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治理责任主体的塑造及辩证——基于义利互动取向模式视角的分析

"义利之辨"贯穿儒家思想的始终,也影响着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义利内在的统一性,包涵了义规范利、利存于义的逻辑论证。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义利互动的取向模式可以划分为重义轻利、义利双行、重利轻义和义利俱轻四种模式,在四种义利互动取向模式的博弈与整合过程中,儒家"以义统利"的互动整合模式成为主流取向。回顾和认识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以义统利"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是今天构建一种既讲义利统一与义利并重,又讲以义制利、见利思义的伦理价值观的重要基础,也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借鉴。     

从工具主义到人本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重塑

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遵循,影响和支配国家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行为。传统工具主义与现代国家治理存在冲突,迫切需要作出转型,转型的方向即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弥补了工具主义的缺陷,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转变的最佳选择。为了进一步实现人本主义对工具主义的超越,需要以政治伦理的规范优化治理价值观、以多重权力的博弈优化治理权力观、以制度价值的彰显优化治理发展观,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治理话语体系。     

家族理性视角下我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在“家”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个人理性，家族理性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动因。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以家族企业为主要范型的民营企业，正面临“第二次创业”的艰难转型，与此同时，大批“富二代”也即将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期。家族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明确主体地位；二是提供切实有效的金融支持；三是关注其代际传承；四是关注其员工成长。     

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及其影响

启蒙主义是影响西方国家及部分非西方国家近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思想观念。西方启蒙主义认为在国家治理中应当崇尚科学理性精神、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保障公民自由参政,以及由政府提供国民教育。其局限性是,在资本主义的启蒙目标与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在工具理性的制度设计与价值理性的民主诉求之间存在偏离,特别是作为愿景的价值追求与付诸行为的价值实践之间存在背反。有甄别地借鉴启蒙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组织动员、目标引领、价值唤起和反思优化等合理成分,将有助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和实现。     

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治理创新价值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总结。现代学界往往认为儒家"德治"将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君明主身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儒家"德治"思想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在提倡治理创新的当代社会中,儒家"德治"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培育民间自治力量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有着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治理创新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总结。现代学界往往认为儒家"德治"将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君明主身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儒家"德治"思想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在提倡治理创新的当代社会中,儒家"德治"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培育民间自治力量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有着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有效性的三维解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科学的知识图景发生了变化。它的标志是行为主义革命高潮渐渐消退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有效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制度自身、制度与环境,以及制度与制度相关人三个层面上。     

我国家族企业存在发展的理论分析

家族企业在我国私营企业中,不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较高的,它是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在特定阶段的反映。传统家族制度、家族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是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的伦理基础,交易费用的节约、组织成本的降低是家族企业存在的理性选择。由于这些原因,家族企业在我国仍会长期存在,并将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现代共享性政治伦理范型:经验、知识及其信念——“文化公共性”的实践叙事与价值逻辑

政治伦理是现代公民社会"政治文明"的内核和灵魂所在。立足文化"公共性"这一新的学理视角,当代中国新"政治伦理"文化信念之理据的价值辨思、规范化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研究,以及基于合法化和正当性本身的未来中国社会的合理的政治伦理信念之表达,需要同时做出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坚持以美好生活承诺为终极伦理信念,以"政治正义性"为核心伦理价值预设,以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治理"为工具性/功能性伦理目标,以权利、平等、自由、参与、宽容等为实践性伦理运行原则,致力于与现实具有高度契合性的理论模型的设计与实践;二是着眼于健全的公民性政治人格、优良政治的德性素养的养成。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是对一种建立在公共伦理基础上的优良制度理性的慎思明辩与实践求证;二是"社会道义"的理性熔铸——公正之为目标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责任担当;三是立足中国伦理文化语境,搭建国家与社会之间对话、合作及其良性互动的平台。     

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的构成、功效及启示

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是以儒家学说为基准，建立起一套制度法律系统，规范人们外在行为的同时引导内心的价值判断，通过实施深入人心，形成核心价值观，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有效地说明和解释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并着力于维持和保障现有秩序和政权的持续发展。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经验及发挥的功效为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本土资源的借鉴。     

中国家族企业股权治理研究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不同的股权结构会带来不同的内部监控效率。改善我国家族企业的股权治理,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家族相对控股、其他大股东同时存在的模式,优化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二是要完善市场其他配套制度,如建立和完善经理人市场和独立董事制度等。     

中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及其融合趋向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以群体为本位的整体主义,而西方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两种文化价值取向在某些方面有互相融合的生长趋势。一是现代民主的发展取向———科举与选举的融合;二是现代治理国家的制度取向———礼制和法制的融合;三是现代国家权力制衡结构的发展取向———五权分立制;四是科学研究方式上的革命———"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融合;五是协同性思维的产生———整体性思维与个体性思维的融合。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分析

作为一种政治学制度分析"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而国内政治学界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还处于引介阶段,实际运用还很少.它在我国政治学中适用性到底怎样呢? 我们应如何看待它呢?本文试图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自身特性的视角探讨其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作为一种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它在我国政治学中有一定的适用空间.但同时由于它本身的特性和局限性又限制了其在我国政治学中的运用.因此,对于中国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政治学研究,需要在吸纳学习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长处的同时,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学".     

“大同”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阐释

"大同"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源头,但"大同"蕴含家庭伦理本位思想与产生于西方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有明显的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两种理想社会模式的对话提供了理论支点和实践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从文化源头打通中国家庭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文化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解读"大同"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物质基础、制度构建走向文化认同的历史发展规律。     

试论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族式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其治理机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去甚远,因此,家族企业的治理机制还须优化:一是要克服“发家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局限;二是要超越“家族制约”的文化。当务之急是要用合乎时宜的企业家精神武装头脑,以人格化的治理机制为先导。     

中国“文明新形态”发展理念的演进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实践,是世界文明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努力在于对引领人类未来前进方向的新型文明价值观形态、对于新质的发展理念和模式的严肃思考和实践探索。作为对"西方文明"主宰下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与实践性超越,中国为全球共享的文明新体系、发展新形态贡献"中国道路"与"核心价值观"的智慧;着眼中西文化选择之间激烈交锋、冲突以及复杂博弈的非确定性情境,面向未来,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还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所确立的"五大理念",其所承载和彰显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新文明理念的愿景预期、合理形态的制度价值实践、新文明人格类型的确立与塑造,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和命运的一种高瞻远瞩的理性筹划、审慎设计和有效践履。     

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对夯实共同富裕伦理基础的启示

马克思伦理思想揭示道德的本质是社会经济关系表现的意识形态,正确理解的利益是道德的基本原则,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是道德实现的基础。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伦理思想形成了从抽象的自然人到现实的社会人、从道德批判到道德建构、从价值理性到科学理性、从个体主义到制度主义的发展逻辑,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导向和思维方法,有助于跳出西方自由主义和共同主义的伦理纷争以及避免我国历史上平均主义伦理的非理性。夯实共同富裕的伦理基础,应明确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坚定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立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和营造积极健康的财富观;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把握共同富裕不同阶段的动态伦理;以法治护航社会公平正义,完善分配制度和诚信制度。     

“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困境及其救治

根植于工业文明的"管理型"社会治理具有效率优先、程序正义、民主平等、依法行政等理性精神。但是,它的"价值中立"原则、"官僚科层制"治理架构及"技术至上"治理路线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对伦理的排斥。因此,必须实现向"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转向。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伦理因素是引导社会治理前行的基础力量,社会治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成为现实,从而使其处处表现出伦理化的治理倾向。当前,我们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社会治理由"管理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     

略论宗法结构对家族(间)行为与乡里自治的同构性影响

家族是古代中国的基本伦理单元,具有血缘流转与权力交接两个主要功能,并体现出鲜明的排他性特征。家族延续所依赖的宗法原则,逻辑地产生了利用亲缘身份从政治中获得力量和实际好处的寻租空间。依据家族的血缘网络,古代政治构建了"社稷"结构,但这一由"家族"与"社稷"嵌套而成的结构始终没有成熟的制度依托,且造成了家族(间)行为的规范与乡里(基层)治理的缺位。相较于以制度填补真空的现代做法,古代中国的"家族"通过前期的自发聚集和后期的法定组织这两类形式,逐渐演变为地域性的自治组织"宗族",以地域与谱系共同作为准入门槛;而内含的"宗法制度"、"宗法秩序"更与"宗法精神"一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特有的宗法政治文化,对古代中国的家族治理与乡里治理产生了同时同因的维系作用。总的来说,在政治层级结构意义上考察宗族,在政治文化意义上考察宗法,对理解作为政治集体的家族如何共同行动具有一定意义。     

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的困境分析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模式可以描述为"外诱--模仿型".与西方发达国家"内激--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不一样,同时,它身上有更多的工具色彩.这使得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有两个主要的参照资源,即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和中国本土的政治制度安排.其错位体现为既有忽略国情而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又有以国情为理由而过分迁就现实.为此,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遇到的困境主要是:当代中国民主化过程与公务员制度化过程重叠,后官僚制国际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影响,过去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包袱和当代中国的动力困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