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紧急权力若干问题探析

对付突发事件,必须动员国家和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必须有一整套对付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理机制。其中,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是最主要、最重要的手段,在应急处理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因紧急状态的发生而被政府随意剥夺,须建立有效防止政府随意滥用行政紧急权力的机制。     

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

紧急权力法律制度是一种内在矛盾的组合,其古代形态是古罗马专政制度和中止一般执法活动制度,近代形态主要是戒严法和围困状态法,现代则以紧急状态和紧急权力的规范形式兴盛于全球。西方的法律与紧急权力理论有例外型和规训型两类,前者主张紧急权力居于法律之外,后者主张紧急权力应受法律的充分规训。法律与紧急权力共有五种理论模式:调适、例外法、惯常、政治动员和权威专政。除惯常模式以外,其他四种模式都在中国出现过。中国现行紧急权力制度遵循政治动员、调适和例外法三种模式,未来发展是建立融合政治动员和例外法模式优点的调适模式制度。     

论国家紧急权力

国家紧急权力是国家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所行使的一种不受民主宪政的分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一般限制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必要的权力集中与人权克减来达到消灭危机、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目的。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涉及到所有的国家机关,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三权合作,以便集中所有的国家机器来应对危机。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由于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与独裁性,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以保证紧急状态的宣布不会成为独裁专制的开始。     

紧急状态下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政府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包括更多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权力,在法治时代这种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理性规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是紧急状态立法的重要目的或价值取向之一;政府行使紧急权力要遵循一定的法治原则,而公民面对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除了享有一些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外,还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紧急救助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特别损失补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而获得有效的救济。     

略论行政紧急权力法治化的缘由与路径

紧急状态是特定语境下的法律概念,只有在紧急状态宣布之后,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才具有正当性。从权力特性、权利保护、法律价值、社会秩序的角度看,行政紧急权力应当法治化。通过对行政紧急权力来源正当性之赋予、运作过程性之追踪、结果有效性之考量,使其得到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规制,从而实现法治化。     

紧急状态下的行政权力运行程序

一 问题的产生 紧急状态与正常状态相对，是指“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危险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构成威胁”。     

浅论紧急状态理论构建和立法完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说过：“当国家元首决定有关国家存亡之事情时，个人的普通权利必须向其所认为的必要时机让步。”紧急状态作为宪政制度中的一种特殊状态，其从产生、运作到终止的整个过程都具有特殊性。因此，紧急状态及其权力的运行与制衡就成为了研究紧急状态问题的关键点。     

紧急状态与紧急状态立法

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是现代民主宪政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来自自然界或人类自身的,影响整个国家或局部地区正常秩序的危急局势的发生.在危急局势来临时,政府必须动用行政紧急权才能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秩序.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我们的法律如何支持和监督紧急状态下政府的行为,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护国家的利益.做好这一课题,我们迫切需要建立紧急状态法律制度.     

行政机关紧急权力和紧急措施的立法设计

新近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紧急状态制度作出规定,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制定紧急状态法纳入五年立法规划和今年的年度立法计划。制定紧急状态法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危机处理需要和参考外国立法对现行应急制度进行整合。这使我们获得一个历史性机会对中国的国家应急制度重新进行选择和结构设计,建立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转型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紧急状态的立法研究工作,应充分注意法治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和有益的立法经验。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没能够有效地防止紧急权被滥用的原因之一,就是《魏玛宪法》对紧急权作出原…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新疆毒品犯罪现状及其防治对策探讨

目前,毒品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猖獗,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在我国,境外毒品多头入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活动愈演愈烈,毒品犯罪案件持续增长,毒品犯罪群体和贩销网络形成,吸毒问题日趋严重。由于受国际毒潮的侵袭、渗透和国内毒情的辐射、互动以及社会、经济、地理、人文环境等因素的作用,新疆地区的毒品犯罪活动也迅速蔓延、愈益严重,已成为我国毒品犯罪的重灾区之一。为了严厉打击新疆地区的毒品犯罪,有效遏制毒品的蔓延,必须运用多元化的手段来进行全面、持久的综合治理。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探讨

农民法律意识的内部架构是,法律意识淡漠与对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的青睐相伴。其成因是：简单经济关系使其亲近法律缺少利益的驱动;农村家庭的生产职能滋养了具有生产组织文化特点的儒家伦理;人治传统下法律的作用使其缺少对法律的利益感受。觉醒农民法律意识有益于：构建市场经济运动之基础和市民社会之人格——心理基础;塑造崇尚权利的现代法治和民主政治运行之逻辑习惯。     

浅谈新形势下消防安全“户籍化”监督管理工作

本文结合实际,就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如何做好“户籍化”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谈几点意见.     

卫生执法人员现状分析及专业培养探讨

运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学方法,对卫生执法人员现状进行分析,显示存在学历层次偏低、专业结构不合理、接受卫生法律知识培训和教育不足、社会评价偏低等问题,认为卫生执法人员法律素质偏低是影响卫生执法效果的核心问题,需要建立专门的人才培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突发事件的损失救助、补偿和赔偿研究

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除因侵权行为引起须由加害人予以赔偿的外,必要时应辅以社会救助;非因侵权行为引起的,以实施社会救助为主。救助在性质上属于社会保障,应以维持被救助者的最低生活为标准;补偿则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或民事征收征用的对价,或其他合法行政行为所致损失的对价。应进一步发挥保险机制的作用,分别制定贫困救助法和犯罪被害人救助法,建立损害赔偿基金制,对突发事件损失补偿和赔偿的特殊性作出规定。     

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 is a necessary power for dealing with emergent situation. Although different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s under different constitutional systems are different in content, they share the same logic structu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execution of the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 of law. The regulation of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 requires for the adoption of various measures with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of values. Translated from Faxue Yanjiu 法学研究 (Case Journal of Law), 2004, (2): 3–16.     

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

紧急行政权是应对紧急状态的必须的权力;不同宪政体制下紧急行政权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紧急行政权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规制紧急行政权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同时要注意各种价值的平衡。     

新形势下公证“真实性”审查思辩

公证证明材料的收集和是否采用需要有公证员的主观认知、审查判断和确认。只有经公证员判断“真实、合法”的公证事项，才可以出具公证书。在“真实、合法”的判断中，真实性的判断是基础性的，但这一判断结果是否能够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在实践中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公证机构所面对的“真实性”风险也是不同的。     

关于检察权的一点认识

检察权是当代法治国家普遍设置的一种国家权力。一般言之，检察权的具体权能如何设置，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之大小，直接反映着一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反之，一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又直接决定着检察权的性质。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现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立法上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维护与监督关系”,现实运作上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僭越甚至与其合而为一。如此关系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困境中愈陷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