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权利"在古代中国的缺失--从文化根源的比较视角论私权的产生基础

本文意在为中国的私权研究寻找切入点。有关财产、契约制度的丰富史料和古人有关“定分止争”的确权思想 ,表明古代中国有发达的财产、契约等“实在权利” ,缺失的是包含人之平等、自由等主体意识的“观念权利”。通过对中、西传统文化根源的比较研究 ,得出人有无自觉主体意识以及法律对主体资格的承认与否是两种文化差异的最显著表现 ,即古代中国以身份和等级观念为根基的“礼治”和“儒教”思想从开始便漠视人的主体性 ,而西方以自然哲学为根基的自然法理论从开始就注意并强调人的主体性。该差异引致了“观念权利”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因此 ,私权研究应从主体性开始     

古代契约制度与现代合同制度之比较

中国古代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契约制度,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与现代合同制度在经济基础、契约种类、契约自由、调整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契约制度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民法制度自然起始的状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契约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发展。     

中国古代契约中的中保人制度探析——从大觉寺契约文书说起

中保人乃中国古代契约一个特色制度,伴随着古代契约的发展而演化,它在古代契约中具有多种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自身也是契约理念和非契约精神的结合物。在中国古代契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保人制度中的各种功能在现代契约制度中找到归宿,其所蕴涵的契约理念亦为现代契约所吸收。     

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唐代法律与借贷契约的关系为中心

中国古代法律 (如唐代律令 )对契约的规制或指导 ,在总体上是 :部分的民间事务靠习俗调整 ,部分的则由法律调整。国家承认“私契”的地位 ,并承认它的规则。有关借贷契约的法律和契约实践表明 ,契约内容和契约活动是在法律规制下进行的。国家通过受理 (官为理 )、不受理 (官不为理 ) ,表达契约自由的限度 ;并有质物处理、保人责任等程序性的和实体权利义务的设定 ;律令规定往往是相衔接的。但在实践中 ,契约内容对法律又有遵守与抵触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在契约的履行方式、利息限制、质物交付与处理、保人代偿等问题上 ,这种冲突都比较明显。契约中还有“抵赦”条款 ,专门应对国家对私人债负的赦免效力问题。     

敦煌租佃契约与古罗马租契的比较研究

本文将敦煌租佃契约与古罗马帝国时期埃及行省的1件租葡萄园契进行契约条款及其精神的比较.两类古契在立契时间、主佃双方情况、租佃关系发生的原因、租期、租金、赋税分担、保证及违契处罚等方面,有同有异,反映了中西方古代契约文明的状貌及契约文化的各自特色.本文也力图描摹契约文化的发展脉络,寻求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古代中国起诉制度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古代中国在起诉制度上往往都设置诸多限制与障碍，最大限度地阻碍当事人之诉讼。这与古代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古代中国崇尚和谐，为追求和谐，营造无讼无争的境界，统治者设置了种种诉讼障碍，防止因诉讼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氛围。而探寻古代中国对诉讼设置诸多限制的种种表现及其根源所在，对于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高校学生主体资格界定的法律思考

高校学生主体资格界定是一个法律实务问题,在学生和高校之间众多纠纷案件中,许多都涉及到学生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教育契约理论,厘清高校学生入学资格和学生主体资格的含义,理顺高校学生主体资格丧失和中断的关系,完善高等教育法规,重新界定高校学生主体资格含义,既是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的现实需要,也是依法治校发展的客观要求。     

清代法律制度中的民事习惯法

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规范主要以习惯法的形态存在 ,并且以大量民间契约为表现形式 ,而官方法律制度则通过州县自理审判对民事习惯法加以认可和接纳。正式的成文法和民间习惯法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调整范围和运作机制 ,但在儒家主流文化的基础上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研究者应当摒弃现代法律制度的语境 ,从民间契约所表达的概念和权利观念入手 ,去把握中国古代民事习惯法的权利体系和制度框架。     

浅析被选举权与我国选举制度的完善

被选举权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对它是否有正确的认识关系到一国选举制度是否成熟和完善。本文对被选举权的内涵进行了剖析,认定了它的权利属性。同时,通过列举国外对被选举权主体资格的规定,阐释了对主体资格进行限制的必要性。在阐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践,对如何完善与被选举权相应的制度设计提出了若干建议。     

契约文化的变迁及其启示(下)--契约理念在公法中的确立

在西方 ,契约文化可追溯到古希腊文明的世俗源头和基督教的宗教源头 ,在其发展史上经历了古罗马、中世纪、近代和现代若干个不同的阶段 ;作为一种法律理念 ,契约不仅存在于私法之中 ,而且也融入到了宪法与行政法之中。但在中国 ,契约理念缺失 ,契约现象仅存于极为有限的私法领域 ,就其文化成因而言主要在于 :传统儒家文化与契约理念的不相容、理性精神的匮乏、对利益的漠视。我国未来公法之转型与建构 ,应以契约理念为核心 ,从文化、观念、制度和理性精神等多个层面加以展开。     

契约自由之源探讨

契约理论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然契约理论借以产生的契约在学者中却鲜少提及。通过对古罗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研究,来探讨古罗马社会得以产生契约自由的根源。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的法律属性与规制路径——基于经济法视野的考察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是国家规范公用事业公私合作活动的重要法律工具,具有经济法的属性,应接受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规制。就公法规制来说,政府应保留一定的公权力,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时,私人部门也应承担一定的公法义务,其部分私权利要接受公法的限制。就私法规制来看,主要体现在基于契约精神对政府公权力进行限制,并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合作风险,以及在违反合同义务的时候,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誓与法

法律上的“誓”最早与话语、诅咒相联系 ,具有法人类学的意义 ,它体现了原始宗教与秩序的关系、信仰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在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中 ,“誓”所映现的正是关于法律神圣的古老理念。中国古代儒法文化中“约”的概念是原始宗教意义上的“誓”在道德精神上蜕变 ,是一种超越制度的道德阐释。较之中国 ,“誓”对西方法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     

中国传统契约中的“契约自由”与“主体平等”——以清水江文书为视角

中国法律传统虽以"公法"为主要特征,强调以身份关系为纽带的"公权力",但在"私法"领域,却并非不重视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私权利"。在中国传统契约与清水江文书中,均普遍存有关于"契约自由"与"主体平等"这样一种"契约型社会"的私法观念。在契约自由方面,主要通过"二主和同"、"两和立契"等契约语言来体现契约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结果;在主体平等方面,则通过"两共平章"、"平中立约"等用语来表明立约双方具有平等的人格与主体地位。而这样一种注重合意、平等立约的私法观念,以及尊重契约、敬畏契约,通过契约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的精神,是当今我国法治化建设过程中重要的本土资源与宝贵财富。在提倡尊重契约精神、保护私权利等法治观念的今天,亦能够为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历史的和本土的基因。     

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以1980年—2006年大陆学者研究为例

在对140篇有关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1980—2006年,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研究格局与中国古代赃罪立法的"草创—完善—成熟"的历程基本同步;学者对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质量较高,研究热点出现在惩贪肃贿、法律与制度研究两个领域,这种趋势在2000—2005年之间显得更加明显;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官吏赃罪的犯罪构成、官吏赃罪涉足的领域、官吏赃罪的犯罪走向及趋势等成为研究中的盲点,对受赃法律的动态的、功能的研究不够,研究视角狭窄,研究资助问题突出。     

我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探究

家庭承包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是农户直接影响到了该权利的利益归属以及存续过程中的权利变更。结合我国农村历史发展状况和现行法律的立法目的,应该明确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权利主体应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权利具有成员权的属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人平等享有的权利,农户只是家庭承包中的形式主体。     

论婚姻权利的法律限度

婚姻权利是现代法的内容之一。婚姻权利是权利人依法享有的以结婚权、配偶权和离婚权为内容的,发生人身效力和财产效力的民事权利,是配偶身份利益的法律保障,是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内容。婚姻权利的行使对于权利个体及社会都须有必要的限度。具体表现为其一,为保护权利相对人的限度;其二,为保护公共利益的限度。只有对婚姻权利的限度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才可能实现法律设立的价值与目的,并充分发挥其社会功效。     

论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以国家法律对家族长权力的确认为视角

中国传统家族司法是当今法律文化研究的重点,其司法主体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实施司法权和国家如何看待这一权力的应用,引发了对传统家族长权力现代变迁的深刻思考。我们在理解国家法律与基层司法相结合治理社会这一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能够得出现代家族长的权力与民族现代化发展互容互补的结论。     

论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直接实现行政的目的或单纯为行政事务与他方订立的合同。在行政主体合同权利的限制、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特权、合同的瑕疵与救济方面,行政合同均存在有别于普通合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意味着行政合同具备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方法、思路与问题——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版)

以《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为例,探讨研究者如何从类型学的角度比较中西法律文化,指出其成功之处在于揭示了两种文化的类型特征,局限在于忽略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为完善这些类型提供了思路;接着指出研究者在寻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时所怀有的是一种理解与沟通的心态,并对其观点和论据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最后清理了研究者运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会通中西法律文化的思路,从中探寻研究者从激进主义向文化守成主义转变的现象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