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集中实施行政处罚权浅探

我国历来的行政法规都是将行政处罚权归口到相应的行政管理机关掌握,也就是说,我国以往的行政处罚权是采取分散的方式予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肯定传统的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方式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关于相对集中实施行政处罚权的问题,并作了原则的规定。该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本文试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进行初步探讨。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根据上述规定,“相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评估与前瞻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载体。通过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的名称、机构设置、执法主体资格、机构精简、执法人员等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一制度虽然发挥了一些作用,但质疑之声一直存在着,实践中也有诸多问题。有必要肯定这一制度的合法性,明确其发展方向,通过立法明确其法律地位,健全组织领导形式。     

关于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研究

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度是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调整,调整的对象不仅包括行政处罚权,还包括与此相对应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该制度的出台,也促进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发展,为推进综合执法提供了基础。文章将在理解集中行使行政处罚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其在我国运行以来实践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立法规范、制度精细化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一点思考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将行政处罚权在行政机关之间重新配置的一种制度。此制度进行试点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涌现了一些问题。本文拟对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描述,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浅谈如何搞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基础工作

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现行执法体制改革、职能科学调整配置和精简执法机构、提高执法效率、降低执法成本的发展总趋势。为了使正在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项工作少走或不走弯路,必须做好如下一些关键性的基础工作: 一、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设置好工作机构 自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国务院下发了一系列有关文件,反复强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机构的设置问题,要求各地必须把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机构作为当地城市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的独立行使执法职能的工作机关设     

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法律适用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是在继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及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基础上的又一项改革措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施行,为推进行政机构改革、精简行政机构设置、合理配置行政权力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有待于我们积极探索,进行制度创新。本文通过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法理与实践的探析,试图对构建和完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提出一些制度设计,以便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WTO规则相适应的行政许可制度。     

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现实的范围及追问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用了"相对集中"表述。如何理解"相对"?要明确和确定哪些行政处罚权需要集中,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权集中的范围和调整配置制度。目前,各地对行政处罚权进行了调整和配置,在城市管理领域和文化等领域集中了有关行政处罚权,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范围和调整配置制度基本符合实际需要,有助于提高行政执法的质量和水平,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然,这一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     

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权路径探讨

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权,是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下,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试点顺利践行的前提下逐步深入发展的。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是顺应时代改革这一潮流提出的,其要能实现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促进行政机关正确行使许可权和方便行政相对人申请获得许可。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权并未改变行政许可的数量,只是一个行政许可机关可以行使多个行政许可。     

相对集中行政罚权荐在的问题与对策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探索与尝试,从试点到推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已经历了13年的历史,由于时间短,这项制度还不是很成熟,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本文针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以来出现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以寻求建立更加完善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若干问题评析——兼论我国行政处罚体制的困境与出路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实际效果值得反思 :没有消除导致行政处罚“软”与“乱”的“一元制、分散型”的处罚体制 ;没有取得真正精简执法人员、执法管理与处罚分离以及建立公正文明的执法形象的成效 ;其设立不符合程序法治的理念、不符合权力分工制约的原则、不利于建立科学的处罚体制。改革行政处罚体制的出路在于 :引入行政处罚的准司法程序 ,加强听证的适用 ;推进行政处罚的司法化 ,赋予法院一定的处罚权     

行政处罚种类扩张论批判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处罚种类扩张论得到广泛支持。学者们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型行为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并且基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规范行政公权力的良好愿景,主张扩张处罚种类。修订通过后的《行政处罚法》有限度地扩张了处罚种类。然而,从行政处罚内涵和立法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处罚种类扩张论并不合理。一方面,通过考察刑罚处罚的特征和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之区别可以发现,科处额外负担和非难是处罚的本质要素,典型非处罚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与扩张行政处罚种类并无直接关系,为了规范公权力而扩张处罚种类之考量也将随着行政法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式微,贸然扩张处罚种类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因而中间类型行为不宜纳入处罚种类。确立“少而精”的处罚种类,才有利于实现对行政处罚的专业性精准规制。     

论立法体制的完善

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在职权立法体制中,应明确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权力机关上下级之间和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立法职权的划分.在授权立法体制中,应明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全国人大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暂时调整...     

银监会法律性质研究

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是我国金融监管机制步向专业化与法治化的一个重要举措。但银监会＂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的现有定位广受诟病。＂事业单位＂的定性使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正部级＂的冠名使得行政级别的设置进一步强化;＂国务院直属＂的设置模式无法保证银监会监管的独立性。从银监会的专业性、独立性、权力混合性及其履行职责的性质来看,其应当定性为国家经济调制机关。     

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裁处机制——以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为视角

中国法体系语境下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产生,既源自违法与犯罪二元化处理机制中临界点的模糊性,又来自行政机关与刑事诉讼机关职权的交叉重叠,而最根本原因乃在于实体法中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即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在惩罚严厉程度上的递进关系以及刑罚权对行政管理权(狭义)的保障关系。据此,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行政处罚行为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二是以行政管理行为(狭义)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前者的处理应秉持“刑事先行,先刑后行”的规则,后者的处断则应坚持“行政先行,刑事后理”的规则。     

我国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之完善

1996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重大进步,标志着我国税务行政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的税务行政听证程序已经难以发挥保障行政处罚公正合理的功能。因此,必须从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正确看待听证制度的社会价值,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引入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概念,扩大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明确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对象,进一步扩大听证申请人的具体范围,完善告知程序和审查制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诸多方面,完善我国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质疑“规定行政措施”

我国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授权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规定行政措施,该项权力的内涵易生歧义,且与法治行政的若干理念、原则与制度格格不入。宪法和组织法应删除规定行政措施的内容,将其归属于行政立法权和决定、命令制定、发布权范畴内,依法理顺行政机关抽象行为权的内部秩序。     

行政追偿制度研究

行政追偿是基于国家赔偿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的行政追偿制度是在国家责任说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确立的。行政追偿权是具有惩戒性质的公权力。分析行政追偿的成立要件、追偿标准、追偿程序等具体制度,探寻行政追偿救济途径,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追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