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下中国制度改革研究: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具体的制度改革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外部环境,以及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层面的基本规则所构成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和影响。在具体的改革组织场域中,改革的成败也取决于场域结构、场域中的改革制度安排以及场域中改革行动者的策略性行为。对中国制度改革进行全面研究,应聚焦制度改革过程,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及其制度变迁理论,创新性地结合组织场域理论及其多层次制度过程分析框架,建构一个包括社会环境、组织场域与行动者分析多层次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借助这一分析框架,可以从某一结构维度深入探讨中国制度改革背后的制度逻辑,也可以整体关注制度改革过程中结构与行为的复杂互动,探析影响制度改革的一般性因果机制,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制度改革提出可供参考的路径。     

制度变迁中的同形问题——以省级非公经济组织党建领导机构为例

中国国家治理中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紧密结合与有机互动,是改革完善各领域体制机制的有效形式。在省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领导机构的制度形成与变迁中,由中央顶层设计推动,逐渐收敛形成单独设立党工委,依托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工商联)、工商部门(个私协)设立党工委等地方实践形态,在形成机制上呈现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特征。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中央鼓励地方探索、中央制定规范、地方建立机构,在制度同形的基础上逐步建构新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规范,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结合的基本逻辑。     

坎贝尔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启示

约翰·坎贝尔指出不同制度分析范式在制度变迁的模式描述、机制解释和观念基础剖析等方面存在共同问题,并提出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这一综合性的理论建构中,坎贝尔将制度变迁的宏观模式与微观机制,制度企业家的能动创新与制度环境的结构性约束,以及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等理论要素结合起来,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受制约的制度创新过程.本文结合国内关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研究现状,论述了坎贝尔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三个重要启示:从结构功能分析走向过程机制分析;将制度影响分析与主体能动分析相结合;在决策过程分析中关注思想观念的重要作用.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理论思考

社会治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治理方式,强调治理中心的多元性、权力运行的双向性,突出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必要性。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为基本前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边疆性、民族性。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制度、思想和文化等因素,影响着治理的进程和效果。因此,必须以国家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为核心,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维度着手,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     

地方治理的理论体系及中国的分析路径

地方治理是治理权威在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分化和扩散,以及在政府体系内部通过行政权力和责任的下放来增进地方(下级)政府的积极性、灵活性、回应性,其实质是治理权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化和多层次化的变迁过程。理解地方治理可以从两种纬度去把握,即横向的多中心治理和政府间分权与治理。中国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地方治理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首要任务是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即中央向地方的权力下放和上下级政府间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启动和提升地方组织公共事物管理的参与能力。因此,以权力转移和权力配置为中心的分析模式,为分析中国的地方治理建构了基本的分析路径。     

村级治理中的规则追求、展开逻辑与制度演进——以村级小微清单制度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规则的分析框架来看，权力运行出现的问题是规则缘起的重要因素，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缘起也是基于对村级权力运作失范的治理。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小微权力清单作通过宣传及惩罚偏离制度的行为的方式而导入到基层治理中。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在导入过程中，不断建构着村庄治理秩序，村庄治理的“透明度”、可预期性及村民的有序参与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村民作为理性的个体，在适应游戏规则的同时，反过来也会以个人或者集体的行动改变着这些规则，提升着规则的现代性。     

网络化治理:一种资源依赖的视角

网络化治理是建立在资源依赖基础上的一种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核心职责不再集中于经济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在于组织各种资源,创造公共价值。它主张在多样化的行动者之间建立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克服单个行动者自身资源不足的困境,充分利用网络中的资源,达成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同类型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决定了权力、交易和协商三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逻辑维度考量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逻辑的安定性特质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性关联。在识别与衡量判断中,法治逻辑关涉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多维的价值基础,需要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变迁与法律的至上性和安定性之间确认衡平向度与机制,以期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在法治逻辑维度的制度依赖中得到规则化与系统化的建构。     

地方治理多元模式下的结构性创新

3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由于制度冗余与制度稀缺并存、制度成长与制度滞后共生,由于地方核心行动者①的能力、魄力与魅力的差异性,地方治理模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化格局已经不是奇景.要想使模式多元最终归一,显然是徒劳的,但是,形式多样性不能影响最大化发挥治理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对现有治理模式进行结构性创新.其中,民意导入是起点,关系调整是力点,职能转变是基点,技术理性是支点,核心行动者的行为规范化是重点,由此推进地方治理创新价值的基础性、导向性、本质性优化.     

实践理性:新制度主义视阈中的制度-行动关系

制度与行动的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的博弈分析及其对策组合——以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为例

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现象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在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中,政府间权责关系变迁、公共政策执行监控不力和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地方环保部门的双重受限等构成环境政策执行梗阻的根源。需要进一步整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合理分配财权事权;推进公共治理模式变迁,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逐步建立新型政绩考核机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监控体系,健全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制度。     

“能动性调适”:乡镇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实践逻辑——基于广东省强镇扩权改革的分析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作为行政层级末梢的乡镇政府,其职责动态配置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常态,但其中的具体实践逻辑与机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基于制度—行动者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强镇扩权改革历程为考察对象,提出乡镇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能动性调适”逻辑。研究发现,持续的强镇扩权改革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提供了改革与发展的制度空间,但该过程以自上而下运动式放权、非制度化府际分权、非对称性权责转移、非均衡性主体参与等机制为基础,这些机制的限度易引发职责体系刚化、职责承诺失信、职责执行失效、职责结构失配等一系列的行为偏差。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原则,构建由政府职责触发、识别、匹配、评估、监督五个环节耦合而成的动态配置机制,保障乡镇核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配的政府职责体系,有助于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规制用财":我国反腐败模式创新的方向

在政府财政支出扩张和预算刚性约束缺失的制度背景下,政府支出领域的腐败现象在我国有膨化的趋势.我国现行的反腐败模式一定程度地存在重"规制用人"、轻"规制用财"的倾向,留有反腐盲点.因此,为根治腐败,应该进行我国反腐败理论和机制创新.现行的反腐败理论应该从"权力结构失衡导致腐败"提升到"权力本体具有致腐的基因"的层次.与之相应,建立反腐败新模式要以"规制用财"为核心,朝规范公权力边界与监督公权力运作相结合,依靠民主机制取财、用财与依靠民主机制选人、用人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而支撑这一创新的制度基础就是公共预算制度.必须以"规制用财"为核心从以下四个方面建构起新型的反腐败模式架构:一是树立有利于防治腐败的公共预算约束思想,二是确立有利于防治腐败的公共预算刚性约束的基本制度,三是建立有利于防治腐败的预算权力结构,四是探索有利于防治腐败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的形式及工具.     

社区空间秩序重建: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路径——基于J市D街的实地调研

从空间治理的视角来看,城中村改造是在政府主导下从失序走向有序的空间再造过程。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决定着急剧转型中多维社区空间的秩序建构。基于J市D街城中村改造的实地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制度规制与文化引领构成基层政府空间治理的实践维度与行动逻辑。城郊街道以调适性政策执行对村庄利益空间进行政策引导;在博弈与合作中对村庄权力空间加以规制;通过运用"地方性知识"以及促进村庄集体认同与规范,重建生活空间变迁中的文化秩序。为了实现城乡空间有序衔接、有机融合的空间治理目标,应着力提升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强化城郊街道党工委与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动员能力;提升城郊街道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的政策执行能力以及促进城乡融合与参与的文化引领能力。     

治理容限：基层治理创新的微观机制分析——基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产生以及基层治理制度、规则、结构为何在不断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要考量环境因素,也要考量“治理创新”的技术本体。基于乡村治理变迁,以“治理技术”的微观视角提出“治理容限”这一概念,并从时空向度和效用向度构建起一个分析框架。从乡村治理变迁历程来看,任何治理技术在内生性因素、外部性因素与行动者因素影响下都会面临治理超限困境,而治理技术的自我优化与重新建构将是化解治理超限困境的有效方式。理解“治理容限”能够为一些地方过热的治理创新冲动提供“冷”思考,在基层治理改革与创新过程中,追求“良好匹配”比追求“最佳实践”更重要,也只有形成与当下的基层社会“良好匹配”的治理技术,才能使基层治理现代化更加可行。     

环境公益诉权行使的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环境公益诉权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权利，对我国环境利益的保护以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环境公益诉权的行使存在着争诉、滥诉和不愿诉的冲突，诉权冲突给环境公益诉讼机制的建构设置了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解决环境公益诉权冲突的目标，应建立诉权主体的序位选择机制，重塑诉权主体秉承社会责任和利他精神的心理，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期不断推动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     

习惯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

在传统社会,习惯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习惯是指特定群体成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构建起来的、并为他们所认同与遵从的一种非正式制度。习惯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性建构、文化性建构和规范性建构。从经验考察的结果来看,习惯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并不是明确的,而是模糊与复杂的。习惯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有价值—耦合机制、权力—冲突机制、价值—整合机制等三种机制。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习惯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就必须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学会正确评估习惯功能的"净差额";二是要理性引导习惯的变迁方向;三是要善于发挥习惯的潜在功能。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看,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注重技术、贸易程序,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无法形成超强干预,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协同演进,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权力失衡——土地腐败问题泛滥的一个分析框架

在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权力失衡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如今土地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的局面。为此,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合理的划分;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以及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强化对土地管理等政府部门的权力约束,才是遏制土地腐败问题泛滥,更有效地治理当前土地腐败问题的解决之道。     

地方治理中主体性民主的形式、价值与发展

在中国民主化转型过程中,一种由地方核心行动者自觉率领、与党委班子、政府、人大、政协主要领导人之间的面对面协商、人对人沟通的民主形式悄然推行.由此,领导集体与广大公众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对话将进一步完善与制度化,从而形成地方治理中的主体性民主格局,这对我国民主制度推进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主体性民主在形式上表现为党委领导集体化、行政决策公开化、核心行动者表率化以及党委与政府、人大、政协互动制度化,在内涵上是包括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宏观制度安排,其中,公众参与和人民民主是地方治理中主体性民主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