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之友”制度及其借鉴

"法庭之友"制度在美国采用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对司法审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该制度虽然不无质疑,但不应忽视其对司法实践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我国的"专家法律意见书"有违程序正义理念,应在借鉴"法庭之友"制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建立专家咨询制度.     

美国法庭之友制度的价值纬度与实证研究

法庭之友制度是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法上有明确的规定,法庭之友为法院提供了不同于当事人的观点、意见、补充性的事实和论据,从不同角度影响了法官,帮助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有利于立法机关立法的民主多元化。另外,在诸多的法庭之友的主体中,美国的副检察总长发挥的作用最大,在最高法院,其几乎排他性地代表了执行部门和联邦政府。我国可以从主体资格、程序规则和内容范围等方面借鉴法庭之友制度,规范专家法律意见书的运作,完善我国的司法民主体制。     

程序输入的新渠道——“法庭之友”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目次一、概述二、“法庭之友”制度简介三、“法庭之友”与相关制度的区别四、美国“法庭之友”制度与我国司法环境的可兼容性五、我国建立“法庭之友”制度的构想一、概述起源于古罗马法的“法庭之友”制度被引进到普通法系尤其是美国国内法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该制度对     

“法庭之友”制度的基础与运行机制——以吴英案为中心的分析

"法庭之友"制度的构建、运行及其功能发挥需要司法的独立与权威、有赖于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成熟的社会组织的支撑。在民众广泛参与、理性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下,出现了社会精英主导舆论走向、主流意见趋于统一、舆论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的发展趋势,这就为"法庭之友"制度的建构提供了舆论结构基础。"法庭之友"制度有助于疏通政治渠道、凝聚民意、弥补法官知识的缺陷、分担法院责任、推动法律发展,因而具有促进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制度功能。"法庭之友"制度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院通过尊重、评价、吸纳机制所给予的司法支持。"法庭之友"制度在凝练主流民意、优化舆论环境、构建信任基础和消解政治压力方面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国情,合理定位"法庭之友"的功能、框定适用范围、界定合适主体、构筑严密正当的程序,建构中国特色的"法庭之友"制度。     

国际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意见书接受标准的完善

法庭之友制度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投资仲裁的正当性危机。虽然仲裁庭接受法庭之友意见书的权利已为普遍认可接受,但实践中对于法庭之友参与标准的解释存在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问题。现有投资规则对于法庭之友参与投资仲裁的规定并未形成明确、系统的考量方法,特别是对利益要素和独立性问题的考察在条约实践和仲裁实践中都存在较大分歧,导致法庭之友参与投资仲裁得不到制度保障而缺乏可预测性。仲裁庭在考量是否接受法庭之友书面意见时,应当同时满足"公共利益"与"重大利益"双重标准。此外,不宜采用过于严苛的的标准来判断法庭之友的独立性,以避免对法庭之友参与投资仲裁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制度的借鉴与创制——"法庭之友"与专家法律意见

"法庭之友"制度有助于法庭作出符合社会公正价值愿望的裁判,提升司法民主化,已成为英美对抗制诉讼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存在与其完全相同的对应物,但是中国司法民主化的其他形式历来有之,近年来流行的法律专家论证意见书与美国"法庭之友"书状在制度价值、论证内容、法律地位等方面具有共同性,我们应当借鉴"法庭之友"制度的成功经验.将我国专家法律意见制度规范化.     

心理学与司法决策:美国心理学会法庭之友辩护状的启示

美国"法庭之友"制度的盛行,为心理学家直接介入具体的诉讼案件提供了法律途径.介绍了美国心理学会通过向上诉法院特别是向最高法院提交法庭之友辩护状,为法官提供有关的心理学理论知识与经验研究结果以帮助其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有关法律问题,从而影响司法决策的运作概况及效果,评述了借鉴"法庭之友"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意义,以及美国心理学会法庭之友辩护状的运行对于我国增强司法能力建设的启示.     

“法庭之友”制度的探究与启示

以规范人的社会活动为目的的法律与以追求人的真善美为目标的文学,两者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文学视域中的“法庭之友”制度,深刻揭示法律不是“本本中的法律”而是“行动中的法律”。“法庭之友”制度进入到司法环节并适用于个案诉讼程序,对促进公正司法、提高司法民主具有重要价值。“法庭之友”制度在价值取向、制度模式、诉讼地位上与中国专家法律意见制度具有共同性,但两者在参与主体、论证内容、提请程序上存在差异性。可通过借鉴“法庭之友”制度的精神和价值理念,建构规范中国专家法律意见制度。     

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庭之友"制度

"法庭之友"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已经触及并引起争议的一个新问题。作为一种有助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民主化和透明化的措施,虽然法庭之友制度引发了理论上的诸多争议,但实践中,法庭之友已逐步参与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之中,并促使DSB对这一制度进行引导和规范。     

DSUS机制视野下的"法庭之友"制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DSU机制)运作至今,在实践中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法庭之友"陈述在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正是问题之一。WTO成员国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是否可以采纳"法庭之友"制度一直存在争论。"法庭之友"制度在DSU机制中缘何存在并发展,本文从实证和理论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为我国如何对待"法庭之友"提出了应对之策。     

美国“法院之友”制度研究

“法院之友”制度是美国法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中,有“法院之友”介入的占很大比例,而且很多判决中都援引了“法院之友”书状的意见。本文首先考察了“法院之友”制度的历史轨迹,系统地介绍了政府“法院之友”、中立的“法院之友”和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法院之友”的运作概况,评判了“法院之友”制度的利弊得失,提出了借鉴“法院之友”完善我国现行法院制度的初步设想。     

法庭之友:发现真实的扩展与限制

发现真实是诉讼的真谛。对抗制是英美法系发现案件真实的最佳选择,却也可能歪曲案件的真相。法庭之友有利于矫正对抗制的弊端,帮助法官发现案件真实,实现司法正义,已成为对抗制并蒂难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庭之友极大地扩充了法官发现案件真实的制度空间,同时,法庭之友与特定的证据制度的结合又可能阻碍案件真实的发现。法庭之友就是在与真实发现的扩充与限制中发展与兴盛起来的。     

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对海关行政处罚证据制度的借鉴

民事诉讼与行政处罚在认识过程与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决定了二者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相互借鉴。海关行政处罚的现有证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原来民事诉讼法中证据的相关规定。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制度作了很多修改,尤其是强化了当事人举证的责任,使得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更进一步。本文结合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内容以及民事诉讼中原有相关证据规则,对海关行政处罚现有证据制度不足与潜在风险进行了分析,提出应借鉴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修订的内容修改原海关行政处罚证据制度。     

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传闻证据规则源自英美法系,目的是排除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以保障当事人权利及诉讼公正。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精神在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有一定的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大多落空。传闻证据规则是适应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和陪审团审判制度而生的,其纷繁复杂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他国家对该制度的借鉴。但该规则可以促使证据规范化和精细化,促使证据链条的形成更合理、更科学,保障诉讼公正、高效进行。在我国法制日渐完善的今天,如何合理借鉴国外的传闻证据规则,成为细化我国证据规则和摆脱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诸多缺陷的关键点。     

新刑诉法技术专家质证规则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及新近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中技术专家的出现将会对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的质证产生很大影响.技术专家对刑事诉讼质证具有很强的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技术专家质证规则包括一般性规则、原理性规则、程序性规则.这些规则应当达到的效果包括司法与社会两个方面.     

“民事证据裁判原则”辨识

证据裁判原则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原则。受刑事诉讼法理论的影响,证据裁判原则也在民事诉讼中被人们所提及。但基于民事诉讼的特定语境——民事纠纷性质、实体法属性、纠纷当事人关系、民事诉讼规范体系的特定性,证据裁判规范的要求就具有了与刑事诉讼法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其例外情形、原因及发生机理也有所不同。基于民事案件事实揭示的机理和民事诉讼法强调"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作为原则的意义和地位远不如刑事诉讼。对于如何认识证据裁判的规范地位和意义,无论是民事证据规范文本的规定,还是人们对例外情形的认识,都存在着一些误识。误识的主要原因是脱离了民事纠纷的特性,按照公法思维而非私法思维去认识证据裁判的意义。文章就此进行了澄清和辨析。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认定而言,更重要的是自由心证原则。     

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

法院是民事纠纷的裁判者 ,裁判权是其最基本的职权 ,然而 ,在围绕着这一职权的行使而展开的一系列程序中 ,又衍生出诸多权利 ,如程序控制权、程序事项裁决权、调查取证权、释明权、事实认定权等。程序控制权和程序事项裁决权是法院控制诉讼的发生、发展和终止的节奏和方式并对程序争议事项进行裁判的权力 ;调查取证权、释明权和事实认定权作为法院的三大审理权 ,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是有所区别的。笔者认为 ,在我国 ,法院不应通过职权干预调查取证 ;释明权作为一把双刃剑 ,应正确把握和运用 ;而事实认定权的行使 ,则必须通过建立一套科学的证据规则 ,以确保法官心证的公开化和客观化     

“推定”和“视为”之语词解读?——以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为样本

立法层面观察,"推定"和"视为"语词频繁适用于我国法律规范中。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两语词表达的分别是法律推定和法律拟制制度。然而,以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为样本进行分析,却发现"推定"和"视为"语词并非与法律推定和法律拟制相对应:"推定"大多表达法律推定,但也表达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视为"大多表达法律拟制,但也表达推定制度和注意规定。立法层面法律推定、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语词适用的混乱状态必将导致司法层面对于"推定"和"视为"语词的解读困境。因此,应当在厘清法律推定、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本质的基础上,用统一、明确的语词进行相应的制度表达。     

论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关系之重构

我国现在缺乏系统的行政证据制度,实践中行政机关只得照搬《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证据规则。行政活动追求效率,把诉讼证据规则简单地移植到行政程序中,在理论上和行政实践中都会产生冲突,因此,应当由《行政程序法》规定符合行政行为特点的行政证据制度,一旦行政证据制度得以确立,在行政诉讼中,法官就应当根据《行政程序法》的证据规则来审查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行政证据的规范就应当寿终正寝了。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关键问题探讨

随着2013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我国正式确立了刑事诉讼领域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虽然在民事诉讼领域已推行了13年,但实践经验乏善可陈,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又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拟对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回应,以期对该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顺利实施提供参考借鉴.首先讨论的是对鉴定意见审查质证的本质问题,其次是专家辅助人的功能及其遴选问题,第三是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属性及其管理问题.