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权利与立法者的积极义务——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次堕胎判决为例

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其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传统宪法理论把消极权利和消极义务、积极权利和积极义务看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当代宪政实践表明,每一种基本权利都对应着国家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在消极权利所对应的国家积极义务中,最重要的是立法者的积极义务。立法者只有通过立法提供组织、程序及财政上的法律保障,公民消极权利的实现才具有可能性。     

有关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的思考

一、救助主体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因而,对他们的救助不是哪个部门或哪级政府的责任,而是国家的一项必要义务。除司法的“人文关怀”和权利保护平衡发展的需要外,还因为国家没有对纳税人尽到应有的保护职责，因此对被害人的困境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笔者认为有些学者建议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为主体，     

民生权内含权能的法理分析

民生权是人们在保全自我、经营生计基础上实现幸福生活的权利。民生权可以分解为四项基本权能：自我保全、正当生存的权利,涵括生命权、生存权、人格尊严权等权利类型;经营生活、规划生计的权利,劳动及择业权、缔结婚姻与组建家庭权、私有财产权以及个人在生计上的自我决定权属于此一权能涵摄的范围;源于国家供给和支持的受益权利,国家和社会必须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公共资源提供以及发展机会供给等让人们从中得益;为弱者提供法律支持的社会权利,主要有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险权、社会救助权等类型。民生权利既是不受外部干涉的消极权利,又是需要国家和社会予以帮助的积极权利;既有自然权利的底色,又有社会权利的特质;既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义务主体的应尽职责,也明确了个人在民生权实现上的自我责任。     

刑事被害人救助地方立法之比较——兼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

为了解决因犯罪行为给刑事被害人造成的特殊困难,我国一些地方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2009年3月,中央八部委出台规定,要求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被害人救助的具体实施办法,开展具体救助工作。无锡节、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包头市人大常委会都制定了相应地方条例,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分析,发现存在以下局限:与其他救助衔接方式不明,救助条件过于严苛,权利主体混乱,权利告知义务缺失和标准不确定。针对这些局限提出对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议:明确与其他救助结合方式,协调相互关系;关注犯罪危害结果,给予有需要的被害人切实帮助;确定救助性质,弄清权利主体;规定告知义务,方便权利主体行使权利;与审查机关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保证救助标准的确定性。     

论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设计

公民环境权应是一项独立的、基本的人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的这一权利在世界各国逐步得以确认,出现了公民环境权宪法化的趋势。国外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设计通常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公民的环境权利义务对称,二是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义务对应,三是公民的环境权利义务和国家的环境义务相结合。我国宪法应借鉴上述第三种方式,明确使用公民环境权这一法律术语,将环境权界定和设计为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此对应,宪法还须规定国家对公民只有首位的环境义务。     

论社会救助权国家给付义务基准之三维度量——以江苏省四个县区为例

对社会救助权国家给付义务基准的度量,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研究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内在逻辑构成涵摄社会救助权的给付范围、给付上限和给付下限三个维度要素。其中,给付范围是从横向的视角对国家给付义务的对象、主体以及项目进行规范,可以决定社会救助权具体国家给付义务是否在场以及在场的排序问题。而给付上限和给付下限两个维度则是在给付范围科学界定的前提下,从纵向的视角对国家给付义务的给付程度进行规范,是决定社会救助权具体国家给付义务是否履行以及履行的效果问题。     

人权维度下的发展权解析

发展权不仅仅是一项个人权利,而且是一项集体权利,它是民族自决权的必然延伸。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够离开了义务孤立地看待权利,发展权应当是国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统一。     

中国公民的物质帮助权及其保障机制探究

物质帮助权来源于生存权,是中国宪法所确立的公民的基本社会经济权利,属于社会保障范畴.中国社会保障法体系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构成.本文以公民物质帮助权的基础渊源为核心,阐述了物质帮助权属于社会救助的法律关系,国家在这种法律关系中扮演义务主体的角色,而公民是权利主体.阐明中国公民物质帮助权的实施保障机制及存在的问题,倡导对传统物质帮助权实施保障机制进行完善,建立以统一的社会救助服务网络为基本载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     

权利·义务:现行宪法社会权的理解与反思

公民社会权的实现必须有国家的积极作为。宪法文本对公民社会权的制度供给,如果欠缺相对应的国家义务制度反馈,则公民社会权的实现便会缺乏必要的权利救济。社会权的实现程度检验着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促使社会权的实现的途径法治化、完整化,调和权利与义务之间出现的失衡状态,从权利与义务结构——功能的角度而言,不仅对于公民有尊严的生活,而且对于国家政治、社会的稳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义务观

权利和义务是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权利和义务,有国家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有政党党章上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有各种社会团体章程上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还有各种企事业组织章程上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等等。总之权利和义务到处存在。本文着重讨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问题研究

随着人权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改变了否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为一项法定权利的观念,开始承认经社文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关于义务缺位论,根据国家义务的三分论,国家履行尊重的义务不再限于消极措施,而履行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也不一定要积极作为。因此,国家对人权保护承担的义务是多层次的,且无可逃遁。关于资源耗费论,并非所有的经社文权利需要耗用资源,更多情况下,实现经社文权利的最佳途径是使个人自由免受国家干预,或者通过个人自主地调配资源。关于逐步实现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权利逐步实现的规定,其真正用意是要求无论缔约国贫富,都公平、有效、充分地利用资源,以一切适当方法在短期内实现权利。关于不可诉论,一国不提供司法补救,并不意味着该项权利具有不可审理的性质。形成经社文权利不可诉论断的原因,主要是裁决机构缺乏能力和意愿。而国内法院和区域性人权法院的司法判例,可作为经社文权利可诉性的最佳例证。时至今日,可以说人们多已从经社文权利是否可诉的讨论转移到更加细致的审判和执行的问题上。一方面,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内容的规范性,和缔约国所负有的国家义务。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权利实际上不可诉的国家来讲,更重要的义务是如何使得权利可诉。     

诉权的权源及其性质探讨

诉讼救济是公力救济的主要表现形式,诉权是将实体权利引向诉讼的中介,是实体权利得以通过诉讼实现的桥梁。本文认为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一般是相对应的,与公民的诉权相对应的是国家承担的裁决纠纷的义务,诉权在性质上属于人权范畴,是一种宪法性权利。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健康权的国家义务

世界卫生组织在1946年确认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健康权作为社会权利,通常认为是积极性的权利,本文分析了健康权具有积极性和消极性的双重属性,进而提出国家在实现健康权方面的三大义务。     

论证人作证的法哲学根基

民主要求公民参与,自由要求公民作证,社会契约论是证人作证的义务基础,民主参与是证人作证的权利基础,公民作证不仅是权利,更表现为义务,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立统一.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证人义务履行在先,证人权利保障在后,证人只有履行作证义务,国家才需要承担保障其权利实现的义务,而不是相反.     

兰考大火拷问的是谁

2013年1月4日，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造成4名孩童当场死亡，另有3名在送医院途中死亡。事故发生后，舆沦一片哗然之余，各种奇谈怪论也随之而来，甚至有人认为，袁厉害收养弃儿是为了骗取低保。令人欣慰的是，主流舆论讨论的不是袁厉害的收养目的，也不是袁厉害是否应当担责，而是社会救助制度的缺失与完善。笔者认为，这才是健康、成熟的社会民众心理的应有之义，而救助制度的完善，亦不应仅限于讨论层面，而应当以此为契机，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首先，要建立救助制度，完善救助立法。社会救助法律不仅应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因为，获得权利救齐既是尊重和实现受助对象的生存权，也是受助对象的一项基本权利。其次，要明确救助范围，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化，还应当进行专门立法，对救助机构、救助程序、救助标准、不作为的惩戒措施作出详细规定，以免再次出现事故发生后，各部门相互推诿，幸灾乐祸，关门打牌的情形。     

论基本权利之国家义务:理论基础、结构形式与中国实践

基本权利的国家义务有其宪法哲学基础,是权利需要决定了国家义务,作为客观规范或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利理论为宪法权利国家义务的存在提供了宪法哲学基础。与不同的基本权利类型结构对应的国家义务结构类型包括基本权利的国家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实现义务,不同的国家义务主体对不同的国家义务履行的重点与方式是不同的。我国宪法建立了初步的国家义务宪法规范,但是对这些国家义务性规范缺乏足够的重视与研究,致使没有建立起我国基本权利的国家义务理论,从而使基本权利的保障存在许多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保障权之可诉性透视——基于《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2010）的文本分析

国家义务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的法定义务。探讨社会保障权的可诉性,对全面把握和评判社会保障权之国家义务履行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以《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2010）为参照系,当前中国对社会保障权的维护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权之工伤保险领域,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国家的尊重和保护义务。在明显具有给付性质或特征的社会保险权之养老保险、社会救助权、社会福利权等领域,国家对其法定义务的履行还任重而道远。在工伤认定案件中,法院对劳动者权利诉求的支持;以及在社会优抚权案件中,法院对《行政诉讼法》的扩张性解释,这些人性化举措都将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国社会救助权保障的现状及其实现路径

在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社会救助是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社会救助是政府的法定责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保障。为了使作为《宪法》权利的物质帮助权转变为具体法律权利。国家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社会救助制度。而社会救助立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又可以归结为社会救助权的保障与实现。     

On the Justiciability of the China's Social Security Rights in Contemporary——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of Anthology of People's Court Case(1992-2010)

国家义务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的法定义务.探讨社会保障权的可诉性,对全面把握和评判社会保障权之国家义务履行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以《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2010)为参照系,当前中国对社会保障权的维护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权之工伤保险领域,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国家的尊重和保护义务.在明显具有给付性质或特征的社会保险权之养老保险、社会救助权、社会福利权等领域,国家对其法定义务的履行还任重而道远.在工伤认定案件中,法院对劳动者权利诉求的支持;以及在社会优抚权案件中,法院对《行政诉讼法》的扩张性解释,这些人性化举措都将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