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安源的早期革命运作模式分析(1921～1925)

1920年代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高潮时期,与此前的历次工潮相比,这一时期由于中共的政治参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发展迅速,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工人的阶级意识和身份建构空前加强;工人群体高度组织化;基本实现经费自给以及对外革命经费输出,被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中共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的缩影,中共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革命运作模式是巨大革命张力与革命现实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不仅使中共在安源工人群体中成功扎根,还对中共在其它地区开展工运具有指导意义。但由于安源工运模式被批评"有规避争斗而习于和平发展的倾向",而遭到党内检讨,预示着中共工运更激进时期的到来。     

浦江怒潮(之一)──“五卅”运动中的上海工人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天似乎老是灰蒙蒙的，云好像总是黑压压的。当时，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地区有10家属于日本资本家开的门外棉纺织厂，这些日本厂主将中国工人视作可以任意奴役的牛马，是“亡国”的“残种”。他们扬言在上海找10条狗难，找IO0个工人容易，因此，对工人可以任意打骂凌辱，甚至打死也不犯法。然而，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奋起反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怒潮——挥代英、邓中夏等播下革命火种1924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上海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于是戴器吉等积极分子就…     

革命与象征: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列宁符号"是指中共运用列宁名字、肖像、忌日等象征来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空间、生活物品等进行建构装点的政治符号产品。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借助"列宁符号"的时间建构与传播,树立中国革命形象、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行中国革命动员;借助"列宁符号"的空间建构与传播,推进中共革命社会化、进行中共革命教育、传播中共革命理念;借助"列宁符号"的生活建构与传播,传播中共革命象征、促进中共革命认同、传播中共革命信仰。通过革命领袖进行革命符号装点的做法,使得中共革命成果马克思主义化,借助"列宁符号"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今后中共政治符号建设提供了诸多启迪。     

地缘革命学: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地缘革命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归"人———境"关系的视角来解释革命的缘起。赣南、闽西能成为江西苏维埃运动中心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其独具一格的地方特质:集封闭性与外向性于一身。中共革命的成功,在于其一方面成功地结合了地方因素与群众动员两种手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地缘因素与中共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互动关系,使革命产生了动力。当然,中共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娴熟地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它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漫话中共早期历史上工人出身的领导人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党的创建人和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简单地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所谓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者,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分太少。于是一再强调和推行中共＂指导机关之工人化＂,使得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进入到各级领导层。但是,这项举措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中国革命再次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本文通过对中共早期历史上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相关情况的梳理,来披露这一举措的是非得失。     

苏区戏剧与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互动

苏区戏剧不仅具有艺术表演的娱乐功能,同时还有革命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苏区戏剧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是中共进行政治动员时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中央苏区时期,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民众支持、参与革命,中共非常重视发挥苏区戏剧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中共通过建立苏区戏剧的规章制度,努力做到戏剧形式的通俗化与戏剧内容的日常化,终于成功地将革命意识形态传输给广大民众,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与衷心拥护,从而动员起民众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运动。     

把精神丰碑作为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

正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省委组织拍摄了主题教育电视系列片《丰碑》,充分展现了黑龙江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汤原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被誉为"东北小延安",在这里诞生了中共北满省委领导下的下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个中心县委和英勇的抗联六军。作为革命老区的县委书记,《丰碑》介绍的东北抗联精神使我感触很深。东北抗联精神为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教材。在白山黑水之间,东北抗联在     

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概念的中国化理解与运用

"社会革命"概念在中共成立以前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所使用,中共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用社会革命来规划奋斗目标,毛泽东把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社会主义改造是对社会革命理念的践行。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也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概念在中国的传播、理解和运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微观面相。     

大革命前后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与实践

大革命前后,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中共在成立伊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工人上,认为应该先有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主张"宣传、组织、训练,究竟是比军事运动十百倍重要的事"。随着形势的发展,武装斗争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建立军队、从事军事活动也愈发地迫切起来,中共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周恩来等认识到武装力量很重要,但没有突出武装力量的阶级性质。在国民党突然叛变革命时,中共真正认识到武装斗争,尤其是独立掌握的武装斗争对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共真正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付诸实践。八七会议更进一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武装起义如星火燎原一般,在湘、鄂、赣、粤、陕、甘、豫等地次第展开。从此,中共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闽浙赣苏区赤色工会再研究

中共革命转入农村之初,乡村工人是苏维埃最可靠的群众力量,尤其是贫雇农、手艺工人的普遍入会。从根本上改变其经济关系与生活条件不仅是打破传统社会规则的关键环节,也是巩固农村革命基础的紧要工作。伴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乡村动员方式也逐渐转变为增产运动。此后苏区社会的革命劳动伦理之所以能够快速取代旧社会规则,其根源在于实现了乡村动员与生存诉求的高度契合。集中以赤色工会所属会员为主体,革命化生产关系的持续发展,推动了会员劳动观念的更新。经过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再造,中共不仅成功扭转了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建立了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也完成了革命化的乡村社会变动。     

回国第一年

生活在包身工中间1930年8月,我从苏联回到上海,组织决定我打进工厂,做女工工作。于是我换上破旧衣服,打扮成失业工人模样,到小沙渡路工人居住区,租了一间阁楼。所谓阁楼,就是天花板上面放东西的地方,人进去了就直不起身。白天,我就去工厂门口等候招工。虽然     

广州起义中的手车工人

手车工人是广州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没有屈服和动摇。在广州起义中,他们组成工人赤卫队第二联队,配合起义军勇敢冲锋陷阵,顽强坚守阵地,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特别能战斗的特性,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然而由于中共地方党组织在广州工人运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中共掌握的包括手车工人在内的工人在当时还不占广州工人的多数,即便是接受中共领导的起义工人在组织纪律性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共当时还没有实现对工人队伍全面有效的领导,因而也无法领导其武装起来夺取革命的胜利。     

“关系”重塑: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领导的现代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中央苏区既不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是革命功成之所,但却是革命承转的关键一环。具有乡土"气息"的知识分子通过身份认同与革命传播的传统职业化等途径,重塑一种"关系",成为乡村社会的"熟人",然后顺势把革命引向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认同的危机与中共革命中信仰与组织重建的困境,革命文化与农民意识的相互激荡,充分体现了中共党人理想信念之力和脚踏实地之功。     

浅析红军长征中中共政治资源的优化整合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长征中还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中共政治组织资源重新优化整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长征胜利,三大主力会师,中共得以凝聚全党的智慧,政策水平软实力大大提升。长征途中,中共还成功地对沿途群众、收编的旧军队、彝族等少数民族、地方实力派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把革命中心转移到北方,并置于抗日民族战争前线,中共政治资源在空间上获得拓展,在时间上得以延伸,长征胜利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获得感空前增强,长征所彰显的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安源和安源工运与秋收起义的关系

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启蒙运动,其标志是安源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发动下,第一次真正走向革命舞台;"安源"和"安源工人",都是秋收起义史册上十分夺目的重要名词;安源工运和秋收起义有着重要的内在的关联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共二大，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四)

正第一次提出了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并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合作的具体办法。这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是被称为我们党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的理论源头。     

众星拱辰: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小延安”

在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一些党政军中心所在地被人们赞誉为"小延安"。之所以被称作"小延安",是因为它们在根据地内部发挥着如同延安一样的核心辐射作用。"小延安"的存在时间有长有短,空间分布上则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农村地区为主。在战时的大背景之下,"小延安"都是党政军机关、战略后方和干训基地的综合共同体,同时它们又立足于自身实际和现实环境,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延安与"小延安"之间,既是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同时各"小延安"又在发挥地方独立自主性方面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小延安"担负了重要的战略职能,指挥着地方的军事斗争实践,承担着民主政权建设的具体职能,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坚实的后方保障,培育了大批优秀的党政军人才。从中共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来看,"小延安"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蕴含着极强政治向心力的政治概念,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共湘鄂西苏区的水灾与革命策略调适(1931～1932)

北伐运动进至湖北时,正逢1926年水灾,免除自然灾害的后续威胁是新政权面临的紧要问题。在堤工经费筹集上,国民政府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之间产生分歧。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将灾民视为重要的革命动员对象。在军事斗争的配合下,湘鄂西苏区建立起来。1931年水灾后,湘鄂西苏区采取在苏区内、外夺取物资的方式度荒。1932年初,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主张以灾民推动土地革命,但灾民更关心是否能获取物资供应。在春汛将到来之际,苏区被迫放弃斗争,集中力量推动苏区和国民政府的堤工建设。在自然灾害的剧烈冲击下,苏维埃地方政府被迫有选择地调整革命策略,与国民政府进行有限度的"合作"。引入自然环境这一要素,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广东籍工人在唐山建党中的历史作用

唐山是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故乡,是早期工人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共建党的最早地区之一。而广东籍工人在工人运动、中共建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骨干核心作用。本文对此做些研究,以帮助人们认识广东工人在中共建党中的历史作用。     

在高校中建党: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特例

高校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但由于受到党的政治路线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高校党在中共体制内,经历了从1927年前的"摇篮和策源地"到1O年内战中的被"边缘化",再由抗战时期的"先锋与桥梁"到建国前的"第二条战线",这一不寻常的发展过程.这既体现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又反映了中共党建的特殊性;同时它也为中共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