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奸案件中“仅一人得逞”时的强奸既未遂研究

轮奸中复合主体形成的性侵被害人的“优势性团队”，具有高度危害性，是刑法加重处罚的原因所在。轮奸的既遂标准系“法益损害”而非行为人的“性目的实现”。强奸罪不是“亲手犯”，轮奸中共同实行人的行为系拟制的一人行为，应当对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强奸罪只有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符合基本犯罪构成又有轮奸情节，即成立既遂。两人以上共谋“轮奸”，一人得逞，未得逞的人应认定为共同强奸罪既遂，并符合轮奸的加重构成要件。     

从一则案例分析轮奸犯罪中的未遂问题

轮奸是强奸罪的法定加重处罚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碰到的一些情形与一般的强奸罪相比往往更为复杂,特别是轮奸犯罪中经常会出现个别共同行为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奸淫成功,这种情形对全案性质的认定及其本人犯罪形态的认定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很大争议。本文在分析概括轮奸犯罪的特征后,从三个方面提出轮奸犯罪中不存在既遂、未遂并存的情况,应对共同行为人适用"一人既遂,全部既遂"的原则。     

对强奸罪中轮奸、共犯既未遂问题的思考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于强奸罪中轮奸的成立要件及其是否存在着既遂、未遂问题的观点不一。笔者试图通过一个案例来引出自己的观点,即轮奸作为强奸罪的一种加重处罚的情形,其本身不是单独罪名,故不存在既、未遂的提法,而是应以其轮奸行为是否实际发生作为该款项成立的依据。同时,传统的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完成形态只能是整体既遂或整体未遂,即既遂後不存在部分未遂或中止的可能。笔者认为,在特殊共同犯罪中,基于某种实行犯的行为的不可替代性,故仍应存在部分个体未遂或中止的可能,这是对普通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全体负责”这一原则的必要例外与补充。     

共同实施强奸仅一人得逞，应如何定性

笔者观点：轮奸时的强奸罪并非只存在既遂形态，认为只存在既遂形态的观点不仅违背“既遂模式论”这一通说．而且还导致将强奸罪加重犯的未遂作为基本犯的未遂予以处理的局面以及罪刑不相适应的结局。对轮奸既遂的认定仍然应受“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制约。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 ——从最高人民法院第62号指导性案例切入

在数额犯中，当行为人没有实现法定基础犯罪数额，可能构成相应犯罪的未遂，但是其前提是从行为时社会一般人的视角判断，该行为客观上具有实现犯罪数额的具体危险，主观上行为人也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犯罪目标。我国刑法中的加重数额与德国刑法中的量刑规则在立法结构和理论语境上都存在重大差异，二者不能等同，不能以加重数额属于量刑规则为由否定数额加重犯构成未遂的可能性。加重数额属于加重构成要件，当行为人出于意志以外原因没有实现加重数额时，如果其满足以上数额犯未遂的主客观条件，应当构成加重数额犯的未遂；已经既遂的数额作为量刑从重事由予以考虑，而不应仅仅将该行为作为基础数额犯的既遂处罚，也不宜将刑法单一行为拆分为复数行为按照既遂和未遂分别予以认定。     

“轮奸”成立学说的法教义学批判与证成

轮奸是强奸罪的加重犯罪构成，也是强奸罪的共同正犯类型。但是，对轮奸行为样态的解释不能只是根据加重犯罪构成和共同正犯的类型进行逻辑的推论。从不同的解释进路辨析可知，轮奸不要求有“二人以上强奸既遂”。从被害人的角度考察，应以“性私密性”和“亲密性”作为轮奸处罚的思想基础，轮奸是指二人以上基于轮奸的故意而轮流实施奸淫行为，不要求有人强奸既遂。当然，基于轮奸之故意而仅仅实施预备行为或者只是停留在手段行为阶段，以及其他没有“二人以上轮流奸淫”侵害事实出现的类型，不构成轮奸。     

绑架罪的既逐标准探析

绑架罪的既遂未遂问题在刑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实现目的说、复合行为说以及单一行为说.笔者赞同单一行为说,认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勒索财物的目的(或获取其他非法利益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绑架他人的行为并实际上控制了他人的,就应当认为构成要件已齐备,应认定为犯罪既遂.     

盗窃罪既遂标准的认定

一般认为,确认犯罪是否既遂,应以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为标准,完全具备的为既遂,否则就是未遂。关于盗窃罪的既遂,理论上存在接触说、转移说、隐匿说、取得说、失控说、失控 控制说、损失说等。上述各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取得说是通说。但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盗窃罪的既遂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对传统犯罪既遂定义的异议

传统观点从刑法分则犯罪既遂模式论出发，把犯罪既遂界定为“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本文认为，此种观点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与现行刑法第２０条的规定相矛盾，二是与犯罪构成的理论相矛盾，三是在犯罪既遂的标准上自相矛盾。文章认为，“遂”本为“通”的意思，后来演变为“如愿”，因此给犯罪既遂下定义，不能脱离行为人的目的。文章最后指出：犯罪既遂是指“实施终了的犯罪行为，达到了行为人预期的目的。     

强奸共同犯罪中定罪量刑的分歧及其消除——兼谈"一元共犯制"与"二元共犯制"的实质差异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强奸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共犯实施奸淫而部分共犯未奸淫得逞或者自动放弃奸淫行为的,对于未实施奸淫的共犯,或者认定为强奸既遂,或者认定为强奸未遂或者中止,判罚不一.在是否成立轮奸问题上,分歧也很大.判罚分歧的背后,涉及的是共犯责任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中国共犯制度从实质上看,虽然应归属于"一元共犯制",但共犯理论却受到德日等国"二元共犯制"理论的强势影响,并波及司法实践.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对中国现有共犯制度的性质与特点缺乏深入的了解,试图引入国外的共犯理论解决,反而造成判罚的混乱.中国现有的共犯制度对于强奸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分歧能够从容应对.对于强奸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共犯实施奸淫而部分共犯未实施奸淫的,在定罪上应一体把握,"一部既遂,全部既遂",在量刑上则应区别对待.轮奸是强奸罪加重情节,应以客观上是否真实存在为量刑适用的依据.     

犯罪既遂标准新论 修正的构成要件齐备说之提倡

一、关于犯罪既遂标准研究的反思犯罪既遂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刑事立法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何种情形算作犯罪的既遂、何种情形算作犯罪的未遂,因此,犯罪既遂标准的界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刑法学理与刑法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学者间观点并不一致,概而言之,大致有三种观点存在:1.犯罪目的实现说;这种观点主张,应当以犯罪目的是否实现,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志。如果行为人实现了其预期的犯罪目的,就构成既遂犯。其理     

论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淮

一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是故意犯罪的两种不同形态。对于这两者的区分标准,我国刑法学界较普遍地沿用了资产阶级国家刑法理论中的观点,认为,“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某一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①相应的,犯罪未遂则是“犯罪分子的行为未完成某个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②很显然,上述观点是把是否具备犯罪构成作为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的,具备犯罪构成的是犯罪既遂,反之,则是犯罪未遂。可见,这     

绑架罪的既遂标准探析

绑架罪的既遂未遂问题在刑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实现目的说、复合行为说以及单一行为说。笔者赞同单一行为说,认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勒索财物的目的(或获取其他非法利益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绑架他人的行为并实际上控制了他人的,就应当认为构成要件已齐备,应认定为犯罪既遂。     

论事后抢劫的既遂与未遂

事后抢劫是抢劫罪的一种特殊类型。对于事后抢劫的既遂、未遂的标准,是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得到财物为标准,还是一概认定事后抢劫都是既遂,在理论上存有争议。在刑法未作出明确规定或解释前,应以事后抢劫行为中先前的盗窃行为的既遂、未遂作为事后抢劫罪的既遂、未遂标准,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归纳与探索:“法益可恢复性犯罪”的刑法评价思考

按照一般的观点,行为成立犯罪且处于既遂状态后,那么对于该行为的刑法评价也就止于停止形态,进而随着程序的推进,行为就会被纳入定罪量刑的诉讼程序。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犯罪既遂后,尤其是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成立既遂形态后,行为被纳入诉讼程序被实际处理,只是应然意义上的理论设想。实际上,在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成立既遂形态后,行为人大有可能在某种动机的驱使下通过实际行为恢复被其先前"犯罪行为"侵害的刑法上的法益,从而在概率论上很大程度的导致了对行为人的行为评价只能停留在理论角度。既然如此,我们的刑法理论是否应当反思:对于犯罪既遂后行为人自行、自愿恢复法益的情形,刑罚处罚的必要性是否还依然存在,或者说是否应当保持克制?"法益可恢复性犯罪"的刑法评价思考由此展开。     

盗窃罪的新课题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的行为类型,使盗窃罪的对象既包括具有客观价值(经济价值)的财物,也包括具有主观价值(使用价值)的财物;对于入户盗窃与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不能简单地采用入户抢劫、携带凶器抢夺的认定标准;扒窃,是指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对盗窃罪的着手,应当根据具体行为类型分别判断;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仍以行为人取得了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为既遂标准;特殊类型的盗窃,使得罪数的认定也产生了变化;此外,盗窃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是量刑规则,而不是加重的犯罪构成。     

犯罪形态认定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按照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包括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四种具体形式。我国刑法对于故意犯罪的四种形态所规定的量刑标准,有很大的差别。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犯罪形态,对于正确量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轮奸妇女的罪犯应当在哪个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人民司法》编辑部: 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四款“二人以上犯强奸罪而共同轮奸的,从重处罚。"对此款处刑,究竟适用本条哪一款的量刑幅度,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常常争论不休。一种意见认为,犯强     

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标准规范化的实证考察

故意杀人罪是死刑适用最为集中的一个罪名,侵犯的是刑法保护的最重要的法益。规范认定该罪的"情节较轻"有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我国刑法未规定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具体标准。因为在一般情形下法定刑的幅度往往与量刑情节无关,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什么情形属于"情节较轻"的标准也比较模糊,导致了量刑畸重畸轻的情况。"情节较轻"认定的标准是:行为人必须具有法定减轻的情节;行为人实施杀人的手段不是特别残忍;行为人是基于可宽恕的动机实施杀人行为;从行为人的认罪以及悔罪态度上分析可以得出再犯可能性较小;从法律效果的角度考量,从轻处罚可以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经济犯罪之犯罪既遂与未遂——以我国刑法分则立法模式为视角

我国刑法分则对于许多经济犯罪采取了定量的立法模式,并且,对于诸多经济犯罪,还根据量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刑罚.这种立法模式给犯罪既遂、未遂的认定带来诸多争议.在承认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为模式的前提下,应当认为刑法分则关于经济犯罪中所规定的"量"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对于刑法分则中关于经济犯罪的"量"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客观方面,而应当结合主客观来认定.应当将犯罪既遂、未遂在刑罚适用上的区分,贯穿于我国刑法分则的定量、多档次量刑模式,以期更好地实现罪刑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