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判决应百分之百“真实”——著名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如是说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关于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明标准到底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程度,且这种证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真实,法学界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就这一问题,笔者采访了刑诉法著名专家、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陈光中教授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对刑事犯罪作出的有罪判决,涉及到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乃至生命,绝不能等闲视之。如果对刑事证明标准在理论上开一个小口,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对策

近年来，在办理渎职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在轻刑化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据《人民检察》杂志一篇文章的调查统计，山东省某市辖区检察院自2000年到2005年上半年查办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法院作有罪判决的被告人共143人．而其中适用缓刑的有79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有23人，两者相加共计102人。占有罪判决人数的71％。因此，深入分析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表现与原因，寻求解决良策，已成为相当紧迫的课题。     

宽严相济政策对犯罪控制效率的兼顾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促进社会和谐为基本价值目标,但这一政策对犯罪控制的效率可能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犯罪控制效率同样决定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因此,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兼顾犯罪控制的效率。其主要对策是,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制定的反腐败策略,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鼓励涉嫌犯罪者与刑事执法机关合作,并以现代侦查手段武装侦查机关,提高侦查、公诉机关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能力。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论

西方发达国家及有关国际条约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体现在设立专门机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加强人员配备和专业培训,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力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采取适度的刑事起诉和审判政策,强调恢复性司法,注重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目前表现在制定强化保护的司法政策、设立专门司法机构,加强刑事司法协作,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以及强化刑事审判打击力度上,但存在执法效果有待提升、刑事司法常态化管理有待加强和刑事审判效果差强人意等缺陷。应当坚持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宏观刑事司法政策,并从加大刑事司法协作、强化《刑法》适用解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修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程序、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若干新发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新近发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确立了以追缴被非法转移的犯罪所得或收益为中心的司法协助新体系,放宽了双重犯罪原则对非强制性司法协助活动的限制作用,全面推广司法协助"中央机关"的联系机制,同时,倡导各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纳远程视频听证和联合调查的取证新方式。这些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新规则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论刑法调控与犯罪生成

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犯罪生成的关系问题上 ,传统理论受观察视角的局限往往只注意到刑法的犯罪抑制功能 (正功能 ) ,未能理性地或一般地注意到二者对犯罪的促成功能 (负功能 )。客观审视和全面评价立法和司法与犯罪生成的互动关系 ,对于促进研究视角的多元转换、全面把握犯罪的本质、形成新的刑事政策观念和科学定位立法与司法应有的犯罪控制作用均具有重要意义。     

控制跨境洗钱难点问题研究

当前，跨境洗钱已成为各国犯罪集团和犯罪分子青睐的一种洗钱方式。由于往往涉及多个国家的不同司法体系，存在司法管辖上的“涉外因素”。因此，控制跨境洗钱犯罪行为尤显困难。急需针对刑事立法、金融控制、刑事执法方面存在的相应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为控制跨境洗钱犯罪提供理论支撑。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的思考

晚近以来,国际反恐公约以及各国反恐刑事立法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方面呈现出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由实行犯扩大到非实行犯;二是从作为犯扩大到不作为犯;三是从实害犯扩大到危险犯。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与国外反恐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专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屈指可数,恐怖活动犯罪的法网不够严密,对涉及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罪名和法定刑设置存在疏漏。《刑法修正案（九）》贯彻了“严密防范”的反恐刑事政策,这具体表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刑法修正案（九）》也坚持对恐怖活动犯罪采取“严厉惩治”的态度,这具体表现为对恐怖活动犯罪配置了财产刑。然而,在此次立法修改中也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过度犯罪化、罪名增设疏漏、刑罚配置不合理等缺陷,因而,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应予以进一步完善。     

徇私枉法罪中“徇私徇情”的法律定位及修改建议

《刑法》第397条第一款对徇私枉法罪的罪状描述为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巾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该条很明确地将徇私徇情作为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进行了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如果无徇私、徇情的动机,就不能构成本罪。     

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从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历程回顾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集中体现了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高度重视腐败犯罪问题;主张建立健全的腐败犯罪预防机制;设立严密的腐败犯罪刑事法网;针对腐败犯罪的特点设置特殊的诉讼规则和处罚措施;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注重腐败犯罪中的资金追回等六个方面。中国应当顺应国际反腐败犯罪趋势,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     

犯罪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纲

犯罪可以从形式的犯罪、实质的犯罪、司法评价的犯罪三个侧面来加以阐释。形式的犯罪就是罪刑规范;实质的犯罪是全部具体罪刑规范的共同法律本质。两者都是立法者的意志体现。它们本身都没有刑事违法性,只是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只有司法评价的犯罪,才存在刑事违法性判断。我国本无刑事违法性的理论,应当创建。只有创建了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刑事违法性理论,才能既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又贯彻"无危害即无犯罪"原则。刑事违法性是司法者评价生活行为事实在客观上是否违反法秩序的步骤和标准。它是犯罪成立条件之一。我国应当对《刑法》第13条赋予新的理论内涵以完成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创建。     

刑事司法权的合理配置:在什么基础上配置及如何才算合理?

合理配置刑事司法权力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各种成本的运算,包括物质性成本和非物质性的,以及当前的和外部的成本.在进入人权保障时代,我们不能够为了节约眼前的成本走回头路.从犯罪控制和正当程序模式出发,应合理配置刑事司法权力.     

刑事错判案件司法赔偿中的几个问题

错判案件是刑事司法赔偿的主要内容之一，目前，在刑事司法赔偿案件中居于突出的地位。由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的有限性和模糊性，在司法实务中存在很大的争议，理论上对一部分错判案件是否应纳入赔偿范围也众说纷纭。加之错判案件的刑事司法赔偿问题比较复杂，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多，故笔者仅选其中几个比较突出且争议较大的问题加以论述和分析。一、错判案件的范围及各国立法例。错判案件，通常应指错误判决的案件。广义的错判案件是指对案件的判决存在事实上的错误，即把本来无罪的判成有罪，有罪的判成无罪，把轻罪判重罪，重罪判轻…     

从爆炸物犯罪司法解释看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之转变

司法解释是我国刑事司法特有的产物,某种程度上,是我国刑事司法理念发展的一面镜子。2001年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发布了两部关于涉枪、涉爆犯罪的司法解释,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修改。根据刑事司法理念模式理论,分析这两部司法解释中关于爆炸物犯罪的变化可知,我国以犯罪控制模式和正义模式为绝对主导的刑事司法理念已经开始转变,不干涉模式和程序正义模式等刑事司法理念初显。     

单位犯罪存在范围的批判性反思

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催生出了更多的单位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正式将单位确定为犯罪主体,这对于打击单位犯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由于立法层面上没有兼顾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逻辑平衡,加之刑法理论界相关研究的匮乏,导致在司法层面上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各行其是,以致使得刑事司法难以应对诸多的新型单位犯罪。因此,针对单位犯罪研究与司法操作的混乱局面,深入探究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系,进而全面思索刑事立法对于单位犯罪加以干预范围的明确化和视角转换问题,对于完善单位犯罪刑法规制体系具有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前瞻性。     

论再犯罪危险的审查判断标准

再犯罪的危险这一术语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前仅仅是一个学术用语而已,现今却成为了法律用语。刑事司法过程中诸如逮捕、取保候审、缓刑、限制减刑、减刑、假释等无数决定或裁判无不决定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终生命运。再犯罪的危险就是这些决定或裁判的重要依据之一,故谨慎审查与准确判断再犯罪的危险关乎个体人生道路的转折。这涉及刑事司法体系究竟采用何种标准来审查判断行为人再犯罪的危险问题。因我国刑事法律对何谓再犯罪的危险无明确规定,故其审查判断标准确立的前提是首先厘清其含义。在此基础上,基于一种存在论视角确定再犯罪危险审查判断的实体标准;基于一种实证主义路径确定其预测标准;基于一种唯物主义经验论立场确定其证明标准。再犯罪危险审查判断三个标准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也是科学管理再犯风险的有效途径。     

对不负刑事责任的被告人应作无罪判决

根据刑事诉讼原理和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判决只有两种形式,即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六)项和第(七)项规定:被告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被告人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对因不满十六周岁或精神病人而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应当宣告无罪,不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首先,以判决形式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违背了刑法规定。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与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之转变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通过一系列刑事司法原则以及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体现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刑事司法理念的统一。然而,面对我国的现实国情,针对两大理念的现实冲突,我国应当在吸取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积极转变司法理念,朝着以人权保障为依归的方向演进。只有这样,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才能顺应世界司法改革的潮流,才能实现两大理念的动态平衡,才能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一以贯之。     

我国《刑法》第64条的分析与完善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刑法》第64条着墨不多,却是刑事司法中适用非常频繁的一个条文,与财产相关的很多犯罪,无论罪行轻重,几乎都会涉及到该条文的适用。     

论一审刑事有罪判决书的修改与制作

一、第一审刑事有罪判决书的概念第一审刑事有罪判决书，是第一审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一程序，对审理终结的刑事案件，依照法律，确认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并科以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作出的书面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项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刑事诉讼法第164条规定：“判决书应当由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