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理性的吗?——来自推理与决策心理学中的争论

当代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的推理、判断和决策行为常常偏离形式逻辑、概率和决策理论等规范原理,表现出系统的认知偏差。研究者对认知偏差及其实验研究的不同理解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关于人类理性的争论。悲观论者认为系统认知偏差意味着人们的思维能力存在规范性缺陷,认知偏差研究为人类理性提供了否证性证据。乐观论者从理解问题、规范理论问题和外部效度问题等方面为人类理性进行辩护。两种理性观则把人类理性区分为个人取向与非个人取向两种,试图消解悲观论和乐观论之间的矛盾。     

私法中理性人标准之构建

他人内心世界的无法直接获知性,决定了个案裁判中理性人标准的不可或缺.司法实践中,需要运用理性人标准来完成相应的评价工作.理性人标准的运用包括三个阶段:理性人建构、场景重构、透过认知图式得出结论.个案中,通过设想一个具有特定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准之人,在具体的场景下会形成什么样的认识,来完成对行为人的评价任务.理性人的内部结构主要包括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理性人的具体化即表现为理性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准的具体确定.理性人的具体化、场景的重构,均需在价值指引下进行.对此,认为理性人标准系为单一价值服务的观点不可取.理性人标准所要实现的价值,必须结合其所要解决的问题领域具体地加以确定,不同领域中理性人标准所要实现的价值也会不同.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是,将价值取向作为确定理性人能力水平和具体知识状况的标准,并指引场景的重构.理性人标准在私法中有着非常广泛的适用空间,并可扩展到公法领域.     

民事证明标准论纲——以刑事证明标准为对应的一种解析

证明标准的性质或高低决定于指控或争议对象的性质、诉讼结果的轻重以及其他相应的价值取向。英美法系国家基本的民事证明标准以盖然性权衡为基础 ,又强调一定程度的可变性。我国民事证明标准变革的思路在于理性与现实性、应然与实然的统一 ,证明标准的定位以盖然性权衡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间的中等证明标准为妥。     

相互印证证明模式下的理性局限——对赵作海案的反思

毋庸置疑,法律是人类理性的结晶和象征,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法中相互印证证明模式就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原则下,而一个个冤假错案的出现,证明了理性思维并不是万能的,理性自身存在固有的局限。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所追求的＂客观真实＂＂实质正义＂,很大程度上是对理性的过度信任,导致了冤假错案的频发,而从新树立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改变现有的证明模式和司法运行结构,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保障整个司法体制的司法正义。     

理性人标准在知识产权法中的规范性适用

商标法中的“相关公众”、专利法中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及版权法实践中的“普通观察者或听众”等拟制人格与传统法律上的“理性人”概念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在学理和实践中经常被视为知识产权法语境下之“理性人”。分散于知识产权法不同领域中的理性人标准具有极多共性成分,“公因式”的提取可以为其适用提供更为简便和协调的路径。理性人标准适用于客体适格性确定、侵权判定及权利解释等知识产权法领域。在对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进行拟制时,应考虑所属群体范围、认知水平及时间选择等要素。知识产权政策目标定位和围绕着知识产品的“物化”环境两个因素影响着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的确定。实际判断者与理性人之间认知偏差的矫正以及理性人标准的类型化是解决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客观化”障碍的主要路径。     

刑事错判证明标准的名案解析

错判的发生具有普遍性和蛰伏性,错判的认知具有模糊性和对抗性,因此我们需要明确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的错判证明标准的实例解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认定错判的时候都不适用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而且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都低于认定有罪的证明标准。我们应该重新阐释中国刑事诉讼中错判的证明标准,而且应区分启动再审的证明标准、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和决定国家赔偿的证明标准。     

论我国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中证明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司法实践中证据运用的首要问题.作为指导和规范刑事证明活动准则的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根据刑事证明逐步深入的特点,构建出由低到高"阶梯式"的层次性证明标准.作为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即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之确立,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焦点.因此,深入研究证明标准的涵义,比较两大法系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分析国内有关刑事证明标准的各种学说,反思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以期重新构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际情况和需要的科学、理性、可操作性的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     

印证的证明原理与理论塑造

印证是中国司法证明的传统模式,具有独特的制度生命力。印证不同于完备的证明,是一种非饱和性、进阶性论证。印证最基本的运行方式是"相互",其对立面是孤证。证据间相互印证的前提是"非同一来源",其理论基础是"概率叠列"。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口供印证勘验笔录"的证明方式使用不当,就会出现实践偏差,应予以重视。印证理论的发展不必与自由心证相纠缠,而应以信念理性为心理认知基础,印证调控外在,信念理性规划内在,两者彼此契合、相互支撑。印证与信念理性的哲学教义是可靠主义。可靠主义是对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以及非理性的兼容与调和,它为印证与信念理性提供了一系列基础性答案。从印证到信念理性再到可靠主义,这是司法证明科学化进程中的一条有效路径。     

刑事错判证明标准的名案解析

错判的发生具有普遍性和蛰伏性,错判的认知具有模糊性和对抗性,因此我们需要明确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的错判证明标准的实例解析,可以看到,其在认定错判的时候都不适用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而且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都低于     

论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就是指人类符合法治的精神、原则、理念、逻辑和要求的思维习惯和程式。其主体是公权力享有者或行使者,其标准是实质合法性,其目的是保障人权,其过程是具体化思维。它的内部结构包含层次性思维和过程性思维两种维度,本质上是统括了心理逻辑、较高理性、价值判断和思维习惯的认知过程。     

中国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宿命。自觉、理性、积极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把握自身命运的必由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有整个人类社会都能认知、接受、奉行和维护的思想观念基础,这就是“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它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包括所有民族和国家都能认知和接受的“人类文明最大公约数”。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次次证明,一个和平持久的人类共同体,只能通过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沟通、共识和合作才能实现,仅仅依靠力量形成的共同体不可能长久持续。这就意味着,不同文化,尤其是东西方文化,要相互尊重、彼此融合,从而实现多元共生。具有四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文化,恰恰具有这方面的根性与基因,而且孕育了可以为整个人类接受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未来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如果能够实现东西方文化价值合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有了最基本的思想和观念基础,这将是人类的共同福祉,它必然带来人类文明的一大跃进。     

论美国证据法上司法审查中的证明标准——兼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之革新

由于证明标准问题在诉讼法学、证明法学中居于重要地位，因而，成为时下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有关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探讨形成激烈争鸣，并取得了较大进展。相比照之下，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却少有人问津，成为理论研究中的盲区。由于理性思辩的缺位，导致司法实务中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本文试图从美国司法审查证明标准的设计思路中寻求一些启示。 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之界定 所谓标准，是指“衡量事物的准则”。因而证明标准应是指衡量证明主体的证明活动是否达到证明要求以及具体达到何种程度的准则和标尺。①在美国，诉讼被看作是…     

司法行政方法论

司法行政方法论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展开,并且同一标准下,各层面对该领域的考察是穷尽的、无遗漏的,且事实上同人类理智构造的三重理性相契合,这三重理性分别是逻辑理性指导下的逻辑推导、实践理性指导下的实践推导和价值理性指导下的价值推导。     

有限理性合作观:破解人类合作之谜

传统合作行为研究以生物学的进化论和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推演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纳什均衡"等结论,描绘了一幅暗淡的人类合作画面,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各式各样的关于个体选择、社会选择和集体行动的理论则成为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然而,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遇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被称为"集体行动的困境"或"合作的或社会的困境",亦被称为"人类合作之谜"。当代认知心理学的有限理性观及近年来在此基础上兴起的关于社会启发式的研究,为摆脱此种困境提供了启示。基于这些研究,我们提出了有限理性合作观,以还原人类合作行为的真实画面,破解人类合作之谜。     

刑事诉讼中法官对证据裁判的自由与不自由

证据裁判主义是现代诉讼的理性选择 ,证据裁判中自由与不自由的背反冲突构成裁判者整个证据裁判的矛盾过程。遵循证据裁判的运行机理和特征 ,形式理性为认知理性的裁判自由意志界限。认知理性和形式理性的交涉性互动是自由与不自由的冲突内涵 ,同时认知理性和形式理性的交涉性互动是裁判机制合理运作的必然要求     

证伪方法、经验法则和心理因素——以影片《十二怒汉》为分析文本诠释“排除合理怀疑”在陪审团制度下的运作要素

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运作起影响作用的因素包括证伪方法、经验法则和心理因素。由于人类认识世界的共性和诉讼的规律性,各国的证明标准虽然表述不同,但在运作上也存在上述共性。因而研究证明标准的运作要素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经济分析

国家作为理性人,在设置证明标准时,必然追求成本最小化。成本包括行政成本与错误成本。一般而言,证明标准越高,当事人的成本也就越高。错误成本与错误判决导致的权益损失大小直接相关,司法准确度不足的成本则与其领域涉及的权益相关。证明标准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司法准确度的提高。我国民事诉讼应当构建层次化的证明标准。该体系的设置必须综合考虑行政成本、错判成本、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悬殊情况等因素,并结合法律的预防与激励功能。     

英美刑事证明标准的理性基础——以"盖然性"思想解读为中心

英美刑事证明标准最终以"排除合理怀疑"证据规则面目出现,它的思想源于在15至16世纪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人类在面对"上帝"是否存在或者面对"未知"事实的理性探知过程中,所保持的巨大理论热情和对于种种"盖然性"问题的不懈思考.这其中,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神学、经验哲学和法学思想的交织,对于英国刑事审判15世纪中期出现的法律"盖然性"问题的解答,具有决定性影响.经验哲学家洛克对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盖然性分级思想是其中的佼佼者."排除合理怀疑"对案件事实认定有正面意义,它的实质内容应当以法治信仰作为中心词,它的作用条件需要制度来保证,它的具体操作需要参照对案件调查结果的"心理描述"状态谱系,它的功能发挥需要经验理性方法,它的思想值得我国借鉴.     

诉讼中“证据占优势”标准的可行性分析

文章对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证据占优势”证据标准加以理性剖析,认为其体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普通性举证责任原理,体现了达到“法律真实”的证明任务的要求,体现了民事诉讼中的民事意思自治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从理论层面、制度背景、法律规定、公民诉讼观念的转变以及司法实践等五个方面对“证据占优势”证明标准在我国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康德法哲学视野下的“动物权利论”批判

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主将汤姆·雷根提出的动物权利论遮蔽了道德共同体成员的理性和道德义务这两个道德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忽视了理性、义务在构建道德共同体中的必要性,也不能在逻辑上全面地说明动物与人类之间以及动物之间的关系。康德主义的道德哲学则仅通过“实践理性”这一标准,即可合理说明人与动物在道德上的不同地位,也能更好地解释和指导人类利用和保护动物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