量、限制补充质询案的数量、改革香港的政治架构等措施,建立行政与立法的良好关系,使质询制度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完善质询制度推进质询权运用常态化

去年，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相继开展了多场专题询问工作．而被媒体描述为“束之高阁”的人大质询权也正在被“激活”。我国早在1954年宪法和地方组织法中就对质询权的行使作出了明确规定，2006年监督法又对质询权的运用进行了有效规范．但由于多种原因，质询这种监督方式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为推进质询权运用常态化，笔者试就完善质询制度作一简要探讨。     

两起质询案

质询权是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一项法定权力,行使好这项权力,对于促进＂一府两院＂改进工作,具有直接而显现的效果。多年来,蚌埠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致力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探索和实践,充分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在质询权的行使上,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发生在该市人大历史上的两起质询案,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应当还权于民、用权为民,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一件是＂蚌埠市燃料化工厂硫化元车间搬迁质询案＂。     

人大对法院行使质询权不应质疑

对人大应否享有质询法院的权力,法学界看法不一。笔者认为,人大对法院行使质询权具有合法性,也具有现实必要性。应适当地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以保证人大既能够切实有效地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又不会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造成负面影响。     

股东质询权与董事会的说明义务——《德国股份法》第131条之介评

现代公司法以“所有与经营相分离”为原则 ,在削弱股东会权力的基础上 ,将公司经营的控制权集中于董事会。这样 ,在客观上可能造成了股东会与董事会对公司经营信息掌握不对称 ,董事会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侵蚀股东权利的现象。为此 ,《德国股份法》创设了股东质询权与董事会说明义务的条款 ,以保护股东的知情权 ,使其更好地行使股东权利。德国法上的这一设计 ,对后世各国影响很大 ,各国纷纷借鉴 ,在公司立法或修正时确立了该项制度。一、《德国股份法》第 1 3 1条内容及分析(一 )股东质询权《德国股份法》第 1 3 1条第 1款规定 :“只要所询问…     

试论对公司少数股东的司法救济

多数股东，亦称大股东。少数股东，亦称小股东。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关系是公司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既保持多数股东的活力，又防止其有意或无意地对少数股东滥用权利。保护少数股东不受多数股东及其董事、监事滥用优势地位的损害，已经成为各国公司制度建设中的一个共同主题。各国立法均注意从不同角度对少数股东提供救济手段，如确立多数股东、董事对少数股东的信义义务，赋予少数股东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提案权、质询权、知情权以及累积投票权等。本文仅就对少数股东的司法救济制度谈一下自己的…     

论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法律制度

为加强对于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公司法》确立了对中小股东的民事赔偿制度和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行为的有效监督制度,并在实体上和程序上予以规范。从而强化了公司和股东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完善了公司法人制度,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论债权人基本程序权利——以新破产法为切入点

新破产法更为有利的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实践中由于对债权人各项基本程序权利的界定不清晰,使其权益受损。从债权人的角度,本文试着论述了破产程序中债权人的知情权、质询权、表决权、监督权,并就各项权利如何清晰及提供什么样的保障措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股东查阅权的行使与限制

股东查阅权、检查人选任请求权、质询权构成了股东知情权的权利体系,其中,股东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核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查阅权的规定非常原则,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对此做出具体规定,本文从目的、主体、时间等方面探讨了股东查阅权的行使和限制。     

股东出资瑕疵民事责任的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公司资本制度的法律规定、股东出资的法律规定、股东出资瑕疵的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合理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在民事责任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应当确立过错责任原则、为违约提供法律救济、完善发起人的责任。     

激活地方人大质询权的路径探析

在2010年的全国人代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此消息一经发布,媒体普遍猜测,一直被＂束之高阁＂的人大＂质询权＂将被高调＂激活＂,其中释放的监督能量,将使人大的＂图章＂变＂硬＂。然而,三年多时间过去了,专题询问已成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常态性监督手段,而质询权却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     

质询权走向常态的民主宣示

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质询冶金工业部,被称为＂共和国质询第一案＂。时隔三十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重申＂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并表示今年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对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对质询权如此庄重宣示,对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来说,尚属＂史无前例＂,必将推动质询权走向民主政治生活的常态,对地方人大行权履职也将产生示范效应。     

构建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通讯表决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已演变成“大股东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已经出现了通过电子网络以方便股东行使表决权的趋势。构建股东大会网络通讯表决制度,能有效避免现行制度的局限性,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利益。股东大会网络通讯表决是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补充手段,其制度设计的目标、适用范围、操作程序及信息披露均有其特殊性。基于控股股东的义务,应当禁止控股股东通过网络通讯方式行使表决权。     

启动质询正当时

质询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监督职权，但是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却不容乐观。全国人大及省级人大偶有所闻，在市、县级人大则鲜有案例。作为人大各项监督手段中比较严厉的一种刚性监督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