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公共政策执行困境组织结构性因素的分析

现代国家的公共政策执行一般都依赖于官僚制的组织机构,而官僚制组织机构既有的结构性因素往往会导致公共政策执行的阻碍甚至失败.官僚制组织追求稳固化倾向,官僚制组织目标多样化和官僚制组织结构多层级性均可能造成公共政策执行困境.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执行组织结构困境的应对策略在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政府负担;改革传统官场文化,平衡多方利益;增强政策执行科学性,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     

从品位制到聘任制:中国公务员制度的路径依赖

中国古代"融合型"的行政模式孕育出了品位分类制、政府雇员制、考任制等现代公务员制度元素,其为西方文官制度借鉴的同时,又作为文官制的一部分影响着中国当今公务员制度的变革。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变革,既非纯粹的制度移植,也非纯粹的传统回归,其带有独特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随着西方进入"后官僚制"时代,中国在推进聘任制与现有制度融合的同时也应重新重视传统文官制的精髓,当下中国所欠缺的正是文官制所强调的专业、绩效、理性与规则。     

试述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组织的特点及发展

理性的官僚制组织出现在近代西方社会,官僚制明显区别于以往的以其高效率的优点成为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组织形式.官僚制出现在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反过来,官僚制的运行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文明向前发展.但是,在悲观的韦伯看来,官僚制的发展也意味着人类将被囚禁在"牢笼"中.     

公共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它们各有其利弊,适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路径演进的实质,是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形态,是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融合。这种融合是通过新公共管理扬弃官僚制的方式实现的。当代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具有特殊的公共行政环境,因而公共行政的改革应当选择“完善文官制为主,推行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路径。     

韩国的公务员制度(上)

韩国的公务员制度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它在韩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韩国自身的历史来看,它的公务员制度可以追溯到朝鲜王朝时期,基于儒家文化而建立起来的封建吏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原始形式.日占时期的殖民统治,在低层行政管理人员技术化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韩国独立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军人统治时期,美国对韩国军人的训练被引入到行政管理中来,对于韩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韩国公务员制度打上了精英化的印记.韩国公务员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严格考试录用制度,这也是它的合法性基础.由于韩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所以它的公务员制 度基本上不存在严重的代表性问题,虽然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代表性不足的问题.韩国的公务员制度在政治中立方面做得较好,这是与它的录用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韩国公务员制度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历经改革的尝试,但是,由于体制层面的改革无法到位,所以这种改革总是不能令人满意,但它毕竟正在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努力.     

官僚制的弊端与创新——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思考

作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组织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西方文官制度中有着相当程度的体现.因此,西方各国掀起了文官制度改革的浪潮,摒弃官僚制,推行新公共管理模式.国情与环境的差别,决定了中西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但由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认识并超越官僚制组织

马克斯·韦伯创立了官僚组织模式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因其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与普适性,它在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中居主导地位。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官僚制的弊病也暴露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企图彻底废除官僚制。但到头来,充其量只不过是充当了对官僚制进行改革的角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的现状,提出了实质性超越建议。     

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的困境分析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模式可以描述为"外诱--模仿型".与西方发达国家"内激--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不一样,同时,它身上有更多的工具色彩.这使得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有两个主要的参照资源,即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和中国本土的政治制度安排.其错位体现为既有忽略国情而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又有以国情为理由而过分迁就现实.为此,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遇到的困境主要是:当代中国民主化过程与公务员制度化过程重叠,后官僚制国际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影响,过去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包袱和当代中国的动力困境等.     

女性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思考

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特殊群体,公务员素质直接影响着行政效率的高低及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在我国,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其中,女性公务员所表现出的家庭角色压力、职业角色压力等心理健康问题尤为凸显。员工的身心健康、职业压力、工作的满意度、社会应激与反应等问题来自于主体心理素质的制约。心理素质决定员工身心健康水平、工作效能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因此,关注女性公务员心理健康对于提高公务员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提升政府、政党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继承与变体——“官僚制”与“压力型体制”的对比分析

"压力型体制"意在强调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其作为中国政府组织运行方式的形象描述,是西方官僚制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实践中逐渐产生的特殊变体。鉴于二者在组织形式、核心机制、运行方式和评价机制方面的诸多相似与相异之处,本文对"压力型体制"与"官僚制"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展望了压力型体制的前景与理论启发,以期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指导。     

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

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形成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紧密相连,特别是与现代性的理性有关.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他对官僚制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建立起来的西方官僚制组织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现代性困境:一是官僚制的正功能与反功能并存,二是理想型的官僚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     

民间商会的代表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温州行业协会为例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法团主义特征对行业协会提出代表性的要求。但通过对作为民间商会典范的温州行业协会的调查表明，民间商会的代表性并不高，这主要表现为“一业多会”盛行、入会率不高、政治依附性和寡头化等。在影响民间商会代表性的因素中，既有中外行业协会发展中的共性因素（俱乐部组织边界、行业异质性），又有体现我国历史传统和政策环境的特殊因素（管理体制），还有包括二者的混合因素（治理机制）。对比德国、El本等法团主义国家商会的代表性，发现我国行业协会的代表性要求是对法团主义的一种误读，并且在我国不大可能按法团主义的模式构建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因此，必需将民间商会代表性由“行业代表”重新定义为“会员代表”，然后从理顺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优化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完善民主机制、提升服务水平和取消政治激励等方面提升民间商会的代表性。     

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

19世纪末,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启了行政学研究的大门,古德诺等人也为行政学研究做了进一步探索,更明确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古德诺等人为现代公共行政及科学研究确立了逻辑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具有扛鼎意义的官僚制理论,理论的诞生对当时的政府行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人们对政治生活更加理性的诉求,信息化、知识化、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在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悖论并面临着许多危机,就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内涵、理性官僚制的悖论、官僚制的危机等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进行市场化方案的反思,以及文化方案、伦理方案的阐释与论述,力求找到一条更适合当下政府行政的合理化道路与官僚制的救治方案。     

论当前我国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文化

一定社会中的政治文化,是以思想体系、心理意识和价值取向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们对通过国家权力配置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主观认识和感受。它依赖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而生成和变化,又反过来对其赖以生成和变化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十...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策略及其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目的是要引进新公共管理来否定传统的官僚制.改革无疑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之所以能顺利推行,是与改革者运用正确的改革策略分不开的.本文首先从西方国家行政政革的背景分析入手,论述了西方国家在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改革策略:强化政府权威、获取政治支持、化解政策阻力、渐进推进,最后简要指出了西方国家改革策略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的重要启示.     

西方各国公务员录用制度之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各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特点是民主、参与、平等竞争、信息公开、竞争择优、考任为主和通专标准等,其发展态势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考试录用方法、“专才”和“通才”标准互补互融和增加临时雇员录用。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与西方各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不同之处是重实质平等、坚持“德才兼备”、坚持“党管干部”。从对比中我们应看到:要结合国情,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验;严把“入口”关,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扩大考任制实施范围;完善考试录用方法和铲除招录中不合理现象等。     

我国基层公务员群体政治心理的实证分析——以民主心理为例

从政治心理角度看,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公务员群体应具备包括自由、平等在内的民主心态,基层公务员群体也不能例外。从访谈和问卷调研结果看,基层公务员大多认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支持基层民主,认为中国发展民主绝不能照搬西方而应走一条中国式民主之路,但也有少数人对民主环境抱有忧虑,这说明中国民主建设需要继续加强。     

美国文官制度的变革与思考

美国文官制度经历了从政党分肥制到现代功绩制的深刻变革，至1978年，卡特政府创建了高级文官制度，在政务官之下、普通文官之上设置高级文官阶层。高级文官作为连接政务官和普通文官的桥梁和纽带，突破了政治与行政的界限，将政治家和官僚的角色融为一体，扮演着既是领导者，又是管理者的角色，在联邦政府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全面提升了政府的政治和技术回应性。但高级文官中政治任命的非常任高级文官更换频繁，与竞争晋升的常任高级文官和普通文官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造成政府优秀人才的流失。从历史的角度，认真总结美国文官制度变革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特别是高级公务员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公务员的角色定位

公务员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扮演着特殊的社会角色。正确地对公务员进行角色定位,不仅是公务员称职地履行职责的必要前提,也是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重要课题。中国政治制度以及对公务员范围的不同规定,决定了中国的公务员角色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在我国,公务员是社会的公仆,是宪法和法律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专业化的国家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