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社会治理视域中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问题研究——以广东为例

广东民间信仰富有浓郁的"山水兼具、农商并重"之岭南特色,有着"毗邻港澳、隔海相望东南亚"的地理优势,与港澳台地区的民间交流频繁,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民间信仰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宗教形态",是中国多元和谐型宗教文化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社会治理理论入手,以广东民间信仰现状调查为中心,剖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此基础上,通过比对福建、湖南、浙江等地的不同管理模式,结合广东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试点佛山市的经验,尝试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语境下加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的几点思路。     

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模式及机制建构——以温州多中心治理模式为例

温州的第三部门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资源在社会治理中与政府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合作的态势,形成了温州特色的多中心治理格局。对温州模式的剖析具有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机制构建的典型意义:在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只能采取合作主义模式,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协同社会管理。其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是一个国家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的过程,始终由政府主导;同时也是一个群众参与和创造的过程。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在于:尊重农民的意愿,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充分发挥民间创造力。     

茶叶信仰与德昂族的社会治理

昂族认为,是茶叶创造了日月星辰、大地万物和人类的祖先。茶叶信仰作为该民族的一种民间信仰,以民间法的形式贯穿在其社会生活中,影响和支配着他们的社会治理,在维系社会秩序规范的传统和习俗中,体现出了地方社会治理中法与传统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深意。     

以“三绿”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主体行政色彩浓厚、治理格局发育迟滞、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不够等一直是制约乡村治理有效的痛点。近年来,仙居县以"三绿"改革(绿色公约、绿色货币、绿色调解)为突破口,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思维,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专家等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治理中长效践行难、主动参与难、矛盾化解难的痛点,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绿色治理之路。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于建国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共建共治共享 激发乡村治理活力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事关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大局。近年来,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不断加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党建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为主线,不断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工作格局。     

民间信仰与社会整合

宗教是社会的凝聚剂,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整合社会的重要功能。作为一种分散性宗教,中国民间信仰的＂世俗化、功利性＂特征非常突出。民间信仰具有某种社会功能：民间信仰所内涵的道德伦理价值以及约定俗成的仪式在家庭、宗族及社会组织的整合,以及社会制度与舆论的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及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对于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凉山彝族家支治理经验研究

家支是凉山彝族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典型的血缘维系的自主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具有凉山彝族特色的社会组织与管理经验。从以多元主体为核心的当代治理变革背景来看,家支治理经验对凉山彝族乡村治理具有历史合理性与民族认同性的价值,也存在一些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弊端。借鉴社会科学中一个崭新的理论一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家支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建构凉山彝族乡村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作出有益探索。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三维空间

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不仅是检验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是衡量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文章考察与分析了农民政治参与广度、深度、效度的三维空间,这有利于科学认识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发展规律,构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综合评价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试论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正>纵观历史,乡贤群体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的沟通民众和政府、提供民间人才储备等重要作用,值得反思借鉴。乡贤群体是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随着时代发展,"新乡贤"群体不断成长壮大,已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手。乡贤参与社会治理的优良传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优势     

数字政府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研究

当前,网络以其革命性的姿态迅捷而深刻地改变着民众生活面貌和社会运作机理,诸如网络治理、多中心治理等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对于提升数字政府治理品质的重要功用。本文试图依凭机制的视角,从参与动因、参与困境和参与思路等层面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作一论析。     

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定位、传统模式与路径建构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其关键是乡村秩序的建构,兼具政治性、群众性和效能性三重要求。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简约治理与直接管控模式下的复合渗透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种传统模式,但其都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权力技术的精准关注。以县乡干部为主体,权威体制的"治理吸纳政治"是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最新实践路径,与日趋涌现的"一个核心,多元参与"、"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等基层探索高度契合。     

乡村人民调解机制完善对策

乡村人民调解在灵活、便捷化解民间纠纷的同时,全面、深入地参与乡村事务,是乡村治理中最活跃的元素之一.但是,受社会组织、村民素质、资源供给的制约,乡村人民调解的社会功能并未完全实现.当前,乡村人民调解存在吸引力式微、形式化倾向和评价机制矛盾的问题.应基于乡村社会的现实和需要,在适度承认城、乡人民调解差异前提下,逐步改进并有效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参与式治理视阈下农村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治国理政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农村基层治理作为改革转型以及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多元主体参与成为乡村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建构农村参与式治理模式应大幅度扩展农民及农村社会组织参与的范围,通过各种机制将多元治理主体纳入到参与治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范畴中来,发挥农民在农村治理过程中的实际效能。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有序治理与无序参与: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挑战

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由来与出路

<正>在我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从传统治理到现代治理的转变,乡村治理现代化是这个转变的长远目标。一乡村社会的传统治理与我国长期存在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有关。这个超稳定社会结构由乡绅、家族、乡约地保等共同维持。几千年传统中国虽有王朝更替但无结构变换,其历史之谜就是皇权和绅权的精巧配置、良性互动,从共存到共治。1的确,乡村社会既是皇权统治的最下端,同时又是乡村社会自发生成超稳定秩序的重要场域,一头勾连着以皇权为中心的官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