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的法规创造力

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立法上的权限分配是一个经典课题,不同的宪法体制可能有不同的解答。在行政机关缺乏民主正当性、且定位为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时,不宜承认其可以直接依据宪法制定法规范。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主张,凡含有法规(法律事项)者,均由法律创造。随着立法机关地位的强化,法律事项的范围也在扩大,法规的界定亦随之扩张。从我国宪法而言,应将一般性规范作为判断法律事项的标准。国务院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根据法律制定执行性的行政法规,或者在法律的专门授权时制定补充性、创制性行政法规。如此,方能在人大制度之下理顺法律与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维护发端于人民主权的自上而下的法秩序。     

什么是法令、条例、章程、命令、判例和法律解释?

法令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决定、指示和命令。法律是法令产生的根据,法令的效力受法律的限制。在我国,根据宪法规定,法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     

日本议会职权

立法权。宪法规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惟一的立法机关。立法是国会的主要权能,主要包括关于宪法修改的提案权和法律的制定权。宪法规定,修改宪法必须经过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制定法律则是国会最主要的工作,一般经过提案、审议、表决和公布四个环节。     

宪法机构发展和变迁的60年——宪法文本中国家机构的特征考察

本文从考察建国以来我国制定的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规定的享有宪法职权职责的组织机构的法律特性出发,提出应当使用"宪法机构"的概念来代替"国家机构"的概念表述宪法文本规定的享有宪法职权职责的组织机构的组织特征和法律特性更能突出宪法机构自身的地位与作用。与此同时,使用"宪法机构"概念可以强化宪法机构自身的宪法意识,提高宪法机构依据宪法规定履行自身宪法职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此外,使用"宪法机构"概念也可以有效地区分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国家机构、国家机关与非宪法文本所产生的国家机构、国家机关之间的法律性质,建立起对宪法机构活动的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防止保证宪法实施责任机制的无限扩大和泛化。最后,使用"宪法机构"概念可以更好地接纳宪法文本中所确立的非国家机构性质的"宪法机构",建立起更加科学和全面地分析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宪法机构性质的理论框架和体系。     

健全我国法律监督系统之管见

<正> 法律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宪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据此,可以认为,我国法律监督系统主要由立法机关和检察机关两部分组成。当前,关于国家立法机关对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与遵守执行负有监督责任,对此,法学界无疑义,但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及其范围等问题却存在某些分歧。为此,笔者对照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的规定和法律实施的具体情况,就健全我国法律监督系统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供研究探讨。     

略论我国宪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

<正>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统一的重要象征,在内容上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在法律地位上它高于其他法律,其他法律均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成文宪法的这种特性为世界实行单一社会制度的国家法律制度所具有。而我国将实行"一国两制",即在社会主义统一国家中,允许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宪法的上述性质是否仍然适用呢?答案应当延肯定的。但在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时,首先就遇到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能否适用于实行资本主     

论立法解释制度之非

作者认为,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机关解释宪法、法律的制度,是对学理上的立法解释之说的误解。在立宪技术上,作者认为,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按一般的立法程序来解释宪法的职权,有违立宪的初衷和宪政的一般原则,并非适宜之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立法权的同时又规定其法律解释权,违背国家机构之间职能分工的一般规律,且逻辑上是多余的重复。作者还对学理上的立法解释的应有含义提出了看法。     

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障碍分析

当宪法仅仅作为理论上的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地位就必然由“神化”走向“虚化”。自然,宪法主要是就国家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国策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其内容落实有待于具体法律的细化,然而问题在于,制宪者的意图是否就一定能转换为立法者的意图,或者说,具体法律规定是否就一定能够契合宪法的精神？再有,当某一问题在具体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而宪法又含有相关精神时,能否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处理案件呢？这就必然涉及到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宪法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宪法司法适用的发展史。那么,影响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主要障碍又是…     

从全民所有制看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

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是发展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依据宪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表述可知,目前国有企业产权主体为"全民所有",从所有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法理角度分析,"全民"作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违反法理精神且不具有现实意义。"全民"无法由国家代表成为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国有企业产权应当依法归属国家。     

试论国会议员的言论免责权

试论国会议员的言论免责权韩大元言论免责权的概念与意义言论免责权是指国会议员（人民代表）在立法机关各种会议上享有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这一权利源于议会的特权。在实行代议制的现代国家中言论免责权作为一种重要的权利手段，广泛地规定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之...     

论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

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与立法机关表达国家意志的权力是同一范畴的东西。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是能够由设定主体直接确定相关权利与义务的权力。这种权力与行政主体的一般行政管理权存在较大差别,其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行政法关系设定权有相应的制度构设,用法律手段对这一权力加以调整。在设定权的法律调控价值上,应选择限权式价值;在设定权的法律形式上,最好能够通过一部法典将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予以规定;在设定权的主体权限上,必须以实体权限的规定为核心,形式要件以实体要件为转移;在设定权的程序规则上,必须有程序上的保障机制。     

地方补充性立法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配置

新修改的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首次明确肯定了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国家立法机关对待行政处罚领域地方补充性立法态度的正式转变。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这一规定,在规范层面完善了行政处罚领域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结构;在功能层面扩大了地方立法权限,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认真对待地方补充性立法所面临的合法性困境。这一困境在诸多现实情形中有着鲜明体现,需要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领域说”“事项说”“行为说”试图廓清“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范含义,进而纾解这一困境,但由于它们都持有形式化的标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明确地方立法权限的作用,实际效果有限。明确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权力边界,应当构建一种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相统一的合法性判断标准。     

行政担保的民法视角探讨

民法是现代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础法律。在最基本的法律制度上,行政法借用民法的概念与制度时不应改变私法主体既有的行为规范,以免社会无所适从。担保制度运用于行政法,形成行政担保不仅可行而且合理。行政担保与民事担保共用担保的一系列制度,可以建立起行政法与民法之间的桥梁,使各种不同的权利之间具有相互比较的基础,也可以节约大量的立法资源,避免一些潜在的矛盾。     

略论人格权的类型体系

人格权是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系构建是当前立法面临的问题。人格权是私权、专属权及非财产权。人格权以人格法益为客体,人格法益可分为安全、自由、尊严及人格标识四类。各项人格权可按此标准分门别类,从而形成科学的人格权体系。此外,基于概念和法律体系的通盘考量,"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应为我国人格权立法所排除。     

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

所谓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即是理顺法的制定与执行之间的上下游关系,本质是权力等级序列问题,它与权力分立语境下机关之间的监督与制约关系并非一回事。所有的立法与行政权限分配方式都可以总结为分离型与下降型两种模型,其中分离型又可以细分为双重分离型、立法与行政分离型和立法分离型。"分离"意味着要么是限制下游,要么是限制上游。对学说、实务、规范三者进行彻底分析可以得知,我国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应当是一种立法分离型结构。立法权自身分离给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但这种分离是限制下游式,受到制约的是行政立法而不是法律;相反,行政权则是立法权的下降,既不应当存在自主行政行为,也不应当限制立法作具体措施。     

Frontloading Mitigation: The "Legal" and the "Human" in Death Penalty Defense

The bifurcation of capital trials into determinations of guilt and sentencing presents defense advocates with what seem to be two distinct domains of knowledge—one apparently "legal" in character, the other "human." But this epistemological division is actually not so clear in practice. This article dissects the procedural and strateg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se two domains unsettle and reconstitute the other. I provide a historical, empirically grounded account that explicitly articulat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developments in legal procedure, prevailing standards of care concerning the need to conduct humanistic investigations of mitigating factors, and the on-the-ground trial practice of "frontloading" as a defense strategy. Drawing from documentary research, interview data with leading capital defense practitioners, and analytical observations based on my own experience as a mitigation specialist, this article presents itself as a case study of the processes of mutually constitutive rupturing that reconfigure the categories of the legal and the human.     

“有奖发票”法律性质之探析

"有奖发票"是我国税收征收管理的一种新方式,因此,"有奖发票"的法律性质尚未明确。"有奖发票"是行政行为,而非民事行为;"有奖发票"不同于行政奖励,是行政指导行为,税务机关的兑奖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明确其法律性质对于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是重要的。     

行政诉讼动态管辖的建构——从“坐标式”到“圆规式”

现行行政诉讼管辖是一种“坐标式”结构,其违反了行政诉讼管辖确定应遵循的基本理念。行政干预是行政诉讼管辖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合理的解决思路是构建行政诉讼动态管辖的路径。     

关于行政审判对行政职权“柔性”监督与“刚性”监督的思考

行政审判担负着对行政职权依法监督的职责,如何有效地发挥行政审判对行政职权的监督职能作用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通过行政审判对行政职权进行"柔性"监督与"刚性"监督,才能有效地促进政府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执法为民。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法治化选择——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为视角的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同构性及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方式的行政化是我国纵向权力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应以法治化为且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事权划分法治化的成功经验,逐步完善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