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矛盾”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制约中国发展和稳定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且与体制性问题相比较,社会结构问题更为根本。只有推进由体制性改革走向结构性的改革,才能有效破解中国发展目前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结合当代我国社会治理的实践反思,引入结构的视角,破解"结构性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和目标方向。通过社会资源的统筹和分配,规则制度的确立,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有序。     

“和谐发展”的科学内涵

一、要实现发展过程中社会基本结构的和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指一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特定社会的最基本的结构，是该社会的经济基础，     

关于工会“去行政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正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重新认识和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历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对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进行新的深刻界定。"两个正确处理"及其原则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于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把握,将引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各类组织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其对工会组织提出的挑战,就是要去行政化,将工会建设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     

社会“去结构”状态与社会发展

在西方后结构主义和维克多.特纳的反结构思想下,文章提出了社会"去结构"的理论思考。探讨了社会"去结构"理论的内涵、特征和现实存在,指出在当前社会结构弹性建构、社会疏导机制建立和小康社会建设中,应当重视和加强对社会"去结构"状态的研究。     

“候鸟式”养老群体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分析——以三亚市为例

"候鸟式"养老群体是现阶段我国养老压力失衡和多元养老模式发展不健全背景下出现的特殊流动群体。随着我国老年人口增多、传统养老观念转变以及迁入地气候资源环境优势,这一群体呈现规模扩大化、需求多元化、影响矛盾化等发展趋势,而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候鸟式"养老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与迁入地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凸显。这一供给矛盾亦可以看作"移民式"养老前期阶段所暴露出的潜在社会治理风险点,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既有的治理体系提出挑战。基于对三亚市的调研,分析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发现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难以满足这一新兴群体的需要,政府缺位和社会补位不足是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为此,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社会治理体系中各个主体的应然性补位,促进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     

“新常态”下需调整好七大关系

正"新常态"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央高层对当下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的认知。应该看到,中国社会正面临一系列重大关系的深刻调整,中国社会将经历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转变,其中需调整好七大关系:首先是快与慢的关系。今天我们意识到,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危机或称"系统性风险",其中最严重的是社会公平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和发展质量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增长越快,矛盾越尖锐;这些问题解决了,低一些的发展速度,也是可以容忍的。这一点,正成为社会共识。其次是质与量的关系。慢下来,是为了提质增效。政府要从原有"高大上",即一味追     

“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社会新矛盾刍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约束问题越发明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鉴于此实情,党和政府提出"两型"社会建设构想,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个构想将有利于我国全方位发展并有可能使我国面貌焕然一新。但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我国农村社会的确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从对"两型"社会建设中产生的各种新的矛盾进行分析、归纳并试图找到其矛盾产生的根源,然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提出化解各种矛盾的基本思路。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系统性创新及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代化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差异性,导致中国社会矛盾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直面社会矛盾"凸显期",在40年社会矛盾治理中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治理话语体系、矛盾治理理念、矛盾治理策略和方式、矛盾治理体制机制、矛盾治理目标等方面实现了系统性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矛盾治理经验。     

“微治理”:基层社会矛盾源头预防的有效机制——基于常熟市H社区“微治理”的案例分析

"微治理"机制可以随时随地深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生产中,了解可能发生的矛盾源头,具有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的特点和优势。当整个社会上的"微治理"机制呈现出弥散性分布时,就构筑起一张有效的矛盾源头预防安全网,从而控制和消弭基层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常熟市H社区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微治理"以一个"楔子"的方式嵌入了现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形成密集的治理网络,为防范基层社会矛盾的发生与发展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公权力与民间社会在两岸治理结构中的关系探讨

尽管公权力和民间社会在两岸治理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功能,但两岸关系仍停留于不完全治理结构阶段。这种不完全治理的原因在于政治精英主义主导两岸治理、两岸人民参与治理的两个"极端"倾向以及跨域治理中公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不信任与失衡。要实现两岸合理治理结构,需要树立"主权在民"治理理念,积累社会资本,发挥民间社会治理的效用以及建立公权力与民间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理解“三个代表”思想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和联系网络 ,社会结构的内容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总和 ,而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经济结构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而社会经济结构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是由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 ,它和人类的经济、政治一道构成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先进文化对社会进步起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积极作用 ,使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核心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 ,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以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当下,我国正面临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矛盾与问题交织叠加、社会需求升级、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等复杂形势,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依靠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遵循。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基层协同治理、国家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理解乡村治理的社会结构视角

沿着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这一研究视角,以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的二维变量,考察了北镇的村庄社会结构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北镇的村庄呈现低度的村庄社会关联,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联薄弱、经济分层日益凸显,是一种分散且分化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形塑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富人主政日趋普遍化;农民转向自我中心的个体本位,权利与义务失衡,村民集体行动能力薄弱,村庄治理陷入公共品供给"搭便车"、农民谋利型上访凸显等困境。     

结构性位置与能动性作用：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近年来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一种创新的组织形态,其初衷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凝聚。枢纽型组织形态的构建,不仅是理顺社会组织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策略选择,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执政党建设、党的群团改革、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等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兼具政治性与联系性,独特的"组织身份"决定了工会组织能在社会治理网络中填充"结构洞"位置;当前工会组织改革瓶颈的突破,还有赖于其在劳动关系领域填充"结构洞"位置,发挥政治、资源和组织优势。枢纽型社会组织要实现社会整合,可通过"安全阀"机制,构建"枢纽型党建"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安全性;通过协同机制,助力"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价值培育机制,"增能"社会组织,促共享价值的形成;通过统筹机制,增强群团组织"内聚力"并撬动"外聚力"。     

加快形成“一主多元”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

<正>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和考验期。习总书记指出,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改革发展都无从谈起,再好的规划和方案都难以实现,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不再提"社会管理",改提"社会治理",提出要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促使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     

我国“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构建"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利益表达协调保护机制、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规范体系、契约化运行机制、信任保障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和治理的精细化保障机制,即是理性有序有效应对"生人社会"产生的复杂经济社会关系的对策性抓手。     

“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困境及其救治

根植于工业文明的"管理型"社会治理具有效率优先、程序正义、民主平等、依法行政等理性精神。但是,它的"价值中立"原则、"官僚科层制"治理架构及"技术至上"治理路线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对伦理的排斥。因此,必须实现向"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转向。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伦理因素是引导社会治理前行的基础力量,社会治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成为现实,从而使其处处表现出伦理化的治理倾向。当前,我们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社会治理由"管理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国社会治理,基本遵循了从"社会管理"到"共建共治共享"跨越的创新逻辑,但在现实中,治理"瓶颈"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没有跟上实践发展、治理主体关系没有及时法定化、治理过程不够协调、治理规范不够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将在体系、机制、制度等三个方面并进,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体系、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的共治机制,完善民生获得的共享制度,从而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