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与现实路径

选举民主源自欧洲民族国家,对于多样性复杂的国家可能具有碎片化效应;协商民主源自对选举民主的反思与超越,但由于缺乏大规模偏好聚合的决断机制,因此具有"小圈子效应"。对于中国这个多样性十分复杂的"天下国家",通过任命权与罢免权的分离来实现权力的制衡,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路径之一。     

行政国家: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蕴涵

"行政国家"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等学科的一个基本概念。作为学术概念的行政国家,源于施米特等人对魏玛议会民主制的深层忧思。作为国家建设实践范畴的行政国家,是现代社会大转型的必然结果。没有现代民主政治,没有国家权力的分工机制,没有官僚制的组织形式,就没有行政国家。行政国家包括三个维度的意涵:行政国家是一种"政府国家",相对于市场与社会,政府的力量显著增强,政府权力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国家是一种"执行国家",相对于立法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空前壮大,行政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行政国家是一种"官僚国家",相对于政治官员,官僚体系在政府过程中占据支配性地位。     

向民主转型

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成为20世纪最后30年许多政权首当其冲的任务,也是当今政治领域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政治转型称为"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并对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模式提出了独到的描述和框架,是公认的政治发展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本文主要探讨了亨廷顿的民主及民主转型基本思想。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的重大转型都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和由此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转型,即从"国家、社会/个人"模式转向"国家/社会、个人"模式,其实质是从国家本位主义转向社会本位主义和人本主义。中国社会的这一转型导致了刑事诉讼本质观、目的观、价值观、构造观和刑事证明理论的变迁,而这些观念和理论的变迁又反映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     

民主法治:法制现代化的诉求

从秦汉到清末的中国社会,是以先秦法家理论为基础的专制法治社会。经历近代社会大转型,民主法治是它的必然归宿。民主法治就是西方的Rule of Law。这是自清末法制改革起,改革者孜孜不倦的追求。但由于有宪法而无宪政、当权者为个人私利玩宪法宪政、法学界缺少法治理论的系统探索以及法律职业团体缺乏信仰、没有道德准则等,导致法治近代化的艰辛曲折。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诉求,民主法治毕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最终一定会实现,"不分政党、不分官民,一断于法",当作为中国实现民主法治的前奏。     

论《共同纲领》中的民主原则

《共同纲领》中的民主原则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基础,指向"人民民主"与"实质民主",在规范体系中起到建构性作用.在国家权力配置领域,《共同纲领》设置了常态与过渡两种体制.从民主原则中可以提炼出民主正当与民主制约两项规范要求,二者间虽存在一定张力,但初步建构起了国家权力正当化的体系.在基本权利保障领域,与国体相适应的"民主权利"观侧重于权利的制度属性,具有多元面向的"专政"概念则与其相互构成,民主原则成为基本权利的分配规范.《共同纲领》以其民主原则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宪法秩序,但伴随宪法修改与变迁,对现行宪法中民主原则相关规范的解释还应更多注意到其与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等规范的交互影响.     

政权"内卷化"与国家建设的悖论——从"文化权力网络"的理论逻辑出发

所谓"政权扩张的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无法转化为更高形态的现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权内卷化往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陷阱".本文认为,从"文化权力网络"的逻辑出发,关键在于给予民众民主权刺,通过民主,至少是部分的民主自治来解决地方政权经纪化的问题.但对于绝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在完成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往往要作出艰难的权衡,如何迈出这一步,不仅对学者是一种考验,同样也考验着执政者.     

人大民主新趋势

社会在转型,人大民主同样在转型,从传统的工具色彩向现代的公民政治迈进,民意和民生的基因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大民主的价值取向,"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领域立法,继续完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立法。"2008年,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指明了立法转向。作为佐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把社会领域立法摆在了突出位置,制定社会保险法、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精神卫生法、社会救助法、慈善事业法,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均进入一类立法项目行列。地方立法也在积极向社会领域立法转向。     

“选择性亲和”:“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基于宜昌市基层治理的经验调查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基层法治建设面临"以规则为中心"来构建法治社会秩序的国家"表达"与多元化的地方法律规则的"实践"上的距离,这是当代基层法制建设的困境所在。经验呈现出一种"新规则治理",其是建立在规则共生和规则多元基础上的国家政策法规在基层的村庄和乡镇两级的一种"选择性亲和"。这种"选择性亲和"是"规则延伸"通过"规则融通"实现与"规则生成"的一种相互适应性。因此,本文试图建构"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三种分析框架来阐释"新规则治理"的指涉意义。新的规则治理整合了政法政策或法律制度的精神脉络以及其他各种特定的社会资源与实际多元化的需求,是成功应对现代转型乡村社会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有效武器。     

民主、自治与法治:“周期率”问题再思考——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一场学术对话

"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延安窑洞对话中(即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提出的一个重要话题。自谈话以来,成为迄今为止不断引起理论家和政治家们讨论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律、历史和实践问题。从国家治理视角看,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治理效能的时空延展递减率"问题;从"地地得人,人人得事"这一句话中,可以发现黄炎培对"地方自治观"情有独钟;从毛泽东的"动商"以及反科层官僚主义的政治性格中,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是一位坚定的"运动民主论"的开拓者和践行者;从邓小平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中,可以理解邓小平"民主法治观"的政治关切所在;"地方自治观""运动民主观"与"民主法治观"实质上都是解决中国历史周期率问题的不同方案,如果能够实现三者间的通融即"通三统",我们将更有希望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     

民主巩固与国家能力——基于国家能力对于民主化进程影响的分析

在近代以来的多次民主化浪潮中,除少数国家之外,多数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化进程都是一波三折,民主巩固艰难.其原因固然众多,但缺少应对和解决民主化进程中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的国家能力显然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本文认为,新民主政权只有有效解决转型问题、控制转型秩序、提升民主质量、促进民主文化形成,才能保障民主转型,走向民主巩固.     

论民主转型中的政治价值重构

近期,一些国家通过街头政治的方式迅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但是,这种＂转型＂是不稳定的,存在许多隐患。民主转型的实质是民主的信念和价值的最终确立。处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其以往的政治价值必然同民主的价值发生激烈的冲突。在不断的相互碰撞中,双方互相吸取彼此的思想要素,最终形成一种具有本国特色的主流政治价值。但价值不是空洞的口号,一定的制度体现着价值的内涵,同时制度也形塑着价值。政治价值重构的结果最终会带来政治体制的改变。本文认为,在政治价值重构的问题上,需要形成被民众接受的权威,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互相纠错机制,尤其是要协调民主价值与学习西方具体制度这二者的关系。     

正当法律程序:扼制腐败的屏障

正当法律程序最初源于"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和"对他人做出不利行为要事先告知、说明理由和听取申辩"的"自然正义"原则,之后其内涵扩展到包括公开、公正、公平和参与等现代民主程序原则。在中国,由于民主、法治发展滞后,公权力运作领域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正当法律程序机制,有些领域甚至正当法律程序完全缺位,以至为腐败滋生、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从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国家。中国的反腐主要不是靠权力制约权力,而主要是靠权利制约权力,靠正当法律程序制约权力。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反腐之路。     

论统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

根据十六大关于"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要求,统战工作要提高自身的"三化"程度与水平.在制度化方面,已有的制度须细化,缺乏的制度须建立,已有的制度需发展;规范化方面,统战工作跨越了政党、国家和社会三种民主形态,须分清轻重缓急,区别宏观与微观层次,按照全国性与地方性的不同需求,逐步完善;程序化要求,须在多党合作体制内外,人民政协三大职能方面,政党、政权、社会组织与公民等社会主体互相关系方面有所作为.     

对我国陪审制度的探讨

陪审制度是古代西方"奴隶主民主政治"的产物。它曾对许多国家的诉讼制度乃至司法体系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得到许多法学家、思想家乃至政治家的热情歌颂。作为一种舶来品,它在我国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史。多年的实践证明,它在保障司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本文将从我国陪审制度的历史沿革切题,分析现行人民陪审制度的不足,为人民陪审制度谋一条切实的出路。     

当代科学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读《邓小平文选》之感

何谓民主?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民主发展的原则是什么?从奴隶社会起至19世纪中叶,众多的学者、政治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探索,但都未能作出科学的回答。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从各种纷杂的学说中,去伪存真,总结提炼,获得了关于民主问题的科学理论,并使之成为改造社会、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内容:民主是国家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民主和专政共存;民主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民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民主的原则决定着政权的组织与活动;民主的发展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等等。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     

检察机关参与基层民主建设的途径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检察机关"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城市化进程给基层民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珠三角城市化进程中基层民主建设为背景,分析目前基层民主运行的现状和问题,进而探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城市化进程中基层民主建设和监督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团主义、公民社会以及中国民主转型

在分析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诸多路径中,公民社会以多元主义假设为基础,强调社会之于国家的独立性并以此作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团主义则关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二者之间制度化通道的建立。较之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的路径选择从民主发生学、制度基础以及体制改革等方面与中国民主转型更为契合,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     

论法治的民主功能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民主更多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作为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的法治,内涵"良法",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以法治的本质属性以及民主的内在需求为视域,民主蕴涵着极大的法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民主发展的"促动"功能,民主内容的"承载"功能,民主实现的"保障"功能以及民主局限的"克服"功能等。     

东南欧的腐败网络:保加利亚视角

论文从保加利亚的政治实践出发,分析了东南欧国家四种类型的庇护关系:政治庇护关系、裙带关系、种族庇护关系、准公司庇护关系,并探讨了这些庇护网络带来的后果,如带来大量有组织的犯罪,出现"高层"腐败等。如何惩治腐败?目前有三种主要的反腐败策略:威慑方法、经济刺激和价值重塑。论文认为这三种方法在民主体制下适用,但是,在缺乏法制、民主失灵的社会中并不适用。论文提出应该重构法治;通过相关政策,对有可能产生腐败的行为体进行监控;通过欧盟协调政策,建立反腐败的国际联合机构,以此积极改善东南欧的腐败庇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