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关系实证研究

从对司法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来看,我国当前所构建的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地方政府作为赔偿权利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诉讼类型,在诉讼程序衔接上存在冲突问题。基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性质,赔偿权利人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优先于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对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规定范围外部分的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补充。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发现行为人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时,应首先通知赔偿权利人并督促赔偿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履行与赔偿义务人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宜进行磋商及磋商不成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职责。没有合理理由,赔偿权利人不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就同一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提起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社会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质疑——兼论《民法典》第1235条的解释

无论是世界主流立法例，还是从损害的属人性要求出发，社会组织都不得以生态环境受损为由请求污染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虽然在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的二元模式，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应当明确区分为造成社会公众具体损害的情形和仅造成生态环境自身损害的情形。前者可以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则可以由监管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社会组织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缺乏正当性。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二分论，可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也可以赋权社会组织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目前以消费者为主体创设的惩罚性赔偿规则难以彰显检察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导致各地检察机关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办案实践差异明显，影响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促使检察机关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兼具形式和实质正当，检察机关适用正当性仍有待法律明确授权，适用条件相较于消费者提起的惩罚性赔偿应更加严格，从兼顾损害填补与制裁惩戒双重功能角度出发，应区分与私益诉讼不同衔接情形，优先确保特定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全面维护。     

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构想

正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其第55条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规定对检察机关支持、督促及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确定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对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并未明确规定,仅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文章认为公民、社会组织、检察机关均应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三者相互构成多元、有序的民事公益诉讼提起主体。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目的、比较优势与立法需求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从性质上看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功能主要是解决生态环境损害领域中的"政府买单"问题,贯彻损害担责原则。在出现突发环境事件等严重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基于职责需要立即介入调查,利用政府财政资金开展治理与修复活动,但缺乏向污染企业追偿的明确义务和有效途径,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将地方政府明确规定为重大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主体,能够发挥政府在诉讼能力、经费和效率等方面的优势。司法实践中需要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分工与起诉顺位。为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法律适用,未来需要制定专门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以确立相关实体和程序规则。     

检察机关能否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法律上至今尚缺乏明文规定,实践中为适应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个别地方的检察机关积极尝试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被法院受理。究竟应该如何解决环境污染纠纷,如何看待实践中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争议很大。近日,本刊与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共同组织研讨会,邀请专家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境与破解

随着信息化社会发展,我国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但在个人信息保护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受案范围模糊、起诉主体范围与顺位不明确、诉讼请求适用不完善等。对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合理拓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能动履职,高质效办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案件办理中合理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路径北大核心

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开启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新篇章。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明确把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纳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但从现实考量来看,尚需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路径进行构建,破解检察机关实践困境,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相关立法。     

论环境损害赔偿立法中的环境公益保护 --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角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规定社会团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必须以其成员主张环境公益受损为先决条件;可以明确公权机关的诉权优先于公民或社会团体的诉权;可以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规定为法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公权机关,将检察机关定位为监督和支持有关主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救济是否充分及时进行法律监督的机关.环境公益的民事救济应当采取以恢复原状、消除危险为主,以赔偿、停止侵害、排除危害为辅的方式,同时探索新的民事救济方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赔偿对象可以确定为某种环境公益基金,该基金独立于政府,负责对环境公益的维护,并不限于受损的环境公益范围填补或增进环境公益.     

诉讼的困境及诉讼资源的培育

诉讼应是法律的真实生命,是法治工作用力的动力,并且也是法制教育的重要渠道。法律上的权利难以诉讼;诉讼中存 在着暗箱操作;并且自古以来便有厌诉传统;这些因素制约着诉讼。随着权利意识和民主精神的提高,司法官员入门台阶的提高以及 改进和监督司法,以造就诉讼资源。     

论恶意诉讼

近年来,恶意诉讼案件在我国一直呈上升趋势。该现象的出现是由某些人道德素质低下、诉讼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以及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等几方面原因所致。参酌域外相关的立法例,在分析现有相关法律的局限之后,总结了区分恶意诉讼与一般诉讼的识别标准,并提出了规制我国恶意诉讼的立法建议。     

多数人诉讼形态的理论框架

多数人诉讼形态是由诉讼实施权、诉讼标的、判决效力三个"变量"的不同形态组合而成。理论上利用诉讼标的"相对化"扩大既判力范围之方式虽然可能提高诉讼效率,但亦可能弱化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而且亦会导致共同诉讼与第三人制度边界模糊甚至致使第三人制度"消失"。因此可在诉讼标的旧实体法说的基础上,将诉讼标的状态"精细化"为诉讼标的共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标的主从、诉讼标的对立、诉讼标的不相关,且与诉讼实施权的"有无"状态相结合,形成多数人诉讼类型的最大范围。在此基础上,将多数人诉讼形态与判决的既判力、反射效、预决效力等灵活结合,建构兼顾"纠纷的效率化解决"与"案外人利益保障"的多数人诉讼形态的理论框架。     

环境公益诉讼的另类视角:自然物种诉讼

自然权利的讨论必然要反映在对诉讼法的冲击上,即是否考虑自然物种对其所享有的权利而具有诉讼资格以及如何实现他们的诉权等。这导致美国、日本的法院进行了一些审判上的尝试。虽然自然物种诉讼在理论上还需要法理学和诉讼法学的突破,在实践中还处于探索状态,但自然物种诉讼在环境公益的保护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物种诉讼的基本框架包括:自然物种诉讼是公益诉讼的一种表现形式;自然物种诉讼要在赋予自然物种诉讼资格和防止恶意诉讼之间保证一种平衡;自然物种诉讼的实施机制是代物诉讼。     

小额诉讼程序的比较与构建

简化民事纠纷诉讼程序,建立和完善专门的小额诉讼程序解决大量的小额纠纷,实现小额纠纷诉讼程序的简易、快捷和高效,已成为世界各国诉讼程序改革的必然趋势。比较了一些国家的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及实践;阐明了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及主要特征;分析了我国简易程序的缺陷;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有益作法,对构建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以期对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有所促进。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几个问题

民事诉讼证据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完善我国入世后的法制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就民事诉讼证据中的举证责任、自认及判断证据的标准等进行分析阐述,以揭示它在审判实践中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诉讼欺诈行为定性研究

关于诉讼欺诈能否以诈骗罪定罪处罚,中外刑法学界均存在争议。研究此问题必须厘清诈骗罪、三角欺诈与诉讼欺诈这三者的关系。诈骗罪与三角欺诈形异质同,诈骗罪(三角欺诈)与诉讼欺诈形同质异,诉讼欺诈不构成诈骗罪,应将其归入妨害司法罪的范畴。     

诉讼欺诈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利用诉讼的方式维护合法权益已经成为人们最常用也是最为有效的选择。但与此同时,诉讼也被有些人拿来作为违法犯罪的手段,由此诉讼欺诈不断发生。目前,讼欺诈行为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对这种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因而无法对其进行很好的规制。本文通过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诉讼欺诈的危害和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与相关行为的关联,并从法律规制的角度,认为在我国应该增设单独的诉讼诈骗罪,以遏止诉讼欺诈行为的发生。     

论课予义务诉讼——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形式

行政不作为对行政相对方权益造成侵害的情况日益严重。借鉴域外经验,从诉讼经济原则出发,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宜适用课予义务诉讼。课予义务诉讼可分为不纯粹的不作为之诉和纯粹的不作为之诉两种,分别适用不同的诉讼要件、审理方式和举证责任。对课予义务诉讼,法院可作出履行判决或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     

论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对《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异议之诉改革的评价

2007年新《民事诉讼法》和2008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执行程序的司法解释》，初步建立了我国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高法的司法《解释》和新《民事诉讼法》在规范执行异议之诉，建构其具体程序的同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民事执行异议制度的框架，原执行异议之中的若干缺陷仍被保留下来。为此，将要进行的民事诉讼法的系统修改，应全面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