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治理中的权力与规则

人的行为可以分为自发行为和自觉行为,自发行为是受到欲望、情感等驱动的,是非理性的,因而需要得到规则的规范。而规则就是把自发行为转化为自觉行为的保障性因素。在社会治理中,权力的运行应当是理性的,应当得到规则的规范。无论是在权治、法治还是德治模式中,权力的执掌和行使都需要得到规则的规范。但是,在这三种治理模式中,规则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由于权治是与统治阶级的意志相统一的,因而对规则的要求较弱,而法治存在着权力的执掌和行使与权力所有者和权力意志相分离的问题,所以时时处处都需要得到规则的制约和规范。德治是我们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正在建构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将以合作治理的形式出现。对于合作治理而言,执掌和行使权力的行为会具有自发性的特征,不过,这种自发性是基于道德冲动而作出的,虽然也需要得到规则的规范,但规则应当是具有弹性的,以便为道德功能的发挥提供空间。     

“结构—过程”范式下治理重心下移的运行机制与调适策略

基层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支撑逐渐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以治理重心下移来夯实"中国之治"的基层根基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大以来,治理重心下移更是被赋予新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将治理重心下移置于"结构—过程"范式下进行深入分析,其运行机制呈现出这样一个过程:国家层面上推进的治理结构的重塑规定着治理过程,主要表现在为治理主体设定行动框架和提供治理资源,进而影响其治理行为,治理行为的核心是权力配备、资源配置、权力行使以及主体互动等,而治理行为的规范与否又反过来维持或冲击着原有规范意义上的治理结构,只有治理行为与治理结构不断相互调适和优化,才能最终促进治理效能提升。因此,推进治理重心下移的同时,还需要辅以坚持适度原则、尊重地方差异、培育基层能力和优化监督方式等调适策略。     

论超越分工-协作的合作行动体系

工业社会中最具有普遍性的行动模式就是分工-协作。在社会实践的几乎所有领域中,都采用了分工-协作模式,从科学研究、教育到市场经济、组织等,都是以分工-协作的方式开展活动。在人的从身份向角色转变的社会运动中,分工-协作发挥了基础性的推动作用。由于分工-协作把人们安置到了社会结构之中,让人去开展角色扮演活动,而不再像农业社会那样基于身份去开展活动。在工业社会中,人的角色扮演受到分工-协作规定,但这种规定在表现形式上以规则的形式出现。当分工-协作模式得到了超越并建构起合作行动模式的时候,人的角色的外在性规定将为人的内在规定所置换。这时,即便存在着外在性的规定,对于人而言,也是暂时存在的临时性规定,而且要在得到人的内在因素响应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从分工-协作模式向合作行动模式的转变也就是合作制组织的生成过程,而合作制组织也就是人类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活动的行动体。     

论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从制度到行动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如果说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是制度导向的,那么在人类即将走进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将会造就出一种行动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政治不仅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的和主导的部分。工业社会的政治是民主政治,经典性的民主也可以说是制度民主。在20世纪后期,因为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制度民主显现出了不适应性,因而出现了协商民主理论、公众参与理论等试图弥补制度民主缺陷的新主张和新设计。但是,由于社会治理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致使这些新的设计都无法真正得到实施。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将遭遇更多偶发性的事项,制度的刚性决定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力,反而会形成阻碍。因此,社会治理应当实现从制度导向向行动导向的转变。同时,这种转变也意味着社会治理从规则依赖向寻求道德支持的转型。     

在领域分离与融合中看制度

工业化、城市化造就了近代工业社会。但是,这个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社会的分化,这个社会的一切都处在一个不断的分化过程中。其中,最为基本的分化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分离。农业社会是一个一体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起规范作用的是习俗和道德,在习俗和道德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也是一个权力制度体系。工业社会的分化使不同的领域出现了不同的规范和规则体系,其中,法律是普遍的规范和规则体系。但是,也正是由于领域的分离,使法律制度的普遍性受到了极大限制。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趋势,它向我们展示的是道德制度的生成。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自觉地去探索这种制度并加以建构。     

论法治社会及其组织规则

法治是工业社会治理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法治以非常经济的方式供给了社会秩序。在组织这里,由于通过规则诠释了法治的精神,因而实现了组织行为的同一性和标准化,使组织以一个整体的面目出现。然而,在法治中存在着深深的悖论,而且,法律与规则的施行,也都是以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况,法律与规则在功能实现中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因而,从组织运行的视角看,不是求助于法律和规则的规范,反而需要赋予行动者以更大的自主性。在工业社会中,集体行动系统是以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这种组织表现出了对规则的依赖。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所构想的集体行动系统是合作制组织,这一组织会表现出对组织成员基于知识和智慧的自主性的尊重,并谋求道德的途径去规范其自主性。     

依法治国的精义在于依法治权

一个国家有效的社会控制和治理,是通过公共组织实现的。代表公民权利行使的社会团体应当以维护公民权益为已任,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要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手中的权力,改变依靠人治来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的习惯做法。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法治的前提是公权力受到规范和约束,依法治国以依法治权为逻辑起点,在依法治权中实现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规范、约束权力,让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     

村级治理中的规则追求、展开逻辑与制度演进——以村级小微清单制度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规则的分析框架来看，权力运行出现的问题是规则缘起的重要因素，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缘起也是基于对村级权力运作失范的治理。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小微权力清单作通过宣传及惩罚偏离制度的行为的方式而导入到基层治理中。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在导入过程中，不断建构着村庄治理秩序，村庄治理的“透明度”、可预期性及村民的有序参与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村民作为理性的个体，在适应游戏规则的同时，反过来也会以个人或者集体的行动改变着这些规则，提升着规则的现代性。     

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构想合作行动——评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张康之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著作,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模式——合作行动。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人们称作风险社会,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危机事件频发已经是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条件下,探寻集体行动的新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致力于理论创新的著作,在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中探讨了合作行动,并对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做出了全新构想。作者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呈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人的共生共在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迫切性程度很高的基本主题,需要通过人的合作行动去破解这一课题。这是一个宏大的、独创性的思考,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课题。无论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的建构,都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性价值。     

国家治理视域中社会作为主体的权力研究述评——以解构主义的视角观察

国家治理的根本是要处理好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各自行为规则。从发展趋势来看,只有正确认识社会权力的本体价值,才能为社会权力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相互作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领域融合中构想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领域分化开始逆转的迹象。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打破了地域界限,却又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进入了领域分化的进程,形成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三个基础性的领域。我们既已拥有的社会治理就是建立在领域分化的前提下的,关于社会治理的一切安排和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依据领域分化的现实做出的。全球化、后工业化则呈现出领域融合的趋势,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变革必须根据这一新的趋势去开展行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场席卷全球的改革运动之所以没有使社会治理的状况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反而把人类社会引入了风险社会,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根据领域整合的新趋势去进行改革。我们现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认识社会发展中的这一领域融合趋势,并据此去构想社会治理变革的自觉行动方案。     

论社会治理中的身份与角色

社会治理的一切物化设置和社会治理一切活动的开展,都包含着对人的身份的默认。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切行动,都是与角色联系在一起的,是角色扮演的活动。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等级身份制瓦解了,而身份并没有消失,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都获得了公民身份,除此之外,部分国民还会获得一些具体的身份。在工业社会,人们除了拥有居民、公民等抽象的身份之外,还会在自己的人生努力中去获得一些具体的身份;身份是角色扮演的前提条件,但身份更多的时候只具有标识的意义,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是角色扮演,特别是在组织之中,人们总是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身份正在受到冲击,而角色的功能则不断增强,我们正处在一个身份走向消失的历史进程中。因而,社会治理也将从对身份的维护转向对角色的规范上来。     

和谐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及其建构途径

政府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行使行政权力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心理.政府信任是公共行政体系的评价尺度,也是公民对政府的一种情感寄托,是对政府未来公共行政的期许.政府信任可以弱化行政权力的强制性色彩,降低政府与社会及公民关系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行动体系的行为预期,有助于建构协同合作的治理结构.建构政府信任的结构性途径是努力形成服务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有效能的政府、法治的政府、开放的政府和参与的政府.     

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中转变党的领导方式的对策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只有及时地转变党的领导理念,转变党的领导职能,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及党法关系,实现党的领导方式法治化,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通过法治规范我们的公权力行使行为,领导人民真正治理好我们的国家。     

现代社会治理下的行业协会行动逻辑研究——基于中关村地区X组织的案例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凸显。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主体面临的是更加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风险社会。现代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是基于环境状况的变化和社会变迁下秩序重构问题的现实考虑。多元治理意味着主体对于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源相互依赖。参与治理的各类组织需要通过不断地沟通,进而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行业协会作为市场治理领域中专业类组织,成为影响行业领域及市场秩序的主要力量,通过行业协会行动逻辑研究,能够呈现现实治理语境中不同主体间关系变化的真实状态。文章结合一个服务地区企业的行业协会——X组织的成立、运作及活动案例进行阐述,希望进一步丰富对于组织间关系网络及区域间秩序建构的相关研究。     

论民族政治

民族政治是指与民族有关的人们取得并行使社会权力的活动。取得并行使社会权力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动态的过程,并事关自由和秩序、利益和要求。民族政治组织经历了群、部落、酋邦、发展到了国家。如今在多民族国家中,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涉及民族自主权、参政权、表达权等。在我国,除了宪法和普通法律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少数民族权力。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变革与政策选择北大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经历了从"身份依赖"向"契约依赖"的转变;从"机械合作"向"有机合作"的转变;从"行政化"体系向"社会化"体系的转变。这些变革的路径特征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社会现代性的成长,也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革方向,对政策选择也有所启示。经验表明,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建设应由主要依赖政府驱动向主要依靠利益驱动和价值驱动转变;社会治理体系应由封闭向开放的组织关系转变;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应由主要依赖强制性规则向主要依赖任意性规则转变。     

东欧：剧变十年惊回首

21世纪中国的反腐败战略应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古今中外治理腐败的有益经验，从推动社会进步和协调发展的高度，从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规范政府行为、司法行为和经济活动，创新体制、机制、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以实事求是和科学严谨的态度深入研究防止腐败的对策，     

论司法对高校招生管理的有限介入

我国当下的高校招生录取行为是法律授权组织行使的具有明显公权力色彩的管理活动。招生权虽然是大学自治精神的体现,但基于司法最终和人权保障理念的要求,这一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司法的有限审查。在我国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应当通过个案的累积形成相应的司法判断规则,进而弥补法院因法律规定不足而无法有效介入审查高校招生管理的漏洞。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变革与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经历了从"身份依赖"向"契约依赖"的转变;从"机械合作"向"有机合作"的转变;从"行政化"体系向"社会化"体系的转变。这些变革的路径特征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社会现代性的成长,也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革方向,对政策选择也有所启示。经验表明,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建设应由主要依赖政府驱动向主要依靠利益驱动和价值驱动转变;社会治理体系应由封闭向开放的组织关系转变;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应由主要依赖强制性规则向主要依赖任意性规则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