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的关系

本文首先对三大犯罪论体系进行了比较、鉴别和取舍,之后对我国犯罪构成的概念及其与犯罪成立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简要的分析。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就等于犯罪成立,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将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不认为成立犯罪的实际做法,而这种做法却也得到了刑法学理上几乎一致地承认,除了犯罪构成以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判断罪与非罪成立与否的第二个标准——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犯罪构成并不能成为判断犯罪是否成立之唯一标准。     

犯罪论构造应注重的规范性要素

武汉大学教授莫洪宪在《湖北警官学院学报》（武汉）2007年第1期上著文《犯罪论构造应注重的规范性要素》说，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中，忽视规范评价及规范的要素，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相当于犯罪成立的四个部分的零部件，它们可以被机械地拆卸和任意组合，而组合所依据的规则，和一加一等于二相同。这样的犯罪观论点，更多的是一种经验生活上的感觉和一种平面上的思考。     

特殊经济体的单位犯罪主体资格认定

我国在1987年1月22日六届人大1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7条第4款中首次确认单位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典颁布，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把单位犯罪列入其中，这是刑法发展方向的反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说明我国的刑法体系正逐步发展、完善。但是，新的形势下要研究单位犯罪的构成，要对特殊经济体能否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做出准确的认定。     

“恐怖犯罪与社会稳定研讨会”近日在沪举行

2008年12月27日，由《犯罪研究》杂志社与上海市犯罪学会、上海市综合治理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恐怖犯罪与社会稳定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犯罪研究》杂志社社长何勤华教授参加了会议，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犯罪研究》杂志主编杨正鸣教授做了主题发言。     

论犯罪中止的时间性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犯罪中止成立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即时间性构成条件,但立法及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此作出界定。本文拟就犯罪中止的时间起始点问题进行探讨。     

惩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之提倡

贿赂犯罪的泛滥与国际化程度的加剧，迫使国际社会选择更为有效的贿赂犯罪治理政策。在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选择中，实行定罪机制、合作机制与控制机制对等的对称性刑事政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中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设计以受贿罪的治理为中心展开，对受贿罪与行贿罪采取差异治理的不对称性刑事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膨胀。为实现贿赂犯罪根源性治理的目标，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积极倡导并在立法中实现对称性刑事政策的要求。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张竞模等人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海）2006年第6期上著文《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特殊性研究》说，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以下特点：1．主体特点。相对于成年犯罪人，未成年犯身心发育不成熟，头脑相对简单，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相对较弱，他们的犯罪形态以冲动型犯罪和简单型犯罪为主。未成年犯的社会生存能力一般较差，辨别是非能力不强，喜欢抱团聚群，又使其常常受到他人操纵和唆使，从属犯罪，共同犯罪的情况都较成年人高得多。绝大多数未成年犯文化程度低，家庭监管和学校监管很薄弱。     

系统思想审视下犯罪成立体系的构建

基于罪刑法定的要求，犯罪成立体系应具备充足性即行为满足犯罪成立体系的要求就构成犯罪、完备性即决定犯罪成立的诸条件都统一于犯罪成立体系中。但犯罪构成以还原论的方式构建，割裂了某些要件之间的某些内部联系，从而不具有充足性：在两可案件中犯罪构成不能反映整体性的系统思维方法，也不能将定罪条件全部罗列于犯罪构成中，从而不具有完备性．根据系统论观点，两阶段模式将还原论和整体论结合起来，满足了犯罪成立体系的充足性和完备性要求。     

未成年人犯罪顽疾不能仅靠轻刑化医治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数量越来越多，情节越来越恶劣，已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年初公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     

十八大以来犯罪形势的宏观、中观与微观考察——基于司法统计数据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计分析表明，中国的犯罪治理也迈入了崭新的时代。犯罪治理形势总体向好，犯罪内部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宏观层面，犯罪现象整体呈现数量、质量“双降”的特点；中观层面，财产犯罪仍是主要的犯罪类型，但数量和占比出现下降趋势，侵犯公共法益犯罪突出，危害公共安全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占比较大；微观层面，刑事案件主要罪名的排行也有相应变化，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居于首位，财产犯罪中盗窃犯罪减少而诈骗犯罪增加。当前社会治安形势整体向好，这既是加强社会治理的成果体现，也是工业化转型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的标志。同时，犯罪的网络化、链条化、组织化特点显现，表明信息化对犯罪手段、形式、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犯罪形势的变化必然要求相应调整我国犯罪治理的战略战术，改进刑事政策，完善刑事立法。     

单位犯罪的适用及认定的探讨

单位犯罪的成立，必须符合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本文立足于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通过对主体要件的要求的阐述，对“单位”进行具体的界定，以及对单位犯罪的主观、客观要件进行分析，旨在实践中对于单位犯罪进行细致、准确的认定，从而有效惩处此类犯罪。     

单位犯罪主体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有关单位犯罪主体的规定过于笼统,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单位犯罪主体存在不少争论,本文通过两大法系单位犯罪主体的比较,结合我国传统刑法自然人犯罪主体理论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提出单位犯罪主体的基本内涵及构成单位犯罪主体的基本条件,并着重分析了当前几类特殊的单位犯罪主体。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不起诉标准》谈起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我国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都主要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为适应宽严相济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合理划定犯罪圈,应当树立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轨运行的理念,一方面要严密法网,另一方面,对微罪行为予以宽容。转型期社会现实决定了我国的犯罪化进程仍将继续。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将是我国目前及今后非犯罪化的主要途径,《不起诉标准》就属于这方面的实践。     

论澳门《打击计算机犯罪法》

澳门回归后的10年里,一直没有具体针对计算机犯罪的法律,而是几乎仅依靠《刑法典》187条以信息方法侵入罪及213条信息诈骗罪规范所有的计算机犯罪.但是,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及计算机的普及,仅依靠上述刑法条文规范所有计算机犯罪显然不足够,2009年8月6日,《打击计算机犯罪法》以单行刑法形式生效,填补了这一刑事领域的空白,本文主要是通过对《打击计算机犯罪法》法律文本的分析去探讨本澳立法者对于计算机犯罪方面的立场以及笔者的个人见解.     

“犯罪成立模式说”否定论

刑法分则中的具体犯罪的设置有两种可能的模式，即犯罪既遂模式和犯罪成立模式。在犯罪成立模式之下，面临着“多元”标准的难题，无从把握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界限，且很难落实刑法总则所规定的未完成罪的从宽处罚原则。对“犯罪成立模式说”应予以否定。     

论共同犯罪中的中止

共同犯罪的中止作为共同犯罪与犯罪中止两种特殊的犯罪形态交织形成的客观现象和特殊问题,在认定上存在相当的复杂性和难度。必须将它从犯罪的共同体中脱离出来,才能满足共同犯罪成立中止在主客观上所要求的一般条件。鉴于犯罪过程具有阶段性,在不同阶段成立中止的具体要求存在差异,故结合共同犯罪的不同类型与不同阶段可能有利于全面论述共同犯罪成立的条件。     

关于危险犯既遂后主动排除危险状态行为的思考

危险犯在法定危险状态形成后，行为人又主动呆取措施排除其造成的危险状态，这种情形该如何处理，学界大致存在着四种不同观点。本文在对这些观点进行逐一评析的基础上指出，由于犯罪中止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相比在各自的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不同，因此必须对传统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时限重新加以认识，应该以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其成立的终限时间。进而认为，上述情形虽然已经构成犯罪既遂，但由于犯罪结果尚未发生，所以仍然可以成立犯罪中止。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例，本文最后对刑法分则的危险犯条文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

《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了规定,该制度的确立符合少年司法的国际潮流,同时推动了我国法制的进步.犯罪记录是对犯罪人的犯罪和处罚情况的客观记载,前科是该记录的否定性的本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重在“秘密保管”,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灭重在“消除记录”.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对象是特定群体,各阶段的主体职权和责任各不相同,犯罪记录的范围一般作扩大解释,犯罪记录的查询和解封均有严格的程序要求.     

美国犯罪成立要件与证明责任分配

美国犯罪成立要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犯罪表面成立要件和犯罪实质成立要件.前者是指行为与心态,后者是指无罪辩护事由不成立.在犯罪成立要件证明责任划分上,美国刑事诉讼中通常要求控诉方将犯罪表面成立要件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犯罪成立实质要件的说服责任通常也由控诉方承担,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由辩护方承担说服责任.在犯罪成立要件与证明责任分配的关系上,犯罪成立实体要件是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关键内容,犯罪成立实体要件的结构决定了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的分配实现了犯罪成立实体要件的机能.     

犯罪原因的主体分析

一、犯罪原因的一般理解(一 )犯罪原因和犯罪定义的原因在犯罪研究中人们对犯罪原因情有独钟 ,但要对犯罪原因下一个确切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却实非易事。这一困难不仅来自于犯罪产生的作用系统的复杂性 ,自然界、人类社会、个人因素等几乎都与犯罪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时还由于人们对犯罪的理解和制度的差异使得犯罪原因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犯罪的专业化研究中是如此 ,在犯罪的一般性社会理解中也是如此。鲁迅先生《而已集》中的“可恶罪”一文 ,对犯罪原因特别是犯罪定义原因的揭示很有见地 ,精辟而脍炙人口 ,颇值引述 :这是一种新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