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文书的完善——行政处罚应将适用的法条作为附件

笔者曾查阅了260起行政处罚的卷案,其中竟没有1起引用法条全文的,也没有一起将适用的法条的全文作为该行政处罚文书的附件。这里的“法条”,自然是指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具体条款。如果担心引用法条全文会造成行政处罚文书过于累赘,那么在处罚文书中仅写明法条的序号而将法条全文作为该处罚文书的附件则不难办到。然而,上述所有的行政处罚都没有这么做。一、将适用的法条作为处罚文书的附件有利于体现和强化行政处罚的“法定原则”。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就是《行政处…     

谦抑理念在行政处罚中的展开

行政处罚的谦抑蕴含谦和、节制和恰当三层意涵。行政处罚的谦抑理念可分两步予以证立。首先从权力属性、行政方式、制度目的和实践价值四重维度证成谦抑的正当性;其次通过理念与性质、原则、指导思想等相关概念辨析,释明谦抑是对行政处罚立法和执法的理念要求。处罚谦抑理念的具体内容涵括处罚的审慎介入和恰当适用：前者需明确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处罚的必要性,从而区分违法行为和受处罚行为;后者需遵守过罚相当基本要求,并达致利益保护的均衡性。处罚谦抑理念可通过立法和执法两条路径予以实现。立法上,行政处罚基本法确定处罚谦抑的基本范畴,其他立法根据行政处罚基本法的规定进一步体现处罚谦抑理念;执法上,依法认定处罚介入的要件和必要性,且严格遵守处罚恰当适用的原则和条件。     

谈行政处罚制度演进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发展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体制深受战前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行政处罚体制的影响。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其性质从制裁的角度上理解属于行政处罚,具有处罚主体“一元制“、处罚程序完全采用行政处理程序、制裁上属于中间制裁、具有警察强制性等特点。     

行政处罚的种类多元化及其防控——兼论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的修改方案

在风险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复杂需求下,行政机关需要多元化处罚种类,但这一直受制于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的保守立场。应当明确,试图以该法第8条限制处罚种类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只会创造更多的“法外行为”并限制地方政府的执法创新。立法机关应秉承更为开放的观念,通过修法实现行政处罚种类的多元化。首先,应考虑在该条添加行政处罚的概念条款,以“行政制裁”、“违法行为”、“基于威慑目的”三项要素澄清行政处罚的本质,明确行政处罚的概念族群,剔除长期以来的争议行为;其次,在概念条款的指引下,着手修订现行列举性条款,设计更为开放的分类条款和兜底条款,授权规章在处罚种类上的创设权,提供可供法律解释的文本依据,扩大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范容量,丰富处罚种类;最后,基于控权需要,应运用层级保留技术对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2款、第13条第2款做配套修订,将分类条款和兜底条款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从而防止处罚种类的多元化异变为失序化。     

论卫生行政处罚的四项基本原则

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执法主体依法对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制裁,卫生行政处罚是以卫生行政部门为执法主体,对卫生领域进行规范化组织和管理过程中所采取的制裁措施。综合分析《行政处罚法》及卫生法律法规的处罚条款,本人认为卫生行政处罚应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即“法定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公正公开原则,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原则”。下面,我就四项原则作一综合论述。     

关于联合执法的思考

<正>联合执法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分别派出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组成联合执法队伍或机构,共同进行行政管理或行政处罚的活动,也有人称之为综合执法。其主要特征有:1.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在一起执法;2.各执法主体在执法活动中地位平等;3.组建有跨部门的执法组织;4.以联合署名的方式或联合执法队伍或机构的名义进行执法;5.目的是行政管理或行政处罚。在现代行政中,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多,行政机关的分工越来越细。而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职能的布局以“条条”为主,但根据我国组织法,行政管理的责任是按“块块”来确定的。这种责任和权力、任务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脱:节的现象造成了行政管理和处罚的疲软和混乱。     

“罚款”在我国环境行政处罚中的运用及绩效分析

面对我国日益频发的环境违法事件,仅靠单一的经济手段业已不能实现预防犯罪与惩治违法之目的,而现行的环境行政处罚体系更在执法过程中凸显瓶颈与难题。作为主要处罚手段之一的罚款制度在执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现行的罚款制度仍面临罚款数额低、标准不统一、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大等问题。反思当前立法与执法模式,我国应不断汲取他国先进经验,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体制有所创新以日臻完善。     

行政处罚第三人研究——对一个行政处罚案件的展开

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涉及到第三人的案件大量存在。但是现行行政处罚法中并没有明确地设定第三人制度,这对案件的处理带来诸多障碍。设立第三人制度有利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处罚决定的接受和执行。第三人的设立符合法律公平正义原则和行政法基本原理,可以降低执法成本及节约社会资源。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法律应赋予第三人具有参与权和救济权等权利,这样便于第三人积极参与行政处罚程序,保证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对现行《消毒管理办法》存在问题的探讨

《消毒管理办法》是以《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有关规定为依据制定的,它的颁布实施使消毒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改善医疗机构、人民群众的卫生条件和预防传染病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随着消毒工作的深入,《消毒管理办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表现在:一、行政处罚条款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目前的《消毒管理办法》几乎没有具体行政处罚项目,只有吊销"卫生许可证",但随着《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实施,此项规定又超出了部门规章的设定权限。其它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处罚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的相应条款,而上述二部法规本身的处罚内容就不够具体,落实到有关消毒监督方面就更没有确切的依据。造成的结果一是无法实施处罚而影响执法力度;二是实施处罚的依据不充分而造成执法失当。     

行刑衔接中的行政执法边界研究

《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4号案例对行政机关将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后能否再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予以明确。根据该案判决理由,法院认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必须同时符合行为要件、时间要件以及处罚种类要件。但是在三要件的构成上,14号案例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三要件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明确提出了刑事优先原则,但只是有限刑事优先,而不是绝对刑事优先。该案在案情事实中认定的行政机关的移送方式与已有的规定以及执法实践有着差异,带来了一定困惑,包括:针对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采取何种步骤移送;移送后行政执法应处于何种状态;移送后行政强制措施、强制执行能否实施;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如何折抵。     

行政处罚种类扩张论批判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处罚种类扩张论得到广泛支持。学者们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型行为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并且基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规范行政公权力的良好愿景,主张扩张处罚种类。修订通过后的《行政处罚法》有限度地扩张了处罚种类。然而,从行政处罚内涵和立法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处罚种类扩张论并不合理。一方面,通过考察刑罚处罚的特征和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之区别可以发现,科处额外负担和非难是处罚的本质要素,典型非处罚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与扩张行政处罚种类并无直接关系,为了规范公权力而扩张处罚种类之考量也将随着行政法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式微,贸然扩张处罚种类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因而中间类型行为不宜纳入处罚种类。确立“少而精”的处罚种类,才有利于实现对行政处罚的专业性精准规制。     

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现实的范围及追问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用了"相对集中"表述。如何理解"相对"?要明确和确定哪些行政处罚权需要集中,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权集中的范围和调整配置制度。目前,各地对行政处罚权进行了调整和配置,在城市管理领域和文化等领域集中了有关行政处罚权,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范围和调整配置制度基本符合实际需要,有助于提高行政执法的质量和水平,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然,这一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评估与前瞻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载体。通过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的名称、机构设置、执法主体资格、机构精简、执法人员等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一制度虽然发挥了一些作用,但质疑之声一直存在着,实践中也有诸多问题。有必要肯定这一制度的合法性,明确其发展方向,通过立法明确其法律地位,健全组织领导形式。     

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裁处机制——以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为视角

中国法体系语境下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产生,既源自违法与犯罪二元化处理机制中临界点的模糊性,又来自行政机关与刑事诉讼机关职权的交叉重叠,而最根本原因乃在于实体法中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即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在惩罚严厉程度上的递进关系以及刑罚权对行政管理权(狭义)的保障关系。据此,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行政处罚行为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二是以行政管理行为(狭义)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前者的处理应秉持“刑事先行,先刑后行”的规则,后者的处断则应坚持“行政先行,刑事后理”的规则。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发展历程、实施情况与基本经验——城管执法体制改革12年回顾

《行政处罚法》第16条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即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实施已有十余年,在简要回顾其发展历程、实施情况和经验的基础上,应当认识到虽然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制度本身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改革创新的产物,同时也需要适应新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不断发展、完善。     

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     

基于行政评价的行政权规范研究

行政评价是源自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活动作出的自我评价，通过行政评价可以衡量行政行为的好坏。行政评价的结果伴随着奖励与惩罚，以此来激发行政主体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意识，实现行政主体的自我纠错和自我提高。行政评价作为行政自制理念的实践机制，是在行政自制的框架下构建行政系统内部的评价体系，通过在源头上遏制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有效地对行政权进行规范。     

行政追偿制度研究

行政追偿是基于国家赔偿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的行政追偿制度是在国家责任说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确立的。行政追偿权是具有惩戒性质的公权力。分析行政追偿的成立要件、追偿标准、追偿程序等具体制度,探寻行政追偿救济途径,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追偿制度。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正当性构建

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公权力不可处分"等观点否定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受此影响,我国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行政审判实践中,以"协调"、"和解"等形式变通适用调解的做法一直存在。这一矛盾根源在于将"公权力不可处分"、"当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等学说的绝对化。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和契约行政的渐成趋势,使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建立具有了充分的正当性。但同时,行政裁量权的有限性和契约行政的局限性,又决定了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应当是一种有限的调解。     

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处罚权的刑事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学和检察学的传统理论。现实中行政处罚以罚代刑,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等违反刑事法律问题普遍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存在局限性。应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确立人民检察院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刑事法律监督地位,设置相应的检察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和惩治经济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