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税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税法的主要内容,是规定纳税人应如何正确、切实地履行纳税义务。违反税法的行为,其具体表现形式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最终结果都表现为纳税人未依法履行他的纳税义务。人们通常把这些行为归结为四种类型:漏税、欠税、偷税、抗税。漏税是指纳税人无意识地漏缴或少缴了税款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漏缴或少缴了税款,从而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在主观上则表现为纳税人的这种行为并非出于     

税务令函的合理化探讨

税务令函有其正面的功能与作用,税务令函的性质是行政规则,税务令函对纳税人不具有直接的、规范上的拘束力,但对纳税人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税务令函的存在有其现实必要性,发挥其功能、实现税法的立法目的、保障纳税人权益等因素决定了应力求做到税务令函的合理化。本文提出了税务令函合理化的相关措施。     

论纳税人的权利及其保护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税收观念上的偏差,过于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对纳税人的权利及权益,保护不够,造成了立法中对纳税人权利规定不尽完善,即使税法中已规定的权利在执法中也没有得到完全实现。这种状况造成了纳税人权利意识、主人翁意识薄弱,从而维护自己权益意识也就淡薄。我国要建立现代意义的税法,应加强纳税人权利方面的立法及保护。本文从这两个角度,谈谈自己的观点。一、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广义上的纳税人还包括扣缴义务人。纳税人的权利是指纳税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所应拥有的权利…     

合同责任的税法规制——以规制主体和方式为中心

合同责任受税法规制植根于税法构成要件的满足,在合同义务与税收客体的合力作用下,合同责任与税法紧密相连。合同责任的法律规制在合同法上有一套自行规则,规则运行的结果便是经济效果的出现。税法上如何回应此种经济效果并不容易,需要借助合同法的有效资源,又不可过分依赖,毕竟合同法与税法有法律使命与法律目的的不同分工,评价的标准也存在差异。对合同责任进行税法规制,关键要解决两个中心问题:其一,合同责任主体是否当然为税法上的纳税人;其二,应该赋予责任行使所致的经济效果何种税法效应,如何配置既可衔接合同法又可为税法所用的合同责任涉税规则。     

破产程序中的税法问题研究

破产法主要立足于社会利益,以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为己任;税法侧重于国家利益,以规范税收征缴行为和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为目标。系统解决两法之间的冲突,从法理念层面分析,破产程序宜界定为课税特区,征税权力应谨慎介入并作必要调适,实现破产法与税法规则的互认;税收债权宜定性为破产债权,征税机关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应得到破产法的承认,"公权力行政"与"私经济行政"之区分原理可做理论依据;税收优先权规则在破产程序中的运用,既要解决解释论上的"税收"界定问题,也要关注立法论上的权益冲突平衡问题;征税权力在破产程序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层面的限缩,体现了破产法的特殊性与税法之人文性。     

对遗产税的立法思考

遗产税是以财产所有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净值为课税对象征收的一种税，是财产税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根据“一税一法”的原则，开征遗产税前，应先制定遗产税法。在制定遗产税法时，应充分研究、合理设计遗产税法的课税要素，以达到筹集财政资金、平均社会财富、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浪费、促进生产投资等良效。遗产税法的课税要素是指一部完整的遗产税法所应包含的相互联系的部分，是遗产税法的基本内容。遗产税法的课税要素主要包括：1．纳税人。采用不同遗产税制模式的国家或地区，遗产税的纳税人不尽相同。采用总遗产税制模式的国家或地…     

论纳税公平视角下的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

税收公平是税法的首要原则,是指国家征税必须依照纳税人承担税负的能力来进行分配,在各种法律关系中,必须公平的对待每一个纳税人。它包括两层含义：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平,是指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而纵向公平,是指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税收公平原则要求税收必须普遍征税、平等课税和量能课税。税收公平原则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体现在个税扣除中。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是国家根据公平原则结合国民生活水平以及政策目标所作出的规定,而个税税前扣除项目是衡量个人所得税是否完善的一项重要指标。     

论征税行为的无因性

税法在体系上虽被划入公法,但它在内容上和实体上仍和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本文认为,建立征税行为的无因性理论对于诠释财税法与私法调整的协调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当事人的行为或其经济结果只要满足税法规定的征税要素,就应当纳税,而不论该行为的私法效力如何.但该经济行为的经济后果已被其他职能部门确定为应加以全部返还或者应予以没收,则不应再征税,已征税款应予返还.     

再论税权——从税法体系化的角度切入

由于具有显著的体系化效用,税权应当成为税法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面对税法的体系化诉求,税权理论研究有必要在税权的基本形态、法理逻辑以及如何以税权概念为中心来设计和安排税法规范体系等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税权规范构造则需在“国家税权利—纳税人税权利”和“国家税权力—纳税人税权力”范式框架内进行其内容的具体设计。税法法典化承载着实现税法体系化的时代重任,税权进入税法典体系可考虑从明确税权的法律概念与基本权能、构筑税权行使的一般规范以及确保税权与税法价值、税法基本原则等正当衔接三个方面入手展开整体构思。     

行政法上的“违法”与“不法”概念——我国行政法研究中若干错误观点之澄清

由于对"违法"与"不法"概念及其评价机制的混淆或认识不清,我国行政法学界在违法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行政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等方面产生了诸多错误认识。"违法"(gesetzwidrig)是对行为不符合法律要求所作的"客观评价",这一评价机制在行政法上主要发挥着对行政行为的效力评价功能;"不法"(rechtswidrig)作为法律责任机制的正当性基础,在行政赔偿责任构成中发挥着对行政行为的损害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评价功能;而对过错的评价则属法律责任机制中的归责要素。在行政法上,它们于各自的意义脉络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又以一定的方式相互"渗透"、发生联系。     

论区域规划主体间的协作机制——以博弈分析为视角

从我国区域发展实践来看,横向区域规划主体已陷入"囚徒困境"。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盲目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视其行为的负外部性,忽视相互间的协调与合作,制约了区域整体效益的实现。从博弈论视角看,区域发展进入瓶颈期的根源在于横向区域规划主体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失衡导致的"囚徒困境",而走出"囚徒困境"存在两条途径——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区域规划主体间协作机制不仅应有力地促进主体间合作,还需能够在主体间无法达成有约束力的合作协议时,通过主体间理性行为的相互作用实现协作。因此,横向区域规划主体间协作机制应当以合作方法与非合作方法为主线进行架构。     

税收法律行为初论

与税收法律关系同样都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 ,但税收法律行为的研究在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却付之阙如 ,本文即对此作出了探索性的研究。本文首先界定了税收法律行为的概念 ,并确定了其较为重要的种类划分 ;然后 ,通过对税收法律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以及私法法律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 ,明确了税收法律行为的公、私法交融的性质特征 ,并着重以契约行为为例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最终 ,将税收法律行为与税法上的事实行为一起 ,初步构建了税法上行为的体系。     

公私合作协议探析

公私合作协议作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体现,面临着法律属性不确定和诉讼救济模式不统一的问题.因此,在公私合作协议纠纷产生时应选择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模式;在司法审查对象上应以"关系"审查为主,以"行为"审查为辅;鉴于私权利主体一方不履行协议时行政机关只能运用行政权,无果时还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仅有违契约之精神,...     

运用神经行为测试系统评价酒后行为功能的可行性研究

目的研究运用神经行为测试系统评价酒后行为功能的可行性。方法采用汉化第三版计算机化神经行为评价系统(NES-C3),通过自身对照的方式,对49名饮酒者进行神经行为功能的测试,并与步行回转试验进行比较。结果心算、视觉保留、线条判断和数字筛选均在酒后0.5￣2.5h的时间点上能力指数有所下降,视简单反应时能力指数下降则延续至酒后5.5h;步行回转在酒后0.5￣2.5h间有阳性案例。血中酒精质量浓度在0.50mg/mL以上,视觉保留、线条判断及视简单反应时的能力指数有明显下降;血中酒精质量浓度在0.80mg/mL以上,心算和数字筛选的能力指数有明显下降。步行回转实验的阳性人数在血中酒精质量浓度0.50mg/mL以上有明显增加。结论计算机化神经行为评价系统作为一个定量指标,可反应酒精质量浓度与神经行为功能的关系,且比步行回转试验更客观、更灵敏。     

论量能课税与税法原则的耦合与其独立价值

量能课税能否成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尚有争议,但量能课税和税法的多个原则在诸多方面有契合之处,且它对于在纳税人之间税负的公平分配、对国家征税权的合宪性控制、帮助纳税人树立起纳税意识等方面均有着积极而长远的作用。量能课税的独立价值不应该因为其能否获得税法的基本原则的地位而遭否定,其在维护经济意义上的自由竞争、维护法治意义上的私法自治、整体社会的福利的增进和公平分配,防止公权力的过度干预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作用。     

论税法的时代精神

2008年,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肆虐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国家财富与居民财产的"缩水",使得对税法的关注日渐增多。税法改革向何处去?新世纪的税法具有怎样的时代精神?追溯历史,着眼当下,作为"认可和规制政府征税之法",税法不应仅仅是政府征税之法,更应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规制行政机关权力之法。     

论税收之债的确认

税收之债的确认是指依法享有税收确认权的主体对纳税人的法律地位、税收法律关系或税收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或否定)的行为。二战以后,在税收之债的确认原则上,出现了由课税机关中心主义向纳税人中心主义转变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就是普遍确立了纳税申报制度。我国现行税法主要规定了纳税人自主确认、行政确认和司法确认三种税收之债的确认方式,但从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这方面的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而完善的方向就是在根本依赖全体纳税人纳税意识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确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纳税制度。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税法基本理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税收被赋予了新的认识:它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凭借政治权力强制征收货币或实物的行为,它具有强制性、实质有偿性和法定性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不再被认为只是纳税人对国家的义务服从关系,而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对纳税人的理解转变为广义纳税人的理解,不仅包括税法上的狭义的直接纳税人,而且包括实际纳税人,其范围等于甚至大于公民。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也日益受到重视。而税法也与传统行政法诀别,不再是以课税处分权为核心的行政法,它以权利为核心内容。     

税法的交易定性理论

交易定性在税法分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交易定性围绕认定纳税主体、税收客体的有无、定性和量化以及由此延伸的税收管辖权等税企争议的关键环节展开。在单一合约交易,法律关系与交易定性具有同一性,税法与私法呈协调与融合状态;在复合交易、"名—形"冲突或"名—实"冲突的虚假交易,合同性质与交易定性分道扬镳,税法与私法呈现冲突与龃龉。实务中,交易定性应从行为和所得主体的"名—实"冲突或"形—实"冲突、"法律关系"和"交易定性"的协调与冲突、税收客体的"定性"与"定量"的决定关系中来把握,凸显税收活动的法律属性、交易定性与法律关系的辩证关系和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精神气质。     

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在税法中的适用

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应当引入税法,用于确定纳税主体和分配纳税责任.纳税人和税务机关都可以运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但税务机关否认公司法人格的成功率更高.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适用于税法的场合主要是滥用公司法人格使公司形骸化,侵害税收债权;判定公司法人格滥用的标准是实质营业原则.公司法人格理论适用于税法具有正当性,但也存在合法性问题,应通过法定原则、程序保障原则和生存权保障原则予以合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