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合作、牵制与法律程序--新东欧六国紧急权力制度

如果以谁有权宣布紧急状态作为分类标准 ,那么 ,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三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总统模式 ;而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三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议会模式 ;实施议会模式的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议会闭会时紧急权力的宣布情形。与“事实时空”模式和“独任”模式的紧急权力制度的经典理论相反 ,东欧六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制度时空”模式和“合议”模式 ,强调法律程序、合作、牵制和妥协。新东欧六国的紧急权力制度的经验可以为我国紧急权力法制化的目标模式提供借鉴意义     

略论行政紧急权力法治化的缘由与路径

紧急状态是特定语境下的法律概念,只有在紧急状态宣布之后,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才具有正当性。从权力特性、权利保护、法律价值、社会秩序的角度看,行政紧急权力应当法治化。通过对行政紧急权力来源正当性之赋予、运作过程性之追踪、结果有效性之考量,使其得到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规制,从而实现法治化。     

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

紧急权力法律制度是一种内在矛盾的组合,其古代形态是古罗马专政制度和中止一般执法活动制度,近代形态主要是戒严法和围困状态法,现代则以紧急状态和紧急权力的规范形式兴盛于全球。西方的法律与紧急权力理论有例外型和规训型两类,前者主张紧急权力居于法律之外,后者主张紧急权力应受法律的充分规训。法律与紧急权力共有五种理论模式:调适、例外法、惯常、政治动员和权威专政。除惯常模式以外,其他四种模式都在中国出现过。中国现行紧急权力制度遵循政治动员、调适和例外法三种模式,未来发展是建立融合政治动员和例外法模式优点的调适模式制度。     

论行政紧急权力

<正>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向行政法学提出了研究行政紧急权力的重要课题。行政紧急权力客观上早已存在,但过去缺少研究。当务之急是必须根据保证社会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的目标,把我国行政紧急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一、国外行政紧急权力行使的概况     

国家紧急权宪法条款设计之若干核心问题探讨--以德国法为经验

在国家紧急权力发动的具体情形、由谁决定紧急状态的存在以及对紧急权力的监督等关于紧急权力宪法条款设计的要件规范、主体规范和保障规范三个核心问题上,德国从1919年的《威玛宪法》到1968年的《基本法》,经历了从概括条款之立法到列举条款之立法,从独任制之立法到合议制之立法,从监督能力欠缺之立法到监督能力维持之立法的转变。我国宪法修正案中的紧急权力条款则存在要件规范和监督规范之缺损和主体规范之空泛等缺陷。借鉴德国的立法经验,从要件规范、主体规范和保障规范等方面完善我国紧急权力宪法条款之设计。     

紧急状态下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政府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包括更多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权力,在法治时代这种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理性规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是紧急状态立法的重要目的或价值取向之一;政府行使紧急权力要遵循一定的法治原则,而公民面对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除了享有一些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外,还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紧急救助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特别损失补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而获得有效的救济。     

重大突发事件中金融应急管理权的法治化

重大突发事件中金融应急管理的主要目标是破解突发事件带来的“需求抑制”。必须将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金融应急管理权纳入法治的框架,通过对其进行权力谱系的解构,实现金融应急管理基本原则、权力主体和行为治理的法治化。我国重大突发事件中金融应急管理的法治化应当坚持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从实际金融结构出发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原则、一致行动并保持透明度原则。在主体选择上,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应急管理委员会模式。在权力治理方面,应按照前瞻性指引和紧急窗口指导行为、紧急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紧急金融市场规制行为、紧急金融救助行为等权力类型,分别纳入相应的法律治理轨道。     

论国家紧急权力

国家紧急权力是国家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所行使的一种不受民主宪政的分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一般限制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必要的权力集中与人权克减来达到消灭危机、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目的。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涉及到所有的国家机关,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三权合作,以便集中所有的国家机器来应对危机。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由于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与独裁性,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以保证紧急状态的宣布不会成为独裁专制的开始。     

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属性剖析

行政紧急权力具有超法规性、集中性、扩张性以及程序的简化性等四个属性。超法规性体现为它具有超越实定法和超越正常状态下的法律体系,而适用一种特别的法律体系的属性;集中的属性体现为水平方向的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集中到行政机关,垂直方向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扩张的属性体现为行政紧急权力能够中止、限制或变通执行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程序简化的属性则是应急性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以及具体性的紧急行政行为特别强调程序的高效和简便。     

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 is a necessary power for dealing with emergent situation. Although different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s under different constitutional systems are different in content, they share the same logic structu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execution of the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 of law. The regulation of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 requires for the adoption of various measures with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of values. Translated from Faxue Yanjiu 法学研究 (Case Journal of Law), 2004, (2): 3–16.     

戒严中警察的应急机制

戒严中的警察应急机制是一个涵盖内容广泛的综合体,是融组织的建立、运行、具体措施、职责等为一体的系统工程.要科学地构建警察在戒严中的应急机制,从而为具体研究应急机制的运用、对应急的监督、救济等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

紧急行政权是应对紧急状态的必须的权力;不同宪政体制下紧急行政权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紧急行政权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规制紧急行政权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同时要注意各种价值的平衡。     

突发事件的损失救助、补偿和赔偿研究

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除因侵权行为引起须由加害人予以赔偿的外,必要时应辅以社会救助;非因侵权行为引起的,以实施社会救助为主。救助在性质上属于社会保障,应以维持被救助者的最低生活为标准;补偿则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或民事征收征用的对价,或其他合法行政行为所致损失的对价。应进一步发挥保险机制的作用,分别制定贫困救助法和犯罪被害人救助法,建立损害赔偿基金制,对突发事件损失补偿和赔偿的特殊性作出规定。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系统与联合指挥

现场应急的有效协作，是确保有重大事故成功响应的关键因素，联合指挥是管理所有事故应急响应有效机制，是多辖区参与跨地区与跨行业响应行动的必要平台。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系统与联合指挥

现场应急的有效协作,是确保有重大事故成功响应的关键因素,联合指挥是管理所有事故应急响应有效机制,是多辖区参与跨地区与跨行业响应行动的必要平台.     

突发公共疫情依法治理的逻辑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越是在重大突发性疫情所致的紧急状态下,越要坚持依法而为来开展疫情治理。疫情治理依法而为的本质意蕴在于:依法保障疫情治理的人民性,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融入到疫情治理的生动实践;依法维护疫情秩序,使得紧急行政权的行使保持适度谦抑且避免对公民权益的过度侵越;依法执行疫情信息传输与规制,实现疫情信息在体制内外及时、准确和高效地传递输送;依法推进疫情防治的多元协同,让政府内部的跨组织联动与社会主体的协作性参与均建构起应急响应的制度化程式。在疫情治理中,唯有恪守依法而为的行动遵循,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优势转换为疫情治理的整体效能,并在应对疫情危机中深入推进中国法治成长与进步。     

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政府治理创新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突发性群体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是社会转型期政府治理的必然要求。各级政府作为治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首先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通过搭建制度沟通平台和建立预警评估体系,防止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爆发,并以社会自组织为中介尽量减少突发性群体事件,最终建立高效完整的治理模式,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