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刑法文化的价值蕴涵

法学界对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应着力挖掘 ,加强对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研究的力度 ,既要研究刑法制度史 ,也要研究刑法思想史 ,处理好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借鉴之间的关系 ,既反对“国粹主义” ,也反对“虚无主义” ,立足中国现实 ,早日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刑法理论。     

中国刑法学二十世纪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迅速的世纪．也是中国法制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打破中国历史的传统分期．将近代、现代和当代连成一体,回顾百年来中国刑法学发展的坎坷历程．明晓二十世纪中国刑事法制建设和刑法学研究的利弊得失．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学研究的独立、健康发展,迎来刑法学的真正繁荣。一、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历程（一）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开端二十世纪中国刑法的发展历程是刑法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但与传统并不矛盾。现代化是以继承传统为前提．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是指…     

现代法治社会的刑法理念

刑法理念在刑事法治建设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国一直偏重于刑法规范的法治化,而忽视了与之相应的刑法理念的法治化,使得传统刑法理念仍依着惯性持久地存在,并深刻影响乃至困挠着我国当代的刑事法治建设。为此,我国应当致力于破除传统刑法理念,树立人权保障观、刑法谦抑观、社会防卫观、刑法理性观等现代刑法理念,并以此指导开展刑事立法、司法工作,以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刑法谦抑在中国——四校刑法学高层论坛

为庆祝吉林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吉林大学法学院邀请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刑法学界同仁,于2006年9月12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了主题为“刑法谦抑在中国”的四校刑法学高层论坛。学者们集中对何为刑法谦抑、刑法谦抑是一种原则还是一种刑事理念、刑法谦抑的价值、刑法谦抑在中国如何实现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刑法谦抑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诉求,在当代中国刑法中作为一种刑法理念应有多方面的体现: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限制性、紧缩性,刑罚适用过程中的轻刑化、非刑罚化、替代刑化。中国刑法应当谦抑。也有学者认为,“刑法谦抑”的提法不科学,应以“不得已”代之。     

刑事和解价值刍议

刑事和解是不同于传统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新型替代性方式.对于亟待刑法观念转变和刑事司法改革的当代中国来说刑事和解的价值不得不受到我们的重视,其主要价值体现在对刑法理念的正确认识、对司法活动的有效开展以及对社会和谐的有效建构三个方面。     

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的勃兴,肇始于中国刑法理论界对作为刑法调整对象的犯罪与刑罚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刑法学体系的改造、完善与重构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国刑法哲学研究通过对刑法的广普价值、一般功能以及基本犯罪观、刑罚价值、功能等诸多本原性问题的追问和探讨,厘清了中国刑法的诸多应然性问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哲学研究体系,对当代中国刑法、刑法学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展望21世纪,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应在准确定位、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民法精神与中国法理学的重构

数千年来所形成的重刑轻民、民法虚无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给当代中国的法学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时下流行的许多法理学著作实际上都是传统刑法理论的一种折射和概括(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则应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寻找)。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展开论证传统刑法理论是怎样地长期支配中国的法理学,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从什么地方作为突破口,来重构当代中国的法理学? 经过多年的思考,我得出了这样的认识:重构当代中国法理学的突破口,则是振兴与弘扬民法精神,依据民法精神来建立法理学体系。 一、民法是现代法制的基础。 民法虽然只是众多部门法中的一种,但从人类法制现代化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当代宪法、刑法、诉讼法、     

刑法严酷背后的温情——期待可能性理论中国本土化的思考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法不强人所难”。不仅在我国传统的刑法文化中已有期待可能性的思想印迹，而且中国当代的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中也相当程度地折射出期待可能性的理念。所以，无论从历史刑法文化还是从现实的刑法理论来看，在我国刑法的有机体中植入期待可能性理论“基因”的条件已成熟。期待可能性的本土化路径应是“转基因”模式，利用我国刑法中既存的理论接口植入期待可能性的合理内核和精神的基因。     

近代以来中国刑法“原情酌减”条款源流考——于欢案与施剑翘案的对观与重思

传统“情理法”司法中,“情”乃“人情”,系指普通人心中皆有的常理、常情;“理”乃“天理”,系指天下人所公认的至公至正之理。“情理法”司法的理想形态是法官的判决既顺应天理、人情,又不悖于国法。晚清民国刑法的“情状可悯恕者”条款,以现代刑法的规范形式承继了传统“情理法”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传统法律创造性转化的典范,这使得中国古典法律文化和司法理念在现代法治体系下得以延伸,让法官在不违背罪刑法定、不造成司法擅断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回应中国人的“天理”与“人情”观念。于欢案二审防卫过当的论证逻辑,掩盖了刺痛公众神经的辱母情节所蕴含的伦理意义,这根源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情节”概念下的“情理”退隐。晚清民国刑法的“情状可悯恕者”条款及其司法实践,可为“情理”在当代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的回归提供镜鉴。     

刑期折抵制度的刑法精神

不仅要预防犯罪,还要保障人权、关怀人性、崇尚公正,这是当代刑法的基本精神所在。而刑期折抵制度因其彰显了当代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实践了当代刑法的人性关怀,体现了当代刑法的公平公正而弘扬了刑法的精神,是刑法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和必然要求。     

积极刑法观之面相、根据和实践限度的教义学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分析文本

当代刑法立法践行的积极刑法观,有社会根据、政策根据和民意认同。从技术层面看,积极刑法观是通过增设新罪或修改旧罪之构成要素实现的,且以无实害结果犯罪的面相呈现。《刑法修正案(十一)》是典型的践行积极刑法观的立法,且以行为犯、危险犯和情节犯等面相回应社会之需,并以保护公共安全、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军事利益等集体法益为重。与消极刑法观相比,积极刑法观的实质是朝向未来的预防理念。积极刑法观引领的刑法突破了传统刑法的范式,但以传统刑法理论批评积极刑法观,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一定违反了法治原则。相反,其映照出了传统刑法的内卷化迹象。应理性看待积极刑法观,其以预防正义为基础,并通过对刑法功能的转变、扩张集体法益和把新权益纳入管辖范畴等方式去内卷化。但基于刑法双面刃特征,积极刑法观应把限制入罪的行为范畴和高概率因果关系作为最低的实践限度。     

“亲亲相隐”制度之于现代刑法的作用

中外刑法学科的发展和完善都经历了长期探索的过程,研究中外刑法史无疑有助于我们温故知新,寻求刑法之根本与渊源,也能够使我们取古代刑法之精华,在刑法学研究中做到古为今用。正确对待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法律规范,全面科学认识中外刑法是推动我国刑法学走向科学完善的必经之路,研究古代中西方刑法规定以及刑法思想,总结这些规定以及思想对当代我国刑法制度的完善以及刑法学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浅议刑罚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作为一个伦理原则,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刑罚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在刑法领域中的体现。刑罚人道主义是现代刑法借以建立的基础性理念之一,为当代法治国家所广泛认可和遵循。但在我国刑罚适用中还存在种种问题。     

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理论构造：安全与发展

全面发展数字经济的既定重大方针,已触发中国式数字经济刑法的萌芽与生长,也开启了传统经济刑法的数字转型。围绕传统经济刑法客体的讨论、分歧与共识,既凸显客体及内容的重要地位,也显示出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尽管可以吸取上述讨论中的“先见”,但更应扎根数字经济,经由数字经济刑法的前提设定新的犯罪客体及其内容。现阶段,侧重围绕数据犯罪的客体论争虽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却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特定性、整体性与周全性。全面兼顾安全与发展是数字经济的终极追求与价值根基,也应当是数字经济刑法的基本理念与一般规律。围绕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结合数字经济刑法的内外生态,可将安全与发展的保护内容予以具体化、类型化。     

再论强化中国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性

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当增强自己的主体性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下中国刑法学界的共识。强化中国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性,应当以本国的刑法规定为逻辑起点,紧密结合本国的司法实践,充分发挥判例等对提升中国刑法学研究水平的作用。在比较法研究中要以“知他而知己”为目的,在引进域外刑法知识时,既要注意动态把握域外刑法理论的流变,又要准确判断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同时还要防止断章取义,并把域外刑法知识自觉融入中国刑法学的话语体系之中。在方法论上,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兼收并蓄,重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研究视野的开阔性,并由过于强调学派之争走向折中和统一。此外,中国刑法学者还亟须补齐短板,在着力挖掘和充分利用本国历史中的传统资源、实现其现代转型方面做大量基础性的且极具难度的工作。主体性意识的强化必将激活中国刑法学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君子和而不同”的良好氛围下,更好地推进中国刑法正义的实现,展示中国刑法学的国际形象和应有品格。     

宪法颁行三十周年背景下的刑法学研究——2012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观点述要北大核心

今年是我国1982年宪法颁行30周年,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刑法学会于9月25日至27日主办的全国刑法学术年会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与会的300余名刑法研究和实务工作者以“宪法与刑法之协调发展”为主题,围绕理论议题——当代中国刑法与宪法协调发展和实务议题——若干重要领域民生刑法保护问题研究展开研讨。     

论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方向

在法哲学的视域中,刑法哲学是部门法哲学的组成部分,中国法哲学和刑法学的充分发展孕育了刑法哲学的生命,奠定了其发展的基础。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有必要厘清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刑法哲学的发展方向应是以下几个方面。(1)基础性。中国刑法哲学必须着力研究本体与基础问题,将厘清刑法哲学的研究范围、层次、方法与视域等作为刑法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明确刑法哲学研究与刑法法理学研究的界限,探寻刑法哲学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中的功能、价值与作用。(2)现实性。中国刑法哲学必须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宗旨,关注中国乃至国际刑法发展中的现实性问题。(3)批判性。批判性是中国刑法哲学成熟的标志。刑法哲学不能止步于对西方刑法、刑事法学派的文化史研究,从而模糊刑法哲学与刑法文化史研究的界限,应以理性批判为导向,以借鉴性而非移植性吸收为圭臬。     

寻求刑事法理念与司法实践的融合——评《理念与实践:面向我国刑事司法》

研究任何一门学科都会遇到理念与实践的冲突和协调、融合的问题,这在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学学科的研究和实践中尤其突出和明显。一般而言,理念代表着某种思维的方式、角度和深度,实践则是理念在现实中不断被证明或者修正的过程。具体到刑事司法研究,人们对于理念的理解相对于刑事法的价值论、目的论及其选择而言等,多为刑法理论研究者所关注;而实践则是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理念的接受、应用以及对具体法律的实施和实现活动。当然,刑事法的理念与实践之间还有若干条纽带,就是某些具体的刑法制度和工作机制。对于这一系列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刑法化及其成因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是一种以刑法为核心的典型的公法文化。古代传统法律制度的形式体现为非常典型的刑法化。中国传统法律理念与历代国家权力至上的专制主义集权意识对这种现象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浅论当代中国检察理念的创新与发展

本文以当代中国检察理念的创新与发展为研究对象,以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为分析素材,从法律观念、法律制度、法律实践等几个核心问题的转型予以展现、分析、研究,揭示检察理念的创新与发展及其变化的规律,考察和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反思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